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仙鎮(zhèn)
1142年初的隆冬季節(jié)，宋將岳飛遇害于風波亭。這一悲劇使他本人成為漢民族主義的高度象征之一，在身后贏得了僅次于關羽的戰(zhàn)神般的地位，并塑造了牢不可破的忠奸對立斗爭的神話。這給很多人一種感覺：假如當初朝廷公正，這樣的悲劇本來是可以避免的。不過事實也許恰恰相反，岳飛之死之所以成為悲劇，乃是因為它不可避免。
南宋初年的軍事形勢
幾乎所有岳飛的故事都暗示了一種可能性：假如不是奸臣當道，岳飛冤死，本來宋軍是可以收復中原的。這也是后人懷念、推崇岳飛的一個最重要的根本性假設。其中最著名的傳說就是岳家軍在朱仙鎮(zhèn)大捷后，迫于十二道金牌而放棄經營中原。
鄧廣銘早已證明：朱仙鎮(zhèn)以五百騎兵敗金軍十萬、十二道金牌等均非史實，而是岳飛之孫岳珂虛構出來的。岳飛的故事在流傳的過程中，實際上夾雜進了很多漢族人因憤懣而未能滿足的愿望。
但歷史事實往往更嚴酷。1140年岳家軍北伐的確取得了一些勝利，并罕見地在平原上以騎兵對陣決戰(zhàn)的態(tài)勢擊敗金軍，不過戰(zhàn)果其實頗為有限：如潁昌之戰(zhàn)金軍參戰(zhàn)有3萬騎兵和10萬步兵，而宋軍的戰(zhàn)果是殺敵5000，俘虜2000多，繳獲馬匹3000多匹；郾城之戰(zhàn)宋軍對陣金軍萬騎兵，戰(zhàn)果僅奪得戰(zhàn)馬200多匹；小商河之戰(zhàn)殺敵2000多。以上還是宋朝方面的記錄，當時國史大抵夸勝諱敗，不可盡信，但即使完全信任宋方記錄，看起來金兵的損失也遠未達到喪失反撲能力的程度。
而更困難的在于收復失地后能否長期堅守。中原地勢平坦開闊，最能發(fā)揮騎兵優(yōu)勢，而不利于步兵守衛(wèi)。宋軍幾乎90％都是步兵，這在冷兵器時代與騎兵對壘是一個難以克服的弱點之一。所以李綱才說：“自古中興之主，起于西北，則足以據中原而有東南；起于東南，則不能以復中原而有西北，蓋天下精兵健馬皆在西北。”當時宋軍約近20萬人，而其中大部分戰(zhàn)斗力遠不及岳家軍，要靠這支軍隊在野戰(zhàn)中徹底擊敗金軍并堅守住收復的失地，其難度是可以想象的。
即使是在嚴肅的歷史著作中，岳飛的悲劇長期以來也被描繪成南宋政局主戰(zhàn)和投降兩條路線斗爭的結果，而忠奸是毫不含糊的價值對立，沒有選擇的余地。這建立于一個假設上：抵抗到底，必定獲勝。
然而歷史上的困境往往在于：有時使盡全力也不能取勝，那么該怎么辦？勢弱的一方，通常選擇很少。歷代詬病宋高宗急于求和，與秦檜共為陰謀，盡管他的做法有可爭議的地方，但作為一個皇帝，他首先考慮的是趙氏王朝能一直維持不墜。南宋初年基本被動挨打，岳飛北伐的短暫突擊式的勝利，在高宗看來乃是為數不多的可與金人討價還價的籌碼，因此北伐是手段而非目的。
被低估的宋高宗
長期以來，宋高宗是一個在歷史上得到頗多劣評的皇帝，原因之一是他對待岳飛一事極不得人心。憤激者痛斥他喪心病狂地執(zhí)行投降路線，其原因是他貪生怕死、又貪戀皇位，不想迎被俘的二帝南歸，甚至暗示他受驚嚇不育，導致精神不健全。
這些指責在我看來很靠不?。?/p>
一、紹興七年（1137年）正月，金朝已向南宋通報宋徽宗死耗，而五年后才殺岳飛，因此不存在宋高宗擔心徽宗南返奪位的問題；欽宗也未必能動搖他當時的地位。
二、他已經是皇帝，何來賣國投降動機？
三、如果他一味執(zhí)行投降路線，那么岳飛一死，按說最大的障礙已去，金軍為何也無大舉進攻？
北宋滅亡時，康王趙構受欽宗蠟丸密信，為天下兵馬大元帥，星夜馳援。但他本人不久也被金兵俘虜，但伺機逃脫。之后戰(zhàn)亂中宋軍一路潰敗，趙構飽受追兵驚嚇，這一點也常被用以論證他的怯懦無能的性格缺陷。
然而宋徽宗31個兒子中，他是唯一的幸存者。賈志揚《天潢貴胄》中評說：“宋朝之得以復興，要歸功于趙構的逃跑。”當時如果他沒有逃跑，而是在北方戰(zhàn)死，那么可能會出現一個更糟糕的局面：女真人不是在17世紀，而是12世紀就征服中國了。
事實上在南宋，當時已經出現了不少冒牌宗室問題，如果沒有一個關鍵的純正血統(tǒng)的皇子形成一個政治中心，當時的南宋是很可能會崩潰的。從當時危亂的局勢來判斷，宋高宗有能力與金維持一個不勝不敗的分立局面，已經是一項極為艱巨的政治任務，而不必因為失地未收復就輕易對他加以激烈的指責。單就當時的政治任務而言，我認為宋高宗是一個遭到低估的政治家。
祖宗之法與岳飛之死
宋承唐末五代之亂，趙宋對驕兵悍將極為戒備。自建國始，直接領兵將帥不得參與軍政大計，以防止他們利用機會發(fā)動政變；而主管軍政大計的文官，雖有權調動軍隊，制定戰(zhàn)略決策，卻又無一兵一卒。1071年—1073年，王韶對西夏作戰(zhàn)，王安石力排眾議，付以王韶相機處理前線軍務的全權，決不遙制。取勝后，神宗也對王安石極為嘉獎，但對王韶隨即一再提出的向西夏本土進軍的建議，卻一直不予采納。從這些事例可以看出趙宋一貫的猜忌武將傳統(tǒng)，王安石進軍西夏本土與岳飛收復中原的建議，在皇帝看來都是臣下撈取政治資本的手段。宋仁宗時狄青功高，但仍遭貶黜，他問宰相文彥博外放原因，文答：“無他，朝廷疑爾。”（《野老記聞》）
宋廷在對武將壓制的同時，又一向加以優(yōu)渥待遇。正一品宰相料錢每月300貫，從二品的節(jié)度使卻有400貫；節(jié)度使的公用錢更驚人，每月3000貫至1萬貫，而岳飛建節(jié)兩鎮(zhèn)，月薪至少萬貫無疑。自高宗南渡，財政拮據，官員的俸祿只支1/3—2/3，“唯統(tǒng)兵官依舊全支”。這無疑也激發(fā)了岳飛效忠的決心。
高薪養(yǎng)兵的用意，在于使之樂于享受，而無政治野心。《史記·白起王翦列傳》載秦將王翦伐楚，出兵前再三向秦始皇要求賞賜大批良田美宅。有人不齒，王翦卻說：秦王慣常猜疑，如今將秦國所有大軍全交給了我，我不這樣做，難道讓秦王對我起疑嗎？
岳飛沒有老將王翦那樣洞察世故。我們后人在看待岳飛故事時，遭遇到一個強有力因素的影響：我們已經知道岳飛是個赤誠的愛國者。宋高宗和我們不同，他按照自己的邏輯，難以判斷岳飛是忠臣還是野心家。岳飛接近士大夫，又清廉自好，頗得軍心，能答出“文臣不愛錢，武臣不惜命，天下當太平”這樣的話，顯示出他是一個有遠大志向的人物，而雄心與野心常常是一回事。在宋高宗難以確認岳飛是否忠誠的情形下，他寧可錯殺。
岳飛的悲劇在于：他身居高位，但性格剛正清廉，對政治簡直毫無頭腦。他忠誠正直的一面曾使他成為高宗最欣賞的將領（南宋初年，岳飛是提升最快的大將），岳家軍番號正式改為神武后軍時，高宗親筆題寫“精忠岳飛”戰(zhàn)旗，賜白銀2000兩犒賞，以籠絡其心。后來岳飛眼看收復失地無望，表現得極為憤恨，稱病3個月，不肯復職，遭到李若虛嚴厲責備：“是欲反耶？……若堅執(zhí)不從，朝廷豈不疑宣撫？”岳飛顯然并未意識到自己這番舉動已遭朝廷疑忌，1137年秋又上書建議立皇儲，遭高宗訓斥，下朝后面如土色；1138年，再提增兵，反對議和，這更觸犯高宗忌諱。
岳飛不知政治顧忌，以為自己問心無愧，直言進諫，即使在當時朱熹看來，卻是“驕橫”了。岳飛在獄中聽一個獄子說：“君臣不可疑，疑則為亂。故君疑臣則誅，臣疑君則反。”不禁悲憤難當，然而只有大書“天日昭昭”四字，實至死未知這一猜疑也與自己平素沒有心機和政治覺悟有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