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5日，葉劍英離開西安返回陜北保安，張學良曾有親筆函件轉致中共中央，其中不僅詢問中共下一步行動計劃，而且特別對中共接取蘇聯(lián)援助的情況，以及蘇聯(lián)對援助西北抗日軍隊的態(tài)度，表示關切。此中含意如何也許不難了解。看起來張學良鑒于勸蔣無效，楊虎城及其同志會中人又一致主張激烈，他已經(jīng)不能不考慮向蔣介石做最后的抗爭了。問題，萬一自己與蔣翻臉，蘇聯(lián)能否給予他所需要的援助？至少，在張學良看來，這個時候還沒有準備與蔣對抗的條件。因此，他還下不了決心究竟應當走哪一步。關于這一點可以從11月中旬他對毛澤東來電的答復中看得很清楚。當時因紅軍寧夏戰(zhàn)役失利，[7]紅軍主力被中央軍圍攻于甘北一隅之地，形勢危殆，毛澤東專門來電詢問張學良有無辦法停止蔣介石的進攻。張學良就此考慮再三，卻絲毫也沒有想到發(fā)動西安事變的問題。他提出的方法仍舊是純粹防御性的。據(jù)他告訴劉鼎說：對蔣介石破壞紅軍寧夏戰(zhàn)役計劃，他尚無好的辦法。他考慮到的出路有三：第一為出神木；第二為出直趨綏遠抗日前線；第三為經(jīng)過去紅二十五軍老路，出河南繞陜南，再兜圈子回陜北。直至11月25日，他仍舊無法決定行動計劃，以致不能不要求中共中央“早決大計”，以免軍事形勢更形惡化，因為他作為西北“剿總”副總司令，又有蔣介石本人的嚴厲督促和蔣手下人在旁監(jiān)督，實在沒有辦法總是延緩對紅軍的進攻了。

張學良何時開始決心采取主動的呢？從文獻上看，應該是11月底了。當時，蔣正策劃綏遠抗戰(zhàn)，張借機于11月27日直接上書蔣介石，再度提出調(diào)東北軍前往綏遠參加抗戰(zhàn)的要求，希望以此來根本延緩西北的內(nèi)戰(zhàn)，滿足東北軍抗日的要求，同時便利接通蘇聯(lián)和外蒙，取得援助。但正如張學良在其回憶中所說的那樣，他的抗日要求再次落了空，因此心中再種“惡緣”，“憤怒不已”。[8]恰在這時，張學良又得知蔣下令逮捕上海救國會領袖沈鈞儒、鄒韜奮、章乃器、李公樸、王造時、沙千里、史良等七人，宣布查封各種反對剿共和主張抗日統(tǒng)一戰(zhàn)線的救亡報刊。此舉更進一步反映出蔣介石對國內(nèi)各界抗日要求的敵視態(tài)度，張學良對此焦心如焚。

時至于此，張學良終于決心采取一些行動了。只是，直至11月30日為止，張學良顯然仍舊沒有確定事變的方式和最后行動的時間表，還想能通過迫使蔣接受東北軍北上綏遠抗日來達成根本轉換西北形勢的目的。據(jù)劉鼎這一天來電稱：對于中共方面強烈要求王以哲所率部隊停止繼續(xù)推進的問題，張學良同意盡量使軍隊停止下來，但強調(diào)不能長期停頓，還請紅軍要盡速設法。但張學良表示，從各方面看，一二月內(nèi)定有變動，紅軍只要能設法牽延一二月，則西北之聯(lián)軍可成矣。[9]此電之前面半段話仍是如前此一樣告訴中共，因命令所關，變動困難，處于被動地位的東北軍長時間不進兵是不可能的，意即戰(zhàn)爭一時還無法因他張學良的努力而長期停止。故毛澤東次日在給彭德懷等人的電報中，對張電的解釋也僅僅是：張學良承認盡力使全線停止，但又謂無法長停，似蔣尚不愿取長期守勢，我軍仍須一面整理，一面準備作戰(zhàn)，再打一仗則大局定了。一二月后綏遠西北全國有起較大變化可能，張學良建議我軍熬過一二個月。[10]

此電固然說明張已在設想一兩個月后解決問題，實現(xiàn)與紅軍前議之西北大聯(lián)合，但考慮到這時距蔣介石到西安來，只有四天時間，距離西安事變也只有十二天時間，可以想象，張這時即赴洛陽面前蔣介石前夕，尚無明確的誘蔣扣蔣方案，他多半是在考慮最后一次向蔣進諫，決心不達目的不止。若再失敗，則要準備與蔣翻臉了。相信“張、楊早蓄劫的陰謀”的學者，顯然認為張學良此時前往洛陽就是以騙蔣去西安為目的。李云漢先生即明確肯定“張學良于十二月二日前往洛陽晉謁蔣委員長，聲稱西安將有變亂，情勢已迫不及待，請求蔣公親臨撫慰”，蔣對此深不疑，因而再赴西安。張魁堂先生也繪聲繪色地把蔣介石去西安說成是張學良用激將法的結果，稱：當談話中蔣介石聽了張學良的批評后，勃然色變，厲聲說：“你的責任就是剿共，不許到綏遠抗戰(zhàn)，若要不然，就把你換掉”。張學良回答說：“東北軍的士氣，打日本可以，打內(nèi)戰(zhàn)，難；除非蔣委員長去訓訓話，安慰和鼓勵他們。”蔣介石聽后即對張學良說：“我可以去臨潼每天請一桌客，借此機會輪流和東北軍將領談話。”[11]

張學良是12月2日單人單機飛往洛陽見蔣的。姑且不論張此行是否真的抱著賺蔣來西安的目的，僅以11月30日張尚無立即發(fā)動事變的計劃，還在讓紅軍自己想辦法牽延一兩個月時間，說僅僅兩天之后就立改初衷，迫不及待地要誘蔣而擒之，多少有些不合情理。事實上，根據(jù)劉鼎這時的報告，張此次赴洛陽面蔣，仍是為了當面陳述其11月27日請求援緩的理由，并無請蔣來陜之意。而且，李云漢和張魁堂兩先生這里也均沒有舉出任何有說服力的史料來證明他們的說法是可靠的。[12]

張學良12月2日赴洛陽多半并無誘蔣來西安意圖的情況，也可以從其他一些史實中看出來。就在張學良赴洛陽的前一天，即12月1日，他得到毛澤東11月30日電，告訴他葉劍英一周后將再來西安與他共同商量兩軍行動“新步驟”。顯然，如果張學良此時有計劃賺蔣來西安生擒之意，他沒有理由不復電要求葉盡快回來?？墒牵髦~計劃一周之后才從保安動身，到達西安可能要到12月中旬以后，卻并不介意，僅復電表示：“雨蒼（即葉劍英）兄來甚歡迎”。從后來臨近發(fā)動事變張學良急電要葉火速前來的情況看，可以判斷，他如果此時已有誘蔣來陜和發(fā)動事變的具體打算，他是不會對葉的行期毫不介意的。

同樣，12月2日，即張臨上飛機前，他還曾叮囑劉鼎電告中共中央赴洛意圖，同時要劉將蔣介石新的“剿共”部署報告陜北中共中央，稱12月10日國民黨軍隊各部將全部按新計劃部署完畢。張學良提請中共方面“立即準備作戰(zhàn)”。此電亦說明張學良這時仍估計12月中旬以后，包括東北軍在內(nèi)的國民黨軍隊，可能會對紅軍展開大舉圍攻。換言之，張此時尚不存在立即對蔣采取行動，使進攻迅速停止下來的明確打算。

綜上所述，在蔣介石12月初到西安來之前，張學良多半還沒有就何時行動及如何行動作好準備，因此，恐怕不能說張是有預謀有計劃地把蔣騙來西安生擒的。當然，實事求是地說，在蔣介石來西安之前，張也確實有一張大致的時間表，甚至包括采取行動的方式，他也多半已有所設想。因此，12月12日的西安事變，也不是一時頭腦發(fā)熱，毫無準備的行動。

2．張學良什么時候決定發(fā)動西安事變的？

張學良最初是在什么時候開始決定要發(fā)動事變“捉蔣”的呢？關于這個問題，目前有各種不同的說法。如前所述，張學良下決心采取“捉蔣”行動，至少在12月4日蔣介石到了西安之后。問題是在哪一天？有人認為是12月7日下午張學良在臨潼與蔣介石談話勸說失敗后，一回西安就決心“捉蔣”，8日即與楊虎城“初步確定兵諫計劃”。[13]有人認為是12月10日下午張、楊“研究了捉蔣方案，做出了最后的決定”。[14]有人則認為遲至12月11日晚張、楊才秘密會談，決定對蔣實行兵諫。[15] (責任編輯：陳冬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