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視婦女的守節(jié)，其目的無非是為了“激發(fā)天良”，讓漢族男子盡忠清朝皇帝罷了。

“里”的名稱，后來往往被“坊”所取代，這個坊其實就是防的意思。春秋戰(zhàn)國之后，一個民族能夠在一片土地上待上近千年這種事情就很少了，老百姓聚居往往是各種民族成分都有。特別是每個新王朝的建立，它在規(guī)劃建設(shè)的時候，往往注意把戰(zhàn)亂時期融合在一起的各民族居民區(qū)分開來，然后用一道道圍墻隔離起來，叫做坊墻。一個大城市通常都是由一個又一個彼此隔離的坊組合起來，坊墻中央設(shè)有門，就被稱之為坊門了?！段簳?middot;世宗本紀》上面就記載：“景明二年（501年）九月丁酉，發(fā)畿內(nèi)夫五萬人，筑京師三百二十三坊。”

唐代以后，隨著城市文化的高度繁榮，早期統(tǒng)治者對坊的嚴密控制就不那么厲害了。由于封閉的里坊顯然不適合商業(yè)和手工業(yè)的發(fā)展，于是坊墻被取消了，居民可以在路兩旁開店了，坊門變成了只有柱子橫梁而沒有門戶的開放性建筑。這是中國古代城市規(guī)劃思路的一大轉(zhuǎn)變。

這些坊大抵在規(guī)劃之前就取好了名字，這些名字往往又隱含著統(tǒng)治者對民眾的期望。比如唐代長安城由街道劃分出來的一百零八坊，坊名不是叫做群賢坊就是親仁坊，這些坊名的匾牌懸掛于坊門上讓下面老百姓進進出出的時候都能看見，教化意味之濃可以說是不言而喻的。這種做法很快就形成了中國建筑一個有趣的模式，這就是牌坊。

牌坊作為坊門的演變物，當然也保存了坊門的旌表功能。但是為什么會在明清兩代大為盛行呢？清代歷史學家趙翼在《陔余叢考》的“旌門法式”一條中就透露了這個秘密：“旌門之式，舊最繁重……皆官為建造也，今制應(yīng)旌表者官給銀三十兩，聽其家自建。”就是說，原來明清兩代的旌表，官方是很配合，主要有個名目由頭，并且通過審核了，官府會撥給三十兩銀子，其他的款項再由受旌表之家自行籌措。

單純從建筑美學來說，中國的牌坊也是大有可觀的。今天的建筑學家陶德堅女士就曾在《牌坊——中華文化的一種載體》中寫道：

牌坊不僅具有標志和旌表作用，還是構(gòu)成建筑空間，加強公共建筑群體序列和軸線作用的建筑處理手段，由于牌坊本身能使視線穿透，所以用它來圍合的空間較之中國建筑習用的用圍墻和建筑來圍合的封閉的庭院來得通透、開朗和活潑，所以自從有了牌坊這種建筑類型后，在學宮廟宇等前面，往往都用牌坊來組成一個學前廟前廣場。……牌坊出現(xiàn)以后就使中國的建筑序列增加了可理解性，因為牌坊是可容視線穿透的，將牌坊組合到建筑序列中或建筑序列的端點，均有增強序列效果的作用。例如北京昌平的明長陵有長達七公里的神道，一座六柱五間的巨型石牌坊作為神道的起點，人們在未進入神道之前，就透過牌坊看到了遠遠的明樓和寶頂，這樣長的軸線一下子就被收入眼底，設(shè)想如將石牌坊換成一座山門，就不可能出現(xiàn)這樣的效果。所以明清以來，在陵墓、廟宇、學宮、社壇、苑囿等等公共建筑中，用牌坊來增強空間的藝術(shù)效果是很常用的手法，而且保存至今的也最多。

近現(xiàn)代史上，很多人對于中國牌坊文化很不感冒，動輒斥之為封建殘余，恨不得拆之而后快。我個人覺得其實大可不必，這種建筑的功能其實和現(xiàn)代的紀念碑沒有什么兩樣。

明代的牌坊中，用來表彰女人雖然也不少，但是表彰男人的更多一些。大抵是地方用來鼓舞人才的，其名目以科舉（狀元、進士……）和高官（尚書、御史……）牌坊為主。而到了清代了，這種情況簡直顛倒過來了。在這里我可以舉兩個縣在明清修建牌坊留存的數(shù)字——

一個是江蘇蘇州的《吳縣（今蘇州）志》記載的情況，明時吳縣境中共有牌坊123座，其中科舉高官的占99座；到了清代，牌坊113座，其中節(jié)孝坊有87座。該書的撰者是很以當?shù)氐呐品恢酁闃s的：“觀坊之多而知風化之美，觀巷之多而知民居之密，坊與巷俱以多為貴，而巷多又不如坊多之可貴，所以然者，民欲其庶欲其富又欲其善，國有旌典所以勸善也，建坊以資觀感，庶巷處者悉興于仁也，斯二者亦以資觀感豈僅備稽考乎。”不過據(jù)最近的資料，現(xiàn)在蘇州的牌坊已經(jīng)被拆得沒剩下幾座了。

另一個則是浙江省的鎮(zhèn)?？h，明時50座牌坊中，高官、科舉的占34座；清時49座牌坊中除孝子、樂善好施2座牌坊外，其余47座全被貞女節(jié)婦占去了。

當然，也有例外，比如清代的常州府是個出人才的地方，歷年考中進士的人很多，地方的崇學之風非常濃郁，因此根據(jù)光緒五年（1879年）重修武進《陽湖縣志》中附有余文鉞繪的武進陽湖縣治圖，我們可以看到從常州府大門前的“中吳要輔”牌坊起，至天禧橋頭的甲戌牌坊止，糖葫蘆似的共串了24座牌坊。這些牌坊表彰的不是科舉高中者，便是曾在朝廷出任高官的，至于貞女烈婦們的牌坊，那是一座也擠不進來。

所以我們大可以實事求是地得出這樣的結(jié)論：明朝的統(tǒng)治者雖然為守節(jié)的寡婦豎立起貞節(jié)牌坊，但是這些貞節(jié)牌坊無論從規(guī)模還是數(shù)量來說，都是無法和紀念名人的功德牌坊相提并論的。從今天所留存下來的明代的貞節(jié)牌坊可以看出，它們往往孤獨地立于旁角邊地，而不像功德牌坊可以當街橫跨，牌額有廣闊的空間。

大家也許很疑惑，怎么會是這樣呢，明代不是道學家理學家最多，封建禮教最吃人，貞潔烈女最多的么？這就要談到明清兩代統(tǒng)治者法統(tǒng)道統(tǒng)合法性的問題了。

明王朝是朱元璋建立的由漢人主導的國家政權(quán)，而清王朝則是女真族自滿洲入關(guān)建立起來的以滿人為主導的國家政權(quán)。因此，漢人在明王朝為自己的君王盡忠是理所當然的，而相反，在清王朝為君王盡忠從春秋大義上就說不大過去了。征服一個政權(quán)可以依靠武力，至于征服人心那就是路漫漫其修遠兮了。所以原來在明代興建得很紅火的功德牌坊一下子就消停下來。清代的統(tǒng)治者在這點上很是頭疼，于是就打起女人的主意了，對女人守貞守節(jié)明令旌表的熱心程度是明王朝拍馬也趕不上的。

我們不妨翻翻《大清圣祖仁皇帝實錄》，僅僅在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一年之間，被閻崇年老師大大褒揚的一代明君康熙大帝就褒獎了9個貞潔烈女：

二月壬午：旌表江寧烈婦，戴有功妻薛氏，拒奸殞命；烈女，孟行可女閨姐，拒奸自盡，各給銀建坊如例。

二月乙未：旌表陜西烈婦吳氏，拒奸殞命，給銀建坊如例。

四月庚午：旌表河南烈女，鄭維德義女喜孜，拒奸殞命；湖廣烈婦，任邦畿妻何氏，拒奸自盡，各給銀建坊如例。

五月王子：旌表直隸烈女，張耿女張氏，拒奸自盡；陜西烈婦王氏，拒奸殞命，各給銀建坊如例。

十一月乙卯：旌表河南烈婦孫氏，拒奸殞命，給銀建坊如例。 (責任編輯：陳冬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