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王勾踐臥薪嘗膽

東漢建安五年(200年)，東吳版圖的奠基人孫策在臨終前，將印綬交給其弟孫權并囑咐道：“舉江東之眾，決機于兩陣之間，與天下爭衡，卿不如我；舉賢任能，各盡其心，以保江東，我不如卿。”事實證明，孫權不負兄望，在弱肉強食的軍閥混戰(zhàn)時代，不但終其一生未失江東寸土，而且使基業(yè)不斷拓展，算得上一位成功的守業(yè)之主。也許正是因為這一點，陳壽在《三國志？吳主傳》中對其評曰：“孫權屈身忍辱，任才尚計，有勾踐之英奇，人之杰矣。”

在陳壽看來，孫權和勾踐都是能夠“屈身忍辱，任才尚計”的英雄豪杰。正是由于勾踐和孫權都曾忍辱負重，都能知人善任，都有殺害功臣之舉，都在戰(zhàn)略上使用過“美人計”等諸多相似之處，因此，史學界幾乎一致支持陳壽的看法，認為將孫權比作勾踐再恰當不過。然而，如果將此二人放回各自的歷史環(huán)境中，對他們的行為做一下客觀的比較，就會發(fā)現(xiàn)孫權在“屈身忍辱”和“任才尚計”方面和勾踐有著本質(zhì)區(qū)別，可謂小同而大異。

越王勾踐是中國古代“屈身忍辱”的典型代表。越王勾踐三年(前494年)，吳王夫差大破越師于夫椒，接著圍困勾踐及余部五千人于會稽山上。勾踐走投無路，派大夫文種求和于吳：“君王亡臣勾踐使陪臣種敢告下執(zhí)事：勾踐請為臣，妻為妾。”又曰：“愿以金玉子女賂君之辱，請勾踐女女于王，大夫女女于大夫，士女女于士。”也就是說，如果吳王夫差樂意，越國舉國女子都可以按“門當戶對”的原則去侍候吳國的男人。這樣，“屈身忍辱”的并非勾踐一人，越國所有君臣都將蒙受奇恥大辱！吳王夫差聽信諛臣太宰嚭答應求和后，勾踐果真偕妻子及范蠡等大臣三百人入?yún)菫榕?。勾踐不僅親自為夫差駕車養(yǎng)馬，甚至在夫差生病時主動嘗其糞便以診病情。

說孫權“屈身忍辱”，無非是因為他曾先后屈身事曹操和曹丕。建安二十二年(217年)，孫權為了避免將來因奪取荊州而陷入兩線作戰(zhàn)的危險，“令都尉徐詳詣曹公請降，公報使修好，誓重結(jié)婚(訂盟修好之意)”。不過，這種投降只是名義上的臣服，孫權在政治、經(jīng)濟、軍事、外交上都不受曹操節(jié)制。建安二十四年(219年)，孫權襲殺關羽后，深感山雨欲來風滿樓，更加屈降于曹操。黃初元年(220年)，曹丕篡漢，孫權馬上遣使奉貢，以表臣禮。黃初二年，孫權又遣使稱臣，并送還于禁等曹魏降將。但曹丕并不滿意這種有名無實的藩屬關系，遂向?qū)O權征質(zhì)子，即要求孫權以送兒子做人質(zhì)的方式來表達對魏國的忠心。孫權既不愿送兒子為人質(zhì)，又不愿陷入西、北兩線作戰(zhàn)的境地，只好使了個“拖”字訣。黃初三年，曹丕終于對孫權和稀泥的做法忍無可忍，遂遣三路大軍南下伐吳。此時吳將陸遜已經(jīng)大破劉備，取得夷陵之戰(zhàn)的勝利，解除了西線的威脅。于是孫權立即拔刀相向，魏吳臣屬關系從此破裂。

孫權比與勾踐，看起來好像是“五十步”與“一百步”的關系，其實不然。曹操打的是“天子”旗號，魏國又是代漢的正統(tǒng)。因此，孫權稱臣于曹魏，猶如地方稱臣于中央，算不得什么恥辱。只是對于孫權這樣一位欲奪天下的英雄來說，臣服于他所謂的“漢賊”，確實有損顏面。

“任才”不僅要重用人才，更重要的是善待人才。勾踐雖然能在難時重用人才，卻不能在易時善待人才。若無文種和范蠡的精心輔佐，勾踐基本沒有滅吳稱霸的機會和可能，但功成名就后的勾踐不但沒有讓這兩位蓋世功臣分享成功的喜悅，反而逼得他們或死或逃。勾踐滅吳后，范蠡自知“大名之下，難以久居，且勾踐為人可與同患，難與處安”，于是及時辭別勾踐，變易姓名，乘舟浮海逃到齊國。文種接到范蠡勸其速逃保命的書信后稱病不朝，沒來得及逃走就被勾踐賜劍自_殺。

孫權同樣也能重用人才，同樣也殺害過人才，但殺人的主觀原因和方式方法則不同。孫權殺害的最重要人才無疑是火燒夷陵、大破劉備的名將陸遜。但孫權在主觀上絕不是要兔死狗烹，因為當時孫權還未一統(tǒng)天下，魏、蜀還時刻威脅著吳國的安全，吳國還需要陸遜這樣的“良弓走狗”。而且孫權之所以害死陸遜，主要是因為以陸遜為首的一批大臣反對他廢嫡立庶(孫權欲廢太子孫和，改立魯王孫霸)。陸遜在如此嚴肅的問題上和孫權較勁，加上魯王黨羽楊竺等人的不斷譖毀，所以“權累遣中使責讓遜，遜憤恚致卒”。盡管孫權氣死陸遜有失英明仁義，但與勾踐賜死文種又不可同日而語。更重要的是：孫權氣死陸遜后追悔莫及：“吾前聽用讒言，與汝父大義不篤，以此負汝。前后所問，一焚滅之，莫令人見也。”若陸遜泉下有知，也該瞑目了。但勾踐不同，他逼死良臣已經(jīng)可恨，更可恨的是他殺賢害才時暴露出的麻木不仁的無恥心態(tài)。勾踐在逼迫文種自_殺時竟言：“子教寡人伐吳七術，寡人用其三而敗吳，其四在子，子為我從先王試之。”

說到“尚計”，勾踐最擅長的計謀莫過于“美人計”。越王勾踐三年(前494年)，勾踐兵困于會稽山，國破家亡之際，他馬上就想到了“美人計”。君臣一番謀劃后，竟派文種向吳王夫差求和：“愿以金玉子女賂君之辱，請勾踐女女于王，大夫女女于大夫，士女女于士。”結(jié)果由于伍子胥識破其計，力主滅越，第一次“美人計”沒有奏效。但越國君臣沒有氣餒，他們聽說吳國的權臣太宰嚭貪財好色，于是“飾美女八人納之太宰嚭，曰：‘子茍赦越國之罪，又有美于此者將進之。’”黃天不負有心人，第二次“美人計”終于有了效果，在太宰嚭的強諫下，夫差終于答應了越國的求和。后來，為了用女色迷惑夫差，以亂吳政，“越王勾踐得采薪二女西施、鄭旦，以獻吳王”。這是第三次也是民間最廣為流傳的一次“美人計”。

由此可見，勾踐為達復仇目的，不斷采用女色誘敵的手段，他每前進一步，都要以女色作為開路的利器，都要以犧牲越國女子的幸福作為代價。

孫權也曾使用過一次似是而非的“美人計”。說它似是而非，是因為嚴格地說，它實際是一場政治聯(lián)姻，并非傳統(tǒng)意義上靠女色迷惑對手的計策。赤壁之戰(zhàn)后，劉琦(原荊州牧劉表長子)病死，“群下推先主(劉備)為荊州牧，治公安。權稍畏之，進妹固好”。孫權同樣是向?qū)κ诌M獻女子，但與勾踐使用的純粹“美人計”又大不相同。勾踐進獻美女的主要目的是利用色相以迷惑和討好敵人，美女只是供人取樂的玩物；而孫權進獻妹妹的主要目的是利用結(jié)親以拉近和劉備的關系，其妹是劉備有名有分的妻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