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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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誰能料到，一代偉人毛澤東的原始“學籍檔案”竟會完好無損地保存于湘西邊陲的芷江侗族自治縣檔案館呢？這件“養(yǎng)在深閨人未識”、具有近百年歷史的檔案，是如何在這座飽經(jīng)戰(zhàn)爭滄桑的小城幸存、并于近期才被撩去神秘面紗浮出水面的呢？

　　“國寶”驚現(xiàn)芷江

　　2006年初，按照省市檔案行政主管部門的要求，芷江侗族自治縣檔案館要申報省一級檔案館，晉級的一個重要條件就是必須編寫出版《檔案館指南》，將館藏檔案資料的主要內(nèi)容、特色及珍品如實反映出來。檔案館書記唐召軍承擔了這項光榮而艱巨的任務。

　　經(jīng)過一年的努力，《指南》已接近殺青。但他在校改其中的“館藏資料”篇時，發(fā)現(xiàn)初稿未能全面而翔實地展示該館數(shù)千卷（件）民國檔案資料的內(nèi)容與特色。他決意再進庫房詳查一次，希望有重大發(fā)現(xiàn)。

　　2006年 12 月 18 日，唐召軍又像以往一樣沉浸于卷軼浩繁的檔案中，當翻閱到民國資料教育類第 83 卷時，卷殼封面上的內(nèi)容摘要第 5項標注著“省師范職員學生一覽表施行細則”，其中“省師范”幾個字如磁鐵一樣牢牢地將他的目光粘住了。他想起開國領(lǐng)袖毛澤東青年時期曾在湖南一師求學，其中會不會有驚人發(fā)現(xiàn)呢？他懷著渴盼的心情，迫不及待地翻找著，卷內(nèi)目錄第 7號文件標題欄里赫然出現(xiàn)了“湖南省立第一師范學校職員學生一覽表”，文件標明日期為“1915年 8月”。見此，他精神一振。案卷里，封面上印有《湖南省立第一師范學校職員學生一覽表·民國四年八月》（以下簡稱《學籍檔案》）的小冊子映入眼簾。

　　這冊《學籍檔案》形成于民國四年八月，長 26 厘米，寬 15.5 厘米；為右側(cè)線裝、從右至左表格式豎排，對折式雙面印刷，每頁 22 行，連封面封底在內(nèi)共 28 頁；紙張已發(fā)黃，四邊稍有磨損，封面上部左邊沿有鋸齒狀破損，下部中間位置有長約 10 厘米的不規(guī)則通底裂縫，右側(cè)靠裝訂線處中下方有“胡臨川”三個毛筆書寫的大字。所有文字均為繁寫體，字跡十分清晰，保存十分完好，確是一冊十分罕見的原始學籍檔案。

　　翻看檔案，第一頁第一行為“湖南省立第一師范學校職員一覽表”，第二行為“職員一”。在“職員一”的花名冊設定表格第一行為“職掌（即職務）、姓名、別甫（即舊時文人的字、號）、籍貫、住址（即家庭住址）、通問處（即通信、問詢地址）”；第二行開始依次為“校長、學監(jiān)、庶務、管儀器、管印刷品圖書、校醫(yī)、書記”等十三名行政管理人員的個人信息表；第十五行為“職員二 ”，實際上是教學第一線的任課教員花名冊，至第三頁止，共有 46 名教師榜上有名，他們分別擔任“修身、國文兼講經(jīng)、教育兼實習、心理、倫理、國文、習字、英語、歷史、地理、數(shù)學、博物、農(nóng)業(yè)博物、物理、經(jīng)濟、圖畫手工、圖畫、幾何畫、樂歌、體操、拳術(shù)”等二十一門課程的教學任務?；麅灾?，他驚喜地搜尋到“徐特立”、“方維夏”的名字。眾所周知，徐特立是毛澤東主席一生最敬重的老師，當時他是“教育兼實習”課程教員；而早期馬克思主義者、革命活動家方維夏，時任一師“農(nóng)業(yè)博物”課程教員。
 

　　教員名冊下一頁是“湖南省立第一師范學校學生一覽表”，第二行為當年該校學生最高年級“四級一班”，第三行為“姓名、別甫、籍貫、住址、距校（即距離學校的路程）、通問處”的設定表格內(nèi)容，與教職員花名冊的內(nèi)容相比，學生花名冊少了“職掌”一欄，多了“年齡”和“距校”兩欄；第四行始為該班學生花名冊。然后依次為“四級二班，二級一班至五班，一級一班、二班，預科一班、二班”的學生花名冊。

　　終于在第九頁“二級三班”和十一行當中，“毛澤東、潤之、二一、湘潭、清寧鎮(zhèn)韶山、百九十里、湘潭銀田市長慶和號”等一溜大字驀然呈現(xiàn)。這說明偉人在湖南一師就讀時有 21 歲，家住湘潭縣清寧鎮(zhèn)韶山?jīng)_，與一師的距離有 190里，通信地址是湘潭縣銀田市（“市”應為集市之意）長慶和號。

　　唐召軍反反復復將小冊子看了三遍，才確信無疑:這就是毛主席在長沙求學時的“學籍檔案”！檔案中共有四個年級十一個班474 名學生，加上 13 名學校行管人員和 46 名教師，全校當時實有師生 533人。

　　他強抑內(nèi)心的激動，隨即把這一重大喜訊告訴了全館工作人員，迅速引起了轟動……

　　“學籍檔案”重見天日

　　毛澤東“學籍檔案”是如何在戰(zhàn)火的夾縫中在芷江得以幸存呢？

　　芷江，是湖南西部通往祖國大西南要道上的重鎮(zhèn)，歷來為兵家必爭之地。僅辛亥革命以來，軍閥就走馬燈似的在此混戰(zhàn)；而抗日戰(zhàn)爭從開始至 1945 年 8月結(jié)束，因這兒有占地五千畝的大型軍用機場，境內(nèi)駐軍云集，各種軍隊及軍事單位多達 220個，經(jīng)濟文化空前繁榮，縣城遠近聞名，有“小南京”之稱；也因為有機場，芷江又成為飽受戰(zhàn)火蹂躪、留下累累創(chuàng)痕的苦難之城。

　　從1938年 10 月機場修成以后，芷江就成了日機重點轟炸目標。抗戰(zhàn)后期，國民政府“中國陸軍總司令部”就設立于此，并成功指揮了“湘西會戰(zhàn)”，以日本侵略者的失敗而告終。1945年 8月 15 日，日本宣告無條件投降后，8 月21日，侵華日軍總司令岡村寧次派遣他的總參謀副長今井武夫飛抵芷江請降，為南京受降奠定了基礎。
 

　　同時芷江又是匪患猖獗之地，1949年 10 月 2日起，中國人民解放軍 47 軍140 師曾用了一年零 4個月的時間，才將匪患肅清。

　　在這樣紛繁復雜的局面當中，共產(chǎn)黨領(lǐng)袖的“學籍檔案”竟得以幸存，不能不說是一大奇跡！

　　學籍檔案封面上的“胡臨川”是何許人呢？眾人分析，應為該學籍檔案的原始擁有者。隨后在學生一覽表第十二頁的二年級五班第九行中得到了印證:胡臨川，別甫“登瀛”，年齡 22 歲，住址為芷江縣西鄉(xiāng)便水智字團溫樂人，通信聯(lián)系處為芷江縣城北街胡氏祠堂。

　　毫無疑問，學籍檔案是芷江籍學生胡臨川從湖南一師帶回的。但胡臨川為何許人，卻無人知道他的具體情況，遍查芷江史料，均無記載。那么該件“學籍表 ”又是如何由“尋常百姓家”進入芷江檔案館并得以妥善保管的呢？

　　帶著這一疑問，唐召軍經(jīng)過調(diào)查后認為，不排除有下列幾種可能:一是胡臨川本人或其子孫曾在國民黨政府組織或教育界任職，也可能是地方上有錢有權(quán)有勢的地主鄉(xiāng)紳，家族或家庭的所有財產(chǎn)，包括書刊報紙在內(nèi)，在解放初期被沒收充公了；二是該縣檔案館建立后，這些書刊報紙就被當成國民黨資料成堆成捆地移交到檔案館，沒有詳細登記，更沒有細看其中內(nèi)容；三是由于當時負責接收整理這批檔案資料的縣檔案館工作人員，雖然政治上絕對可靠，但因文化程度不高，以前從未接觸過檔案，經(jīng)過簡單培訓就“速成”上崗了，對什么是“檔案”，什么是“資料”分得不是很清楚；四是可能時間倉促，建檔時只看封面標題或落款，將接收進館的檔案資料按機構(gòu)名稱來分類，因而將該件檔案當成民國教育資料混裝成卷編號后，就“刀槍入庫”而不聞不問，以至于數(shù)十年過去才得以“拂去泥沙始見金”！唐召軍說，是因為編撰《指南》，這冊珍貴的毛澤東“學籍檔案”才得以重見天日，否則，不知還要在那浩翰的檔海里沉睡多少年?。ㄎ恼聛碓?《文史博覽》2008年第1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