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國記者評孫中山鐵路計劃:比瘋子還瘋 缺乏常識

時間:2012-04-24 09:20來源:鳳凰博報 作者:金滿樓 點擊: 載入中...



孫中山考察京張鐵路 資料圖



1912年的下半年,在宋教仁積極籌備組黨、組織競選時,孫中山則正醉心于他的鐵路計劃。早在8月26日,孫中山在與同盟會籍參議員湯漪談話中即表示:“袁總統(tǒng)才大,予極盼其為總統(tǒng)十年,必可練兵數(shù)百萬,其時予所為之鐵路20萬里亦成,收入可決每年八萬萬,庶可與各國相見。至鐵路借款,須向歐美大銀行直接議借,不必由在京銀行團經(jīng)手,袁總統(tǒng)意欲中美聯(lián)盟,予不謂然。至首者地點,寧、鄂兩處最好。無已,則宜在開封,容當與袁力商”云云。

在京期間,孫中山曾與袁世凱密談多次,其中有一次即提及此事:“國家建設(shè)首在交通,兄弟打算在十年內(nèi)造筑鐵路廿萬里,望君能練成百萬精兵。如此,中國可達到富強境地了。”對于孫中山的倡議,袁世凱的回答是耐人尋味的,他微笑著說:“辦鐵路,我知先生是有把握的,若練成精兵百萬,則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袁世凱以練兵為出身,其中甘苦想必是身同感受的。

孫中山對鐵路的興趣與計劃絕非一時的心血來潮,這一次他是來真的。9月6日,孫中山前往張家口視察了由中國工程師詹天佑主持設(shè)計修建的京張鐵路并順道游覽了長城,3日后,孫接受了袁世凱的任命,負責(zé)督辦全國鐵路。

受命后,孫中山首先規(guī)劃了三大鐵路干線,其一由廣州經(jīng)廣西、云南、四川進入西藏,繞到天山之南;其二由上海經(jīng)江蘇、安徽、河南、陜西、甘肅、新疆到伊犁;其三由秦皇島繞遼東折入蒙古,直穿外蒙到達烏梁海。按孫中山的估計,在之后的10年內(nèi)修建這20萬里的鐵路,大概需要60億元資本。

革命因“保路運動”而起,而保路又因盛宣懷的鐵路大借款引發(fā),在經(jīng)濟民族主義依舊盛行、各方人士提及借債即談虎色變的情況下,孫中山提出修建鐵路乃民國當務(wù)之急、舉借外債更不應(yīng)因噎廢食,這無疑需要極大的勇氣。在孫中山看來,借洋債“有萬利而無一害,中國今日非五萬萬不能建設(shè)裕如”,但前提是,借外債必須“一不失主權(quán),二不用抵押,三利息甚輕”。

孫中山的想法固然是很好很善良的,但天上不會掉餡餅,世界上的好事也不可能讓一個人占了去。1912年7月4日,《紐約先驅(qū)報》記者端納(澳大利亞人,后擔(dān)任張學(xué)良的政治顧問并在“西安事變”中充當重要的斡旋人)在寫給莫理循的一封信中即對孫中山的規(guī)劃頗具微詞。大概在6月底7月初的某天,端納在上海拜訪了孫中山,談話中,孫向他提起自己的鐵路計劃,但又聲明暫時還不能公布。孫中山的話不說則罷,一說反而吊起了端納的胃口,于是他軟磨硬泡了好一陣子,孫中山這才走進內(nèi)室拿出一張6英尺見方的大地圖,并鋪在地上向他詳細介紹。

孫中山拿出的是一張包括西藏、蒙古和中國西部最邊遠地區(qū)的地圖,但在端納的信中,當時的情形卻是這樣描述的:“……從這張地圖完全可以看出,說明孫不僅是個瘋子,而且比瘋子還要瘋。他絲毫不講實際,缺乏普通常識,而且對他自己目前所倡議的事業(yè)缺乏最基本的概念。”

作為這次訪問的見證人,端納說孫中山“手持毛筆和一塊墨,不時隨心所欲的在各省和各屬地的位置上畫滿了許多線路。他用雙線表示沿著海岸線從上海到廣州的鐵路干線,又從那里穿越崇山峻嶺通往拉薩,再向西繞來繞去伸到西部邊界進入新疆,再穿出去到達蒙古。他的另一條干線是從上海經(jīng)四川再到拉薩。他還有一條線路是從戈壁沙漠的邊緣進入蒙古。其他幾條線路是通向北方、西北和東北的,各省都有很多支線”。

在端納看來,“孫所描繪的這幅地圖只不過是一幅怪誕的中國之謎。孫坐在地板上向我解釋他的大事業(yè)??粗谀抢?,使我想到他這幅樣子比什么都更能說明這位中華民國首任總統(tǒng)的不稱職了。——他發(fā)瘋了,為什么?并不是因為他畫了這幅地圖,因為只要有錢和充分的時間,他劃的每一條鐵路和更多的鐵路都可以建成,而是因為孫突然冒失的認為,由于他劃出了這些條鐵路線,外國的資本家就會給他足夠的錢把這些鐵路在五年到十年的時間里全部建成!”

端納說,當時孫中山問他:“您認為外國資本家會給這筆錢嗎?”他反問道:“條件是什么?”“啊”,孫說,“如果我們給他們以筑路權(quán)和由他們經(jīng)營鐵路40年的權(quán)利,40年期滿后將鐵路完整無償?shù)慕贿€給中國。”端納告訴他,除非有一個穩(wěn)固的政府,否則在一個人口最多的省份修建一條最實用、最有利可圖的鐵路,也沒有希望得到一文錢的外國投資。但讓端納大跌眼鏡的是,孫中山回答說,“政府穩(wěn)定與否有什么關(guān)系,只要各省同意!”

端納簡直被氣瘋了,他在信中恨恨的對莫理循說,“即使吉爾伯特和沙利文的喜?。獱柌厥怯鴦∽骷?,善于寫諷刺時弊的打油詩,以與作曲家沙利文合寫喜歌劇而聞名)中也從沒有比這樣更可笑的角色……我真想花100美元請人給孫畫張像,他坐在地板上,旁邊攤著一張地圖,幻想著10年后中國布滿鐵路線。從(越南的)老街到(中國)云南省的小鐵路就花了800萬英鎊。老天爺!一條從云南到拉薩的鐵路要花多少錢呢?這條鐵路究竟有什么用?除非要舉辦到世界屋脊去的夏季旅游,或者供有些人逃跑之用。”

端納把這幅地圖說成是“孫逸仙之夢”,他斷言,孫中山是成不了事的,而且他對這點早就知道——可那時他已經(jīng)被尊奉為大總統(tǒng)了。他記得議和時期有一次孫中山曾夸口說他要親自領(lǐng)兵到北京去,但端納問他財政問題如何解決時,孫中山“嗯”了一聲,然后一邊用拿破侖式的姿勢揮舞著手臂,一邊盯著端納表示他才不去考慮那些骯臟的錢,他說:“財政是我最后才考慮的問題!”端納簡直被氣瘋了,他認為此人不可能擔(dān)任任何需要常識的工作,更不要說擔(dān)任需要政治家度量的工作了。

說了那么多氣話之后,端納不得不在信中對莫理循說:“請您原諒我的憤怒情緒。因為我一想起這個狂人認為他可以在這個愚昧的國家里鼓吹排外主義、社會主義和十幾種其它的什么主義,并且認為只要他孫逸仙一揮手,全世界的資本家都會打開錢包,把金幣拋灑在中國的焦土之上。一想到這些我就怒火中燒。”最后,端納下了個結(jié)論,“他是個傻瓜”。

公道點說,端納與孫中山是兩種類型的人,端納講求實際,而孫中山先生是一個理想遠大的革命家,他并不善于或并不屑于從事過于實際的工作,他就像一個先知,告訴人們方向或許就能達到很好的效果,但一旦讓他從事真正的實際事務(wù),那恐怕就不能真正發(fā)揮他應(yīng)有的專長了??陀^的說,每個人都有不同的天分,把他放到一個錯誤的地方,當然會產(chǎn)生極滑稽的效果,特別當一個人地位越高時,這個笑點就越低。

孫中山提出給予外國資本家以筑路權(quán)及40年的經(jīng)營權(quán),這在當時無疑是一種石破天驚的言論,而且比盛宣懷的“大借款”條款恐怕要遭到十倍的攻擊。或許,孫中山真的在這個問題上鬧了笑話,但這并不是問題的全部,因為最關(guān)鍵的問題實際上在于,孫中山的身邊缺乏足夠多的專業(yè)幕僚,正因為他身邊的人才儲備過于薄弱,所以無法具備像袁世凱那樣掌控局勢的能力,而自古以來成大事者,非充分聚集人才所不能為也。

1921年后,孫中山在《建國方略》中提出了一個更宏偉的藍圖:10年內(nèi)給中國修建10萬英里(約16萬公里)鐵路,100萬英里(約160萬公里)公路。但直到1949年,全中國的鐵路加起來也不過2萬公里,而到目前為止(2011年底),全中國鐵路營業(yè)里程大概在8萬公里左右,公路通車里程在360萬公里以上??磥?,經(jīng)過近100年的努力,孫中山的公路計劃已經(jīng)實現(xiàn),但鐵路則勉強過半(似無此必要)。就事實而言,孫中山終其一生也沒有修建過一公里鐵路,也沒有修建一公里公路。

歷史學(xué)家茅家琦在《中國國民黨史》中說,“縱觀中外歷史,新舊政權(quán)交替之時,新政權(quán)得以鞏固,至少需具備三個條件:一位有力的權(quán)力運作系統(tǒng),統(tǒng)一指揮,令行禁止;二為強大的軍事實力支持,高效的暴力鎮(zhèn)壓系統(tǒng),以保持轄區(qū)內(nèi)社會秩序的穩(wěn)定;三為充足的財政實力的支持,以保障必要的開支”。盡管孫中山對端納說“財政是他最后才考慮的問題”,但事實證明,這更像是一種故弄玄虛的對外宣傳。

就在前往南京就任臨時大總統(tǒng)的前一天晚上,中國革命的老朋友宮崎寅藏來向?qū)O中山致賀,據(jù)說兩人有了這樣一段有趣的對話:“你能給我借上500萬元嗎?我明天要到南京就任大總統(tǒng)卻身無分文。”“我又不是魔術(shù)師,一個晚上去哪里弄這么多錢?”“明天沒有錢也關(guān)系不大。但你如果不保證在一周之內(nèi)給我借到500萬元,我當了總統(tǒng)也只好逃走。”

由此可見,孫中山對財政問題是相當敏感的,而事實上,他在回國之前已經(jīng)為借款做出了相當?shù)呐?,只是那些外國政府與資本家們過于的勢利,最終使孫中山無功而返,徒然以“革命精神”相搪塞。是的,革命精神是個好東西,但畢竟不能當飯吃,更不能生出錢來,而據(jù)張謇的估算,要維持南京臨時政府的正常運轉(zhuǎn),每年至少需銀一億兩,而在與孫中山長談一次后,他于當晚的日記中記了這樣一筆:“與孫中山談?wù)?,未知涯?rdquo;。

多年以后,張謇在紀念孫中山去世的演說中說,孫中山“為手創(chuàng)民國之元勛,且為中國及亞東歷史上之一大人物”,但他對那次的長談似乎印象頗深刻,因而又說,“與孫中山談?wù)?,知其于中國四五千年之疆域民族?xí)俗政教因革損益之遞變,因旅外多年,不盡了澈,即各國政治風(fēng)俗之源流,因日晨奔波危難之中,亦未暇加以融會貫通”。這無疑是一種委婉的批評了。

(責(zé)任編輯:鑫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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