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歷代的儒家學者中，孟子對民本思想的闡述顯得最為深刻。比如，他在評述“堯舜禪讓”這一歷史事件時，認為君主不能以政權私相授受，而是必須同時合乎天意（“天與之”）和民心（“人與之”），民心又是天意最根本的表達（“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因此民心之向背才是政權轉移的最根本原因（“得乎丘民而為天子”）。孟子關于民本思想的大膽言論在中國封建社會中起到了振聾發(fā)聵的作用，宋代理學家陸九淵和他的兄長陸九齡在談到孟子的這些言論時，曾有“曠古無此議論”的感嘆。 
  

    “清初三大儒”的一個共同點就是自覺繼承和發(fā)揚了自孟子以來的民本思想 
  

    明末清初時代，面對陵谷變遷的滄桑巨變，儒家知識分子開始以學術的眼光反思這一巨變背后的真實原因。在這一時期的知識分子中，王夫之和顧炎武、黃宗羲尤為后人所稱道，被稱為“清初三大儒”。在顧、黃、王的學術成就中，所共同的一點是自覺繼承和發(fā)揚了自孟子以來的儒家民本思想。黃宗羲著有《明夷待訪錄》，反對君權獨裁，主張“學校議政”，顧炎武贊許為“百王之弊可以復起，三代之治可以徐還”。王夫之在參與了南明永歷政權的抗清活動后，僻處于湘西深山，很少與同時代的學者往來，因此其學術成就鮮為人知，但是他以理性的精神斟酌歷史，所得出的結論卻與顧炎武和黃宗羲有殊途同歸之處。有學者認為，這是中國古代民本思想走向民主思想的開端，衡諸歷史，這一結論絕非是空穴來風。 

  
    王夫之以儒家民本思想為裁量標準，對中國封建社會的政治思想和政治制度進行了廣泛的批判 
  

    清初三大儒中，王夫之的政治思想以民族主義而見稱于世，他所著的《黃書》在清末的“排滿革命”運動中風靡一時，他本人也被章太炎推許為“民族主義之師”。但綜合各個方面來看，王夫之的思想根底其實還是儒家的民本思想以及人道主義精神。在對歷史的反復衡量過程中，他以儒家民本思想為裁量標準，對中國封建社會的政治思想和政治制度進行了廣泛的批判，這些批判是王夫之思想中的精華部分。 
  

    王夫之認同原始儒家的信念，認為“公天下”是政治思想領域的首要原則。他反對將一姓之興亡置于萬姓之生死之上，認為“天下者，非一姓之私也，興亡之修短有恒數(shù)，茍易姓而無原野流血之慘，則輕授他人而民不病”?！蹲x通鑒論》中有一條“社稷不存以能保民者為重”，這是王夫之引用史事對孟子“民貴君輕”說的具體闡釋。 

  
    王夫之通觀史事，對中國封建社會的專制政治制度也提出了批評。他認為政治制度的設計應該“循天下之大公”，而秦漢以后的帝王視天下為私產(chǎn)，所設計的政治制度無不是為了“遂一己之私”，對于這類不良政治制度，王夫之直斥為“孤秦”、“陋宋”。黃宗羲在《明夷待訪錄》中曾論及明朝的政治制度，認為“有明之無善治，自高皇帝罷丞相始”。王夫之與黃宗羲有相同的看法，他在《搔首問》一書中回顧歷史，指出自秦漢以來，更換宰相次數(shù)最為頻繁是唐高宗、唐昭宗和明崇禎皇帝，而這三人都是典型的亡國之君。在《讀通鑒論》中，王夫之進一步論證說：“宰相無權，則天下無綱，天下無綱而不亂者，未之或有。”在宰相負責制的基礎上，王夫之設想以君主、宰相和諫官三環(huán)相扣，形成一個相互制衡的良性運轉政治體制，從而可以將君主制的弊端降低到最低程度。他希望君主能“虛靜以統(tǒng)天下”，不要越出法律制度的范圍之外，這已經(jīng)近于一種“虛君制”的理想。這就比孟子“民貴君輕”思想更進了一步。 
  

    王夫之的思想中有著深厚的人道主義精神，他時時能深刻地感受到人民的痛苦，并以自己鋒利的筆觸為這些生活在絕望深淵中的人們發(fā)出吶喊和呼號。宋代以來，理學家高談仁義，在法律領域內(nèi)卻日益實行嚴刑峻法，甚至不斷有恢復“肉刑”的呼聲。針對這種反人道的說法，王夫之直率地指出，主張嚴酷刑罰的人其本意并不是痛恨罪惡（“惡惡之甚”），而是為了愉悅自己那見不得人的陰暗心理（“欲快其怒”），提出這些主張的所謂“儒者”已經(jīng)背離了儒家“仁者愛人”的基本原則，是披著儒家外衣的申韓法家（“申韓之儒”）。 
  

    王夫之的民本思想對后世產(chǎn)生重大影響，他也因此被人稱為“東方之孟德斯鳩” 

  
    民本思想是儒家學說中的核心觀念。原始儒家雖然不反對君主制，但也并不主張君主的絕對專制，而是強調君主要“敬徳保民”，“修己安人”，將民眾的利益置于政權的安危之上。在此意義上，孟子所謂“君輕民貴”的說法在先秦儒家中是常識而不是創(chuàng)見。秦漢之后，君主專制政體日益成熟，儒家的民本思想逐漸與這種政體發(fā)生抵觸。明太祖朱元璋就對《孟子》書中的這些民本思想言論感到如芒刺在背，并因此搞了一個《孟子節(jié)本》，成為歷史的笑柄。明末清初的知識分子痛感于絕對君主專制的政體不能抵御內(nèi)憂外患，從而提出了一系列的政治改革方案，將儒家傳統(tǒng)中的民本主義思想推進到了一個新的階段。作為其中的佼佼者，王夫之的民本思想對后世也有著重大影響。清末維新派志士譚嗣同稱王夫之的思想“純是興民權之微旨”；梁啟超認為王夫之的《黃書》和黃宗羲的《明夷待訪錄》具有同等價值，都蘊涵有“裁抑專制”之意；當代新儒家學者熊十力也在早年的著作《心書》中推許王夫之為“東方之孟德斯鳩”，認為“儒者尚法治，獨推王船山”。這里當然存在著有意無意的“誤讀”，但不可否認的是，王夫之的民本思想，對清末民初這批意圖打破封建專制主義“鐵屋”，為中華民族“鑿壁偷光”的仁人志士有著重要的推動作用。 

(責任編輯：鑫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