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信片中的清末中國 

　　　　一個叫做姚文棟的文人在回答日本人詢問“興亞”的時候所說的：大抵亞洲局勢，中國為主，日本輔之如第為中國計，則地廣財豐，一面頻海，戰(zhàn)守皆便，原不必有資于日本。

　　　　1862年，日本人高杉普到中國上海訪問，回國后寫下的《游清余話》中輕蔑地斷言“支那固陋而自滅”，但是，他也提到日本應當強化東亞的一體性，并用了“唇亡齒寒”的中國成語。這種輕蔑和連帶的雙重意識，后來確實長期并普遍存在于日本上下，到了明治二十年代，隨著維新的成功和國力的增強，日本迅速膨脹的大日本主義，就把中國看成是“半開化”的、“落后的”，對現(xiàn)實中國的輕蔑多過了對古代中國的依戀，前引芝原拓自對日本輿論的調查就表明這一點。而中國人其實也感覺到了這一點，像李筱圃《日本紀游》記載東京博物院拿中國煙具、破燈、舊兵器等作為“中國物”展覽，黃慶澄《東游日記》記載長崎商人所說的日本當時對中國尊敬之風的消歇和蔑視之風的開始，都清楚地表明了相互的警覺。然而中國對日本也一樣有著莫名其妙的蔑視，一個歷史悠久而且文化傳統(tǒng)相當固執(zhí)的帝國，它長期而普遍地停滯在天朝大國和朝貢體制的想象中，在它的歷史記憶中，日本并不是一個平等的國家而是“蕞爾島夷”，同樣，在普遍的觀念世界中，“亞洲”也不是一個實質性的區(qū)域而是地理學上的一個詞匯，畢竟在傳統(tǒng)中國觀念世界中，日本朝鮮東南亞以及南亞諸國都是一樣的“四夷”。

　　　　古代中國遺留的歷史記憶并不是什么值得夸耀的東西，它使得清帝國在未戰(zhàn)敗時對日本充滿了毫無理由的自負和驕傲，在已戰(zhàn)敗后對日本又充滿了相當深刻的忌憚和艷羨。不過，這種記憶是歷史的存在，它使中國人在面對西方的壓力時，不是“中體西用”就是“西體中用”，它在價值和文化上的認同空間是“中”或者“西”，并不很會考慮建構一個相對于西方的“亞洲”，或者建構一個可以互相認同的“同文同種”。因此，亞洲主義在很大程度上是日本的“亞洲主義”，而不是中國的“亞洲主義”，這個作為西方的“他者”的“亞洲”，也只是日本想象的共同體，而不是實際存在的共同體。特別需要提醒的是，日本對于中國來說，不僅并沒有被作為感情上認同的對象，就連對日本的理智學習和仿效，也只是因為日本既是一面鏡子，這面鏡子折射的卻是西洋的文明和富強，又是一個轉運站，轉手販運的是西洋的新知。因此，盡管日本成了學習和效仿對象，可是中國人卻并不覺得日本和自己有什么特別的天然的血緣關聯(lián)，也不覺得“亞洲”是一個有連帶性的空間，中國知識傳統(tǒng)中的“天下”觀念，使中國知識人有一種世界主義或普遍主義，“東海西海，心同理同”，他們傾向于認同一個中心和一種真理，而且中國很習慣于把自己的視野擴展到整個天下。因此，當西洋以其富強崛起，那么，中國又很容易就承認西洋的途徑就是普遍適用的途徑。然而，對于日本的興盛，他們覺得這只是因為日本比中國早一步接受了西學西法而已。

　　　　薛福成《籌洋芻議》（1879年）已經指出日本“仿行西法，頗能力排眾議，凡火輪、舟車、電報及一切制造貿易之法，稍有規(guī)模，又得西人之助，此其自謂勝于中國也”，但是他還是認為中國經濟實力、器物械具和人口三方面都超過日本，只是“自強之權在中國，即所以懾服日本之權，亦在中國”。梁啟超在維新還沒有失敗的時候，也只是說日本學習西方變法，可以是中國效法的對象，“吾以泰西為牛，日本為農夫，而吾坐而食之，費不千萬金，而要書畢集矣”。后來，裘廷梁的《白話叢書》中的《日本志略》也說道，中國儒教書說的，都是古時事跡，對現(xiàn)在的事情論說極少，但是日本卻處處學泰西，對現(xiàn)在的事情有辦法，十三頁上說到，“凡歐洲所讀的書，日本人沒有不讀的，從此以后萬萬不會受別國的欺侮”。怎么辦？就是像日本一樣，學習西方，一時不能迅速地學習西學，那么也可以權宜方便地從日本轉手販來，仿佛“假道滅虢”那個典故一樣。而顧鳴鳳在1900年所寫的《三十年來吾華人崇尚各種西藝》一文中，提到中國自強應以日本為師，因為學習西文很難，“中日兩國既屬同文，華人之學東文，較學西洋語言文字事半功倍”，又說“日本維新而后，凡西政西藝各種有用書籍，均經譯為東文，大稱美備”。到了再晚些的賀鑄，就對朋友說道，“日本維新之初，醉心歐化，幾經沖突，乃成為今日之日本。中國風氣初開，正所謂醉心歐化之時，乘其機而利用之，而慎防其弊，使東西政法皆得效用于我，以自成為中國之治”，還勸另一個朋友的五公子“既通東文，當專習歐文，歐文為群學根本，通歐文乃能乘酣呈怪，大放厥詞，專恃譯書，局促如轅下駒”。那個頗出名的王闿運并不懂這個道理，倒在光緒二十九年（1903）的一份奏折上批評時人，“名為西學，實倭學也”。其實說起來，這話應當反過來說，當時看上去雖然滿眼都是倭學，其實都只是轉手從日本販來的西學。到了更多的人可以直接從西文學習真正的近代之術時，就仿佛老話里說的“過河拆橋”或古語中說的“舍筏登岸”，這個借力的橋板和擺渡的舟楫，就可以不要了。

　　　　中國知識人可能也有根深蒂固的天下主義。作為一種文化資源，這種歷史淵源極深的天下主義，可能轉化為接受普遍真理和普遍價值的世界主義，引申出價值上的一元主義，把西方“先進”、“文明”和“富強”當做全球普遍追求的路向，從而迅速地認同另一種文化和制度，但也可能延續(xù)著鄙夷四裔唯我獨尊的民族主義，卻引申出通過近代化而富國強兵，從而俯視天下的雄心。在這種歷史記憶和傳統(tǒng)觀念的影響下，盡管有些人對于原為“蝦夷”、“倭寇”或“島夷”的日本，會有權宜的親和之心，會有熱烈的學習之意，但是從根本上卻不會有所謂“同文同種”的心底認同。光緒元年（1875）二月二十五日，丁日昌上書告誡朝廷，“日本國變峨冠博帶之舊習，師輪船飛炮之新制”，要中國注意這種變化，而翁同龢則只是說，“陰而有謀，固屬可慮，窮而無賴，則更可憂”，從鼻子里哼出的是不屑。何況在甲午之前，中國知識人中，一方面對日本還殘存了“倭寇”的歷史記憶，像薛福成就不僅在《籌洋芻議》中指出“日本人性桀黠，蔑視中國實有吳越相圖之心，其機甚迫，而其情甚可見也”，而且在代筆寫給朝鮮官員的信中一再告誡他們“倭人性情桀驁貪狡”、“近察日本行事乖謬，居心叵測”，而且分析日本是學習西法改革以后“庫藏空虛，國債累累，不得不有事四方，冀拓雄圖，以償所費”，所以不能不防；另一方面，天朝大國的歷史記憶卻始終不能忘懷，即使有亞洲地區(qū)共同體的觀念，也要以中國為主，就像一個叫做姚文棟的文人在回答日本人詢問“興亞”的時候所說的： (責任編輯：陳冬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