溥儀特赦后只活了8年，就被腎癌奪去了生命，從時間看比50多年的前半生短了許多倍，而從生命的意義看，卻勝過前半生不知多少倍。在我們共同生活的5年半里，我們有甜蜜的戀愛，幸福的婚姻和在病痛中互相照顧的溫暖與體貼。

真誠相愛

溥儀有一次與外賓談話時情不自禁地說：“1962年五一節(jié)，我和李淑賢建立了我們溫暖的家，這是我生平第一次有了真正的家。”這確實是他的肺腑之言。

溥儀出生在中圍第一封建家庭，3歲登基，至此失去家庭的溫暖，包括親生父母在內(nèi)的任何人面見他時都必須磕頭請安，自稱“奴才”。然而他也是人，有血肉之軀，有七情六欲，追求家庭幸福和天倫之樂。他的這一和普通人一樣的愿望正是在他的生活中出現(xiàn)了我以后才實現(xiàn)的。

溥儀當(dāng)過皇帝，而我卻是個普通護士，然而我們真誠相愛。說起來也不怕大家笑話，溥儀這個人好像離不開我似的。我每次上街，他有空就一定陪我，或把我送到公共汽車站，晚上下班，也常常會看到他已在車站上等著了。每逢輪到我值夜班，溥儀都會幾次電話打來，或直接找到醫(yī)院，無論如何總要到我所在的值班室待一會兒。有時拿件衣服、送把傘或買點兒吃的東西送來，往往要到趕末班車的時候才肯回家去。

我每次上街或外出購物，如果飯時未歸，溥儀沒有一次拿起筷子先吃，無論怎樣晚也一直等我。政協(xié)發(fā)的影劇票，我常因身體不適而不能去觀看。我不去，溥儀也不去。當(dāng)我知道正是他非常喜歡的京劇時，動員他自己去看，他卻說：“把你自己留在家里，我的心不踏實。”

溥儀對我的疼愛之情，在兩個單位的同事之間是眾所周知的，比如我們一起出席宴會，他見我很少伸筷，便會不顧眾目睽睽往我的小碟里夾菜，弄得我很不好意思。有一次，我跟他商量想買輛白行車，上班或購物都方便些，溥儀堅決反對。他說騎車不安全，果真買了車，他連覺也不用睡了，得急瘋了。

我所在的關(guān)廂醫(yī)院位于朝陽區(qū)，而我和溥儀一直住在西城區(qū)。每逢天氣下雨或下雪，溥儀都不顧道遠路滑，從西城到東城接我。1963年夏天，一場暴雨下來，大街小巷積水竟有幾尺深，汽車都無法通行。那天我是卷起褲腿、光著腳上班的，溥儀很不放心，到了下班時間便拿了傘匆匆趕到醫(yī)院，可是我已經(jīng)從另一條道回了家，路上還聽人們議論：“有人趟水掉進了陰溝，溝口上還橫著一把傘呢！”我心里就犯嘀咕：“可別是溥儀呀！”等我慌慌張張地推開家門，溥儀果然不在，我又轉(zhuǎn)身沖進大雨之中。終于在一條馬路上遠遠地看到了他，只見他像一個剛從水里撈出來的人，正高興地沖著我喊：“千萬注意下水道口——沒有蓋！”原來他去醫(yī)院沒接到我，很著急，以為我一定是被雨截在什么地方了。往回走的路上，忽然發(fā)現(xiàn)一處沒有蓋的下水道口已被雨水漫過，從表面上完全看不清楚。他知道這是我每天上、下班必經(jīng)之地，怕我走到這里不注意而滑下去，于是，寧可張著傘守在旁邊。關(guān)于這件事，溥儀在1963年8月14日的日記中有8個字的簡略記載：“晚，雨。接賢，賢已到家。”

我常常感冒，每次溥儀都當(dāng)成一件大事，在日記上逐日記載病情的發(fā)展，護理我更是耐心周到。有一次我夜間發(fā)燒，他一宿起來五六次，摸摸我的前額，為我準備好退燒藥品和開水。

凡人俗事

我們戀愛的時候，溥儀每次見面總是穿一套筆挺的制服，分頭也抹了發(fā)蠟，亮光光的，給我的印象似乎他很注意修飾、打扮。其實，這不過是遵照五妹夫老萬的叮囑，在搞對象的時候“裝裝相”而已。

我和溥儀結(jié)婚后才發(fā)現(xiàn)，原來他這個人并不講究穿衣戴帽，從不張羅添新衣，國家經(jīng)濟困難時期，他總把發(fā)給自己的布票全部交還國家。婚后他仍是阻攔我給他買衣服，總說：“小妹啊，還是少給我買衣服，夠穿就行了。”平時，溥儀連皮鞋也不穿，有一雙隨腳的布鞋他就滿足了。

有人以為溥儀在宮中時，吃飯有御膳房伺候，每餐一百多樣菜，當(dāng)了公民以后也總比別人要講究些吧？其實不然，他很隨便，也很儉樸。結(jié)婚初期我家不起伙，溥儀和我都在本單位食堂吃。直到1963年6月搬到東觀音寺以后，才逐漸添置一些鍋碗瓢盆，每逢星期天自己動手在家里做。

兩人吃飯往往總要剩一點兒，溥儀不許扔掉，下頓總是搶著吃剩飯，還不讓我吃：“你胃口不好，我胃口比你好。”他說，糧食是農(nóng)民辛辛苦苦種出來的，一粒粒麥子積起來，實在不容易。

溥儀喜歡吃西餐，我們有時到莫斯科餐廳或東安市場內(nèi)的和平餐廳吃一、兩次西餐。每次他都征得我同意后才去。去了也不浪費，兩人吃一頓飯不過花三四元錢而已。至于住的地方，溥儀一點兒也不挑剔，我們婚后就在溥儀的獨身宿舍內(nèi)臨時安家，有一間臥室，一間客廳。有一次，我和溥儀一起到政協(xié)秘書處連以農(nóng)處長家閑坐，連處長說：“你結(jié)婚了，現(xiàn)在住的房子太小，一定不習(xí)慣吧？”溥儀說：“我覺得還很不錯嘛！”他講，宮里的房子很多很大，但天地狹?。滑F(xiàn)在的房子雖小，卻天地廣闊，因為是兩個世界呀！

1963年6月我們搬進西城區(qū)東觀音寺新居。這里是洋式平房，我們住著兩間臥房、兩間客廳、一間飯廳和一間衛(wèi)生間，此外還有廚房、庫房、傭人房和寬敞的走廊。院落里長著松樹、柏樹、梨樹、海棠樹以及榕花樹等等，盛夏之季繁茂無比。我們就在這清靜、幽雅的環(huán)境里一直住到溥儀去世。

社會交往

特赦后的溥儀生活在20世紀60年代的中國社會里，接觸方方面面的人，人們怎樣看待這位特殊身份的人物，而他又怎樣對待別人呢？

溥儀有了許多的“同事”，對他來說，這也是新鮮事。在植物園的一年里，溥儀和俞德浚、田裕民、胡維魯?shù)阮I(lǐng)導(dǎo)建立了深厚的感情。植物園主任俞德浚20世紀40年代曾在英國愛丁堡大學(xué)專攻植物學(xué)，是園藝界知名專家。溥儀得到他親手贈送的學(xué)術(shù)專著《植物園手冊》以后，認真研讀，寫筆記，采標(biāo)本，真擺出了要鉆進去的架式。植物園黨總支書記田裕民早年當(dāng)過紅軍，負過傷，立過功。他常把溥儀帶到自己家里，讓他從家庭藏書中挑選喜歡讀的借回宿舍去看，有時還會拿出新購藏的清代文物與溥儀一同鑒賞，兩人成了知心朋友。胡維魯是20年代入伍的老紅軍，新中國成立后任公安部隊大校，他和溥儀在一個院子里居住，早晨起床后一起練太極拳，周末又同乘植物園的車回城度假，兩人友情甚篤。 (責(zé)任編輯：陳冬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