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新發(fā)現(xiàn)的史料得知，張學良初步考慮采取捉蔣行動，應該是在12月7日。在這一天下午，張學良曾有一封急電直接發(fā)給葉劍英，說明蔣介石來，仍堅持剿共，故要葉火速趕來西安相商“要事”。

張學良與葉劍英相處一個多月，葉原本即是中共中央任命的代表，又具有相當能力和豐富經驗，故張對葉十分推崇。事變發(fā)生后他曾堅持要葉擔任東北軍、十七路軍和紅軍合組的抗日聯(lián)軍西北軍政委員會的參謀長。因此，張學良在有心發(fā)動事變之際，自然會希望盡快與葉相商。而這個時候，葉剛在兩天前致電張，說明他將陪同前去西安轉往新疆以便赴蘇聯(lián)就醫(yī)的王稼祥，于8日從保安動身，13日左右到達西安。從張學良接葉電后兩天沒有馬上復電的情況可知，5、6兩天他還沒有下如此重大的行動決心。張學良所以會在7日以急電方式要葉馬上趕來西安相商“要事”，明顯地是與他有意發(fā)動事變的情況有關。

但是，打算發(fā)動事變捉蔣，就此與中共代表相商，并不等于張這時已經下定決心并確定了行動計劃。因此，幾乎所有的著作和回憶錄都肯定，張學良不是在12月10日就是在11日正式決定于12日發(fā)動事變的。問題是，究竟是10日，還是11日呢？認為11日才最后決定行動計劃的比較少，其理由是，“蔣介石準備十二日離開西安”，他為此已經在11日晚舉行了一個“告別宴會”。因此，當宴會之后，張學良生怕蔣介石這一走再沒有機會實現(xiàn)其計劃了，于是才急急忙忙地趕到楊虎城將軍的司令部去，于午夜時分召集所有軍級將領，決定了發(fā)動事變的時間的具體步驟，然后迅速調集部隊開始行動。[16]

很難相信這種說法是的。因為，就連蔣介石自己也否認其11日晚的宴會是一次“告別宴會”。他明確說：當晚的宴會是他為“商議進剿計劃”而安排的一次“行轅會餐”。況且，說蔣介石第二天要走也不可信。蔣介石來西安前已明確認為，這次剿共行動一旦部署就緒，“預計將于二星期（至少一個月）可竟全功”。而此時，新的圍剿計劃尚未安排，張、楊兩部的問題亦未解決，加上張學良態(tài)度未稍轉變，蔣必不能將指揮此次剿共軍事之責托付于張，或者須另擇他人指揮，或者干脆自己親自指揮督戰(zhàn)。蔣固已考慮調派陳誠、蔣鼎文或衛(wèi)立煌等來負責進剿事宜，但這時亦未做好安排，如何會突然一走了之呢？[17]

另一種說法雖否認蔣介石第二天要走，但也認為張學良決定12日凌晨發(fā)動事變的時間是在11日午夜前后。理由是蔣介石11日晚宴時與張學良商定，第二天發(fā)布第六次圍剿紅軍的命令，而張已下決心不參加剿共，故他約了楊虎城于當晚急急忙忙在再度出席西安的晚宴后，決定次日凌晨采取軍事行動，并分頭作了部署。[18]同上面的說法一樣，此說也仍有讓人生疑之處。試想，11日晚張學良等赴臨潼參加蔣之會餐，除了吃飯以外，還要“商議進剿計劃”，當時西安至臨潼乘車即要半小時以上，再加上商議的時間和吃飯的時間，即使蔣介石的晚宴于傍晚6時以前開始，張學良等回到城里至少也要晚上八九點以后了（孫銘九回憶張回到城里的時間是“晚八時許”，多少接近）。而這時城里，以張學良和楊虎城兩人的名義，也舉行了一個較大規(guī)模的宴會，宴請來陜各軍政大員。因此，張學良等參加蔣會餐的將領，趕回城后，還要參加城里的那個宴會。如此下來，等到張學良要與楊虎城商量兵變事，自然也要到午夜時分了（邵力子回憶他參加張學良的宴會，“十二時許才回省政府后樓就寢”，當屬可信）。此后距事變之發(fā)動至多不過三四個小時，又要與楊商量，又要召集重要將領開會說明，又要向下級軍官布置行動步驟，又要調動軍隊由城里前往臨潼……任何一個環(huán)節(jié)出現(xiàn)問題都會使當天凌晨的行動落空和敗露。因此，說張學良事到臨頭才匆忙決定發(fā)動事變，且定在三四個小時之后即行動，毫無疑問是難以讓人接受的。

事實上，比較合乎邏輯的說法是10日晚或11日白天。張、楊兩部當時比較了解內情的孫銘九、劉多荃、王菊人、宋文梅等人的回憶，均可為此提供一些佐證。如張學良當時的衛(wèi)隊營營長孫銘九回憶稱：11日上午張學良告訴他說，已與楊虎城商妥次日行動。張之一0五師師長劉多荃也明確講，張學良是在10日晚召集東北軍高級將領和主要行動負責人，具體部署行動計劃的。楊虎城機要秘書王菊人的回憶更具體一些，他說：“十二月十日晚，張、楊對于扣蔣的意見，已完全一致，并已決定于十二日拂曉立即行動。”到11日上午，張、楊二人又在張學良官邸商量兩次，至下午確定了共同行動的具體部署。[19]由于此一行動十分重大，且須東北軍和十七路兩部密切配合，不能稍有差池，故絕非一時興起，幾小時之內可以完成一切商量、籌劃、部署、動員及行動過程的。因此，說張、楊10日確定了行動日期，之后至11日白天曾幾度秘密具體商議完成行動部署，似較合理。

關于這一點其實還可以證之以11日晚發(fā)生的兩件事。一件即是11日晚張學良、楊虎城邀請來陜中央各軍政要員赴宴之舉?？紤]到第二天凌晨即將發(fā)動事變，如果以為頭天晚上張、楊舉行這樣的宴會純粹只是一種巧合，怕是難以想象的。兵不厭詐，這是兵家常用之計。在臨發(fā)動事變幾個小時之前通過這種方式麻痹對方，同多數兵家刻意把突然襲擊的時期選在節(jié)假日里，都是出于相同的考慮。另一件事是張學良當晚在應蔣意外之召赴臨潼面蔣時態(tài)度之尷尬與緊張。張、楊有意在西安城內安排了11晚的宴會之后，突然得到蔣介石赴宴邀請，這不免使張、楊感到格外緊張。楊虎城、于學忠兩人之所以借口西安的宴會不去臨潼參加具有“商議進剿計劃”這樣重要內容的“行轅會餐”，多半也是以防萬一的一種準備。盡管如此，張學良還是有些不安，其緊張之態(tài)甚至連蔣介石都有所覺察。蔣在當天的日記中寫道：“漢卿今日形色匆遽，精神恍惚，余甚以為異。”[20]不難想象，如果照11日夜蔣宴會之后張才趕回西安與楊商定次日晨發(fā)動事變的說法，張此時當如前此一樣神情自若，不致如此緊張以至無法掩飾。比較合理的解釋是，由于張學良十余小時之后就要發(fā)動事變，蔣介石這時意外召見，其言行舉止難免有些不自然，故給人以“形色匆遽，精神恍惚”之感。

無論如何，依照張學良事后三次公開講述他在12月9日晚為學生游行問題與蔣介石發(fā)生激烈爭執(zhí)的情況，可知蔣介石當時對學生的態(tài)度對張精神上的刺激相當大。[21]7日張已有心對蔣采取行動，準備與葉劍英商量，但葉由陜北來，路上最快也要五天時間。鑒于張沒有再打電報催促，估計張當時有再等幾天的準備。然而，9日的爭執(zhí)之后，張學良已經再也不能忍受了。因此不等中共代表到來，獨斷獨行地開始與楊虎城商量捉蔣計劃，并著手部署。正因為準備倉促，因此當11日晚蔣介石突然召見時，才不免有些神經過敏。[22]

3．西安事變何時發(fā)生？蔣介石何時被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