2008年1月28日，聯合國反腐敗大會第二次締約國大會在印度尼西亞召開。對這個國家來說，此次會議有著特殊的意義——就在前一天，86歲的印尼前總統(tǒng)、高居世界銀行“貪污腐敗富翁榜”榜首的蘇哈托因病去世了。在情緒激動的印尼人眼里，蘇哈托之死和反腐大會的接踵而來，似乎是對印尼的嘲弄。

更具諷刺意味的是，1月28日也是“世界大屠殺”日。世界主要人權組織紛紛發(fā)表聲明，呼吁“調查蘇哈托政權的暴行，紀念印尼大屠殺中的受害者”。

“腐敗”和“屠殺”這兩個詞，毫無疑問已是蘇哈托墓志銘上洗刷不掉的污點。

生命結束，清算開始

自從1月4日蘇哈托因貧血和水腫入院接受治療開始，圍繞他病情的起伏，病房外上演了一出政治連續(xù)劇。當1月11日醫(yī)生宣布他“失去知覺、生命垂危”時，這幕政治劇一度達到了最高潮。

在特護病房外的走廊里，有一臺懸掛式電視機。畫面中不斷播出印尼總統(tǒng)蘇西洛呼吁全國人民為蘇哈托祈禱的新聞。不久，畫面又切換到另一位前總統(tǒng)瓦希德。他苦口婆心地勸說民眾：“雖然蘇哈托犯了一些錯誤，但他也為這個國家做出了偉大的貢獻。”

就在兩位政要相繼發(fā)表“寬恕”言論的同時，透過醫(yī)院的窗戶，可以看到，醫(yī)院門外已聚集了一大批憤怒的民眾。他們手執(zhí)“將蘇哈托繩之以法”的標語，要求彌補自己的創(chuàng)傷，并為死去的親人討回公道。

就在這些針鋒相對的爭議中，1月27日，蘇哈托的心臟停止了跳動。

1月28日，一場莊重的國葬在蘇哈托的老家、印尼爪哇省梭羅城的家族陵墓里舉行。那是一個樹木環(huán)繞、幽靜漂亮的墓園。一棟三層建筑的陵墓坐落在小山丘上，蘇哈托的妻子茜蒂·哈蒂娜也葬在其中。

蘇哈托的生命完結了，但對他的清算，才剛剛開始。

印尼政界人士對新加坡《聯合早報》的記者說，國葬之禮只是對“印尼發(fā)展之父蘇哈托”的一種義務：“必須尊重這位老人，他在民間享有一定的尊重。一旦這位老人病逝后，情況也就跟著改變了。”現在，放手追查蘇哈托家族貪污案的時機到了——根據印尼法律，如果犯罪嫌疑人去世，其家人必須就其罪行繼續(xù)接受檢方的指控。

1月初，印尼總檢察長亨達曼·蘇潘吉拒絕了蘇哈托家人和朋友提出的銷案請求。他明確表示，如果獲得印尼總統(tǒng)蘇西洛的授權，檢方可以和蘇哈托家屬達成庭外和解，但條件是蘇哈托的子女必須向國家償還貪污所得。

蘇哈托家人轉而向蘇西洛總統(tǒng)請求特赦蘇哈托，但蘇西洛拒絕了。“透明國際”駐印尼主任盧比斯認為，蘇西洛可以為病危中的蘇哈托祈禱平安，那是對后者在經濟建設方面貢獻的感謝，也是考慮到蘇哈托在軍政兩界門生無數，牽一發(fā)會動全身。但是，蘇西洛不可能輕言“赦免”，因為這會觸怒深受腐敗之害的人民。盧比斯推測：“蘇哈托的六名子女可能要受到追訴。”

有人寬恕，有人追究

在蘇哈托病重和死后，主持家族大局的是蘇哈托長女西蒂·哈迪揚蒂·魯瑪娜。“父親已回到真主那里去了，我們請求，如果他犯有任何過失，請原諒他的這些過失，希望你們寬赦他的過錯。”然而，作為蘇哈托32年獨裁統(tǒng)治的既得利益者，作為蘇哈托貪污的300億美元的繼承人，魯瑪娜的要求顯然無法得到公眾的響應?；卮鹚氖茄偶舆_街頭的躁動。憤怒的抗議人群從全國各地涌來，越聚越多，“懲治蘇哈托”的標語隨處可見。

1998年5月21日，印尼陷入金融危機的深淵，經濟遭受重創(chuàng)，蘇哈托帶著對權力的無限留戀被迫辭職。“如果一定要我下臺，好吧，沒有問題。但問題是誰能夠勝任？”同年11月10日，數十萬印尼人聚集在雅加達國會大廈門口，強烈要求調查蘇哈托家族的財產。國會被迫接受了民眾的要求。12月5日，印尼最高檢察院第一次向蘇哈托發(fā)出了傳票。

 
隨著調查的深入，蘇哈托親屬五花八門的斂財方式，震驚了全印尼：

蘇哈托本人建立和領導了7個基金會。他要求全國的企業(yè)每年必須向這些基金會交納扶貧基金，同時，國家公務員也必須向基金會捐款。這些錢大多落入了蘇哈托家族的腰包里。

蘇哈托的夫人茜蒂·哈蒂娜，用各種名目為她控制的幾個基金會募捐，每一筆募捐款她都提成10%。巧合的是，她名字的發(fā)音和英文的“ten”相近。她因此有了“提成夫人”、“10%夫人”的綽號。

蘇哈托的三子三女，在印尼所有大型經濟建設項目中都占有股份，一般都在20%左右，總額高達200億美元。其家族因而被人稱為“20%家族”。

蘇哈托的長孫控制全國的藥品進口，所有藥品都要貼上他印制的500盾印花稅，才能拿到市場上出售。他因此被人們譏諷為“印花孫子”。

印尼是丁香生產大國，但農民們不能直接把丁香出售給政府，而必須以低廉的價格賣給蘇哈托子女設立的收購部門，再由他們高價賣給政府。

……

下了臺的蘇哈托知道，他遭清算的日子不遠了。為了逃避法律的制裁，他始終以身體狀況欠佳為由拒絕出庭。案件因而越積越多，他的身體也越來越差，對他的絕大多數指控都只能堆在法官的辦公桌上。健康問題，成了蘇哈托“非常好用的政治工具”。

而對家人來說，蘇哈托的死也未嘗不是一個好用的政治工具。在東方人的觀念中，死者為大，寬恕一個死去的人，總比赦免一個活人更容易讓人接受。正因如此，蘇哈托長女請求人們寬恕她父親的舉動，顯然別有深意。

在蘇哈托的家鄉(xiāng)爪哇島，人們普遍被感動了。當地人認為，是蘇哈托讓印尼一舉成為“亞洲四小龍”之一。“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我們能感覺到生活每一天都在好轉，我們都感謝他，對他的逝世感到惋惜。”一名爪哇居民這樣說。

但是，更多的印尼人無法原諒蘇哈托的腐敗。一位大學教授一針見血地說：“六七十年代是亞洲經濟集體起飛的時代，不止印尼，馬來西亞、新加坡、韓國、中國香港都是在那個時候起飛的。這是大環(huán)境使然，并非蘇哈托一人之功。相反，如果不是蘇哈托貪污無度，印尼經濟就不會在1998年的金融風暴中一蹶不振。他的統(tǒng)治就像是黑社會和黑手黨，破壞了印尼的國會、法律和政治制度，讓軍隊和警察變成他的私人工具，而人民只是他的屠殺對象。他的家族掠奪的財富，其實正是印尼人多年來失去的。”

以華人的鮮血為道具

蘇哈托鐵腕統(tǒng)治32年，也給華人留下了無數傷痛。從1965年的大清洗，到1998年的“五月暴行”，蘇哈托為了達到自己的目的，犧牲了50多萬華人的生命。

1965年9月30日，拉提夫上校和烏坦上校率領一批陸軍軍官，逮捕了6名軍方將領，強迫蘇加諾總統(tǒng)解散國會。時任印尼陸軍戰(zhàn)略后備部隊司令的蘇哈托渾水摸魚，宣稱這是一次“共產主義政變”，迅速平息了政變，并竊取了國家最高權力。這就是印尼歷史上著名的“九三○事件”。

次年3月11日，蘇哈托宣讀了一份“命令書”，宣告“在軍方的擁戴下”出任印尼“代總統(tǒng)”。軍權在握的蘇哈托宣布印尼共產黨是非法組織，開始在全國進行“清共運動”。“清共”持續(xù)了3年之久，50萬名“左翼分子”被殺，60萬人未經任何審判就被關進牢里。

其間，印尼軍方曾誣稱有9名大雅族（印尼高山原住民）長老被華人所殺，挑撥大雅人對華人的仇視。報仇心切的大雅人，在許多華人住所前放置盛有雞血或狗血的紅色土碗。這就是大雅人復仇的記號，任何大雅人見到紅碗，都有責任將屋里的人趕盡殺絕。

究竟有多少華人在“紅碗事件”中被殺？至今沒人說得出確切的數字。根據幸存者的陳述，至少有好幾個地方發(fā)生“屠村”事件。“溝水都變成紅色”，“大雅人殺華人，就像殺雞殺鴨一樣”。美國中央情報局曾把這段悲劇稱為“20世紀最慘的集體謀殺”。從此以后，印尼華人被禁止使用中文，不得取中國名字，不準開辦華人學校，不得進入政府部門工作……

32年后的1998年5月，就在蘇哈托政權行將就木的前夕，蘇哈托故伎重演。當時，一些印尼大學生舉行游行，號召進行民主改革。警察開槍射殺6名大學生，引發(fā)了全國范圍的大規(guī)模暴亂。眼看局勢即將失控，蘇哈托再次制造種族議題，宣揚“華人在偷盜印尼的財富”，指使親信率先掀起血腥的“排華”暴行，以轉移國內矛盾。一場反對蘇哈托的政治運動，隨即演變成了駭人聽聞的排華“五月暴行”。1200多名華人在騷亂中喪生，5000多座華人住宅和商店遭焚毀。

當時，印尼一個婦女組織的主席、華人奈達，在接受路透社記者的采訪時說：“雅加達的強奸案件是同時發(fā)生的，同一條街道上的華人婦女全都遭到強奸或遭到性騷擾。暴徒先是闖進房子里，如果他們發(fā)現有兩三名婦女的話，就會向年紀最輕的下手，然后再縱火燒房子，這是有組織的。就像采取一項集體行動一樣，每個地方所發(fā)生的強奸案都是這樣的……警察和軍隊近在咫尺，但對呼救聲置之不理。”

直到今天，盡管印尼總統(tǒng)一再說“‘五月暴行’是印尼歷史上最慘無人道的事件”，并宣布成立獨立委員會調查此事，但真正的主使仍逍遙法外——他就是蘇哈托長女的丈夫、印尼陸軍戰(zhàn)略后備部隊司令普拉博沃中將。

蘇哈托執(zhí)政32年，逾50萬華人遭屠殺——這是鐵的事實。倒在蘇哈托屠刀下的華人，幾乎都是已經加入印尼國籍的第二代甚至第三代華人移民，因此，是否追究蘇哈托的屠殺罪行，已屬于印尼內政，取決于印尼民眾自己的意愿。然而在歷史的記憶里，這一抹血色終難就此消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