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杜元明

    新中國建立60余年來，經過老中青三代作家的共同努力，公安文學（含影視劇本）創(chuàng)作已闊步前進、頗具規(guī)模和熱度，惟獨公安文學評論依然步履蹣跚，冷冷清清。瀏覽公安內外的報刊，有關公安文學的評論文章，可謂寥若晨星。這是何故？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

    首先是對評論在文學中的地位和作用認識不足。本來，創(chuàng)作與評論好比是驅動文學行進的雙輪，或是文學騰飛的兩翼，二者是互為依存的。“文學”二字如拆開來看，“文”指作品文本，“學”就是關于文學創(chuàng)作的學問即理論研究，只有二者的有機結合，才構成完整的“文學”。作品文本是文學理論批評、研究的對象和基礎，而文學理論批評與研究則揭示文學創(chuàng)作的特征、規(guī)律，總結文學創(chuàng)作的思想性與藝術性的結合程度和成敗得失之經驗教訓，并提出發(fā)揚或改進之的意見，從而對創(chuàng)作起到引導、提升和助推、促進的作用，所以，二者是相輔相成、缺一不可的。正因為如此，黨和國家非常重視理論批評，黨中央的理論刊物《求是》雜志也刊發(fā)文藝評論文章，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出版《文學評論》雜志，中國作家協會除主辦文藝評論?？段乃噲蟆吠?，還在國家級的“魯迅文學獎”中設立了文學批評獎項。我們公安系統(tǒng)的群眾出版社也在其“啄木鳥文學獎”中專設了一項“評論獎”，我應邀為著名作家張平成名作《天網》寫的序就獲得過“啄木鳥評論獎”。但公安部的“金盾文學獎”卻只給小說、散文、報告文學等作品評獎，而不設“評論獎”，雖然有綜合性的“文章獎”（本人寫的《公安文學作品選講·代前言》的長文，獲得過“金盾文化工程·文章獎”），但沒有文學評論獎，在客觀上就會給人以一種文學只是指文本創(chuàng)作的印象，甚至會因此得出創(chuàng)作是重要和值得推崇的、而評論是不入流或可有可無的結論，這種厚此薄彼，實際上是一種偏差和誤導，這不僅無助于文學評論的發(fā)展，對創(chuàng)作也是無益的。大的如一個時期的創(chuàng)作傾向是好是壞無人予以分析評說，小的如一篇或一部作品發(fā)表、出版后，聽不到肯定的或批評的聲音，優(yōu)的不知道好在何處并發(fā)揚光大之，劣的也不知差在哪兒并因得不到指導而原地踏步，長此下去，由于評論的失語和缺位，文本創(chuàng)作就處于自生自滅的盲然狀態(tài)。為了汰劣存優(yōu)，避短揚長，沿著正確和健康的方向前進，應重視和加強文學評論，鼓勵文學批評，使公安文學全面地繁榮發(fā)展。

    其次是評論難。一是寫作難，因為文學評論的寫作需要廣讀古今中外的文學作品，具備豐富的文學史知識，以及深厚的歷史、哲學尤其是美學和文藝理論的學識素養(yǎng)。文史哲是相關相涉的，甚至法學、社會學、宗教學和自然科學也與文學有不同程度的關聯。如果知識準備不足，文學評論就難以下筆和成篇，勉強為之也會捉襟見肘、破綻百出，無法服人。二是發(fā)表或出版難?，F在文學雜志隨處可見，可謂遍地開花，報紙副刊也不少見，但留給評論的版面卻很少，有的只是點綴而已，甚至根本不刊發(fā)評論。評論集或理論專著因印數少不賺錢，出版更難。此外，還有一個評論環(huán)境的問題。當前，作家普遍自視過高、缺乏自省精神、甚至于存有“自戀”情結，大多以為自己寫的都是“最優(yōu)”，只能讓人叫好、不容旁人“挑刺”，評論文章哪怕說了很多好話只是指出其作品還存在一二缺陷，作者也不高興，甚至評論家不愿應景加入吹捧的行列，也會遭其忌恨，個別的甚至背地里使壞，在無所適從的情況下，看破紅塵的評論家只好擱筆閉嘴，遠離評論。當然，再難再少，畢竟評論文章還有人寫，這說明執(zhí)著、鐘情于文學事業(yè)的有責任心的評論家是不會知難而退的。
 如何改變評論不景氣的局面與現狀？這也要從多方面著手。首先當然是主管部門的領導要重視、鼓勵、扶持文學批評和理論研究；其次是要凈化和優(yōu)化評論環(huán)境，建立作家與批評家是友而非敵的正常關系。文學評論者要堅持實事求是的科學精神，拒絕商業(yè)式的“勢利批評”或不講原則的“人情批評”，做到客觀、公正，對作品秉持如實地好處說好、差處說差，說理充分，以理服人，既不要胡吹亂捧，也不能以偏概全、甚至無限上綱一棍子打死。要遵循黨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文藝方針，提倡批評與反批評，允許、歡迎被批評者提出反駁意見，養(yǎng)成切磋探討之風，使真理越辯越明，共同為文學的繁榮發(fā)展而攜手奮斗。 (責任編輯：鑫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