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10月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團后，為了總結歷史經驗，統(tǒng)一全黨思想，從指導思想上完成“撥亂反正”，團結一致向前看，中央決定對建國后的歷史進行認真全面的總結。為了這一目的，中共中央決定，要集中全黨智慧，作出《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以下簡稱《決議》)。由于毛澤東是“文革”的主要發(fā)動者和領導者，如何正確評價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就成為《決議》需要處理好的核心問題。在鄧小平、胡耀邦主持下，《決議》起草小組數(shù)易其稿，反復討論如何達到全面、科學評價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的時候，陳云提出了加寫建國以前28年歷史的重要建議，使《決議》全面地展現(xiàn)了毛澤東的偉大歷史功績；也使《決議》得出毛澤東的“功績是第一位的，錯誤是第二位的”的歷史結論，從而使這個《決議》比較客觀，比較令人信服。
    如何評價毛澤東成為“撥  亂反正”能否成功的關鍵
  “文化大革命”結束后，黨中央面臨的首要任務就是能否扭轉10年“文革”造成的負面影響，總結歷史經驗，撥亂反正，開創(chuàng)現(xiàn)代化建設新局面。所謂撥亂反正，“就是撥林彪、‘四人幫’破壞之亂，批評毛澤東同志晚年的錯誤，回到毛澤東思想的正確軌道上來”。這就不能不涉及到毛澤東晚年錯誤和對毛澤東及毛澤東思想的評價問題。如何全面、科學地評價毛澤東，成為整個“撥亂反正”能否成功的關鍵。
    在當時的歷史條件和種種復雜情況下，“撥亂反正”工作遇到種種阻礙和干擾。一方面是以當時主持黨中央工作的華國鋒為代表的“左”的錯誤傾向，他們不僅諱言毛澤東晚年的錯誤，而且提出了“兩個凡是”的口號，強調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凡是毛主席的指示，都要“堅決維護”、“始終不渝地遵循”。這就意味著我們黨過去所犯的錯誤，包括“文化大革命”中的嚴重錯誤，都不可能得到徹底糾正。另一方面，當我們黨沖破阻礙，著手糾正“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左”傾錯誤的時候，在黨內外又產生了否定毛澤東同志的歷史地位和毛澤東思想的科學價值的錯誤傾向。大量冤假錯案的先后平反，尤其是“天安門事件”的平反和劉少奇冤案的昭雪，使一些人簡單化地認為：既然過去被認為完全“錯”了的人和事統(tǒng)統(tǒng)都是正確的，真正錯的就只能是毛澤東一個人了。既然毛澤東晚年犯了嚴重錯誤，毛澤東思想就已經過時了，不再適用了。他們通過批判毛澤東晚年的錯誤，極力貶低毛澤東、否定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的歷史地位。他們打著發(fā)揚民主、解放思想的旗號，歪曲黨的政策和口號，煽動無政府主義和資產階級自由化，破壞社會的安定團結。
    還有一種人介于前兩者之間，他們雖然也承認毛澤東晚年犯了錯誤，但真要分析批評他的錯誤，又覺得感情上過不去，或者擔心批評毛澤東晚年的錯誤，會有損毛澤東的形象和毛澤東思想的權威性。
    此時，國際上對毛澤東的評價問題也頗為關注。這是因為，在1956年2月14日至25日舉行的蘇共二十大的一次秘密會議上，赫魯曉夫作了一個秘密報告。報告全盤否定了斯大林、斯大林主義和斯大林模式。秘密報告公開后，給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帶來了很不好的影響。西方某些輿論將赫魯曉夫這一行為簡單地概括為“非斯大林化”。毛澤東逝世后，如何評價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如何評價中國社會主義發(fā)展幾十年的歷史，也成為當時國際上關注的一個重要問題。隨著江青被逮捕和“凡是派”遭到批判，隨著毛澤東晚年觀點和理論的被否定，隨著毛澤東定的錯案被平反，西方觀察家和西方輿論認為：中國將走向“非毛化”或正在“非毛化”。不少西方國家甚至以此為風向標，作為觀察中國日后道路走向、判斷中國政策是否具有連續(xù)性和穩(wěn)定性的基本依據(jù)，也是西方國家制定對華政策的一個基本依據(jù)。西方國家除了基于他們的特定立場作出了帶有偏見的主觀臆斷外，還有針鋒相對的正面提問。1980年8月21日和23日，馳名世界的意大利女記者奧琳埃娜?法拉奇兩次采訪了鄧小平，她開頭便問：“天安門上的毛主席像是否要永遠保留下去?中國人民在講起‘四人幫’時，把很多錯誤都歸咎于‘四人幫’。說的是‘四人幫’，但他們伸出的卻是五個手指”。“你們對‘四人幫’審判的時候，以及你們開下一屆黨代會時，在何種程度上會牽涉到毛主席?”這些問題的提出，代表著西方社會對中國如何評價毛澤東的極大關注。歷史第一次將對一個領袖的評價，與黨、國家、民族的前途命運緊緊地連在一起，推到了中國共產黨人的面前。如何評價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已不再是對毛澤東本人的問題，而是成為關系黨和國家前途命運的重大政治問題。
    只有正確地評價毛澤東的功過是非，維護毛澤東的歷史地位和毛澤東思想的指導地位才能消除黨內外的思想混亂局面，徹底清理各種錯誤思想的干擾，完成指導思想上的“撥亂反正”；才能澄清國際輿論，有利回擊國際敵對勢力的誣蔑和攻訐；才能樹立黨和國家的新的良好的形象，為我國的社會主義現(xiàn)代化建設創(chuàng)造良好的環(huán)境。
    《決議》起草過程中起初沒  有處理好對毛澤東的評價問題
    歷史決議的起草工作是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中央書記處領導下，由鄧小平、胡耀邦牽頭主持的，日常工作由胡喬木具體負責。黨中央從1979年11月起，開始組織力量查閱資料、召開座談會，為起草《決議》做準備，到1981年6月2日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起草工作歷時一年多?！稕Q議》起草前，中央就提出，《決議》最核心的一條是確立毛澤東同志的歷史地位，堅持和發(fā)展毛澤東思想。要正確地評價毛澤東思想，科學地確立毛澤東思想的指導地位，把毛澤東思想的主要內容，特別是今后還要繼續(xù)貫徹執(zhí)行的內容，用比較概括的語言寫出來。正如鄧小平所說的：如果“對毛澤東同志的功過評價不恰當，老工人通不過，土改時候的貧下中農通不過，同他們相聯(lián)系的一大批干部也通不過。”“對毛澤東同志的評價，對毛澤東思想的闡述，不是僅僅涉及毛澤東個人的問題，這同我們黨、我們國家的整個歷史是分不開的。這不只是個理論問題，尤其是個政治問題。如果不寫或寫不好這個部分，整個決議都不如不做。”
    1980年5月23日，起草小組拿出了首次供中央書記處討論的決議初稿。鄧小平看后，感到整個文稿寫得太沉悶，不像一個決議；認為稿子沒有重點論述毛澤東思想，特別是沒有把毛澤東的正確與錯誤清楚地表達出來；認為稿子沒有很好體現(xiàn)原先的設想，即：確立毛澤東同志的歷史地位，堅持和發(fā)展毛澤東思想；沒有說清楚關于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中毛澤東同志的具體貢獻。鄧小平要求決議起草小組重新寫。9月10日，起草小組再次改寫出了約6萬字的決議稿，并于10月12日將此稿發(fā)到中央各部門和各省、市、自治區(qū)進行討論。討論中，對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的評價問題，仍然是爭論的焦點。大多數(shù)同志對歷史地科學地評價毛澤東與“文化大革命”，對于肯定毛澤東思想，表示了贊同的意見。但也有一些偏頗甚至相當極端的意見。如有人不贊成毛澤東功大于過的說法，認為毛澤東的一生是“功大、錯大、罪大”。有人認為毛澤東搞的是“農民社會主義”。有人把毛澤東思想分成兩個體系：前30年的馬克思主義的科學體系和后10多年的非馬克思主義的即主觀唯心主義的體系，主張不要再提毛澤東思想是我們黨的指導思想，甚至主張不要再提毛澤東思想和毛澤東思想科學體系。有人主張在個人品質問題上做文章，把毛澤東比作封建帝王，等等。老革命家黃克誠1980年11月在中紀委會上曾講到使他“很憂慮”的一種情況，就是在對毛主席評價和對毛澤東思想的態(tài)度問題上，有些同志“比較偏激，個別人甚至放肆地詆毀毛澤東思想，丑化毛澤東同志”。鄧小平看了討論的部分簡報后，對決議起草小組重申了起草決議的指導原則。再次提出，關于毛澤東同志功過的評價和毛澤東思想，寫不寫、怎么寫，的確是個非常重要的問題?？梢?，就現(xiàn)有的稿子來說，并沒有達到中央當時提出的要求，對毛澤東及其毛澤東思想的評價還無法令人信服。因此，他建議決議起草小組的同志多征求一下老干部的意見，以使決議的內容更加完善。
    采納陳云建議后，《決議》對毛澤東的評價趨于全面、科學
    在《決議》起草小組正在思考如何全面、科學地評價毛澤東時，陳云提出了重要的修改意見。他認為，《決議》要按照鄧小平同志的意見，“確立毛澤東同志的歷史地位，堅持和發(fā)展毛澤東思想”，“使大家通過閱讀《決議》很清楚地認識這個問題，就需要寫上黨成立以來60年中間毛澤東的貢獻，毛澤東思想的貢獻。因此，建議增加回顧建國以前28年歷史的段落。有了黨的整個歷史，解放前解放后的歷史，把毛澤東同志在60年中間重要關頭的作用寫清楚，‘那末，毛澤東同志的功績、貢獻就會概括得更全面，確立毛澤東同志的歷史地位，堅持和發(fā)展毛澤東思想，也就有了全面的根據(jù)；說毛澤東同志功績是第一位的，錯誤是第二位的，說毛澤東思想指引我們取得了勝利，就更能說服人了。”
    陳云的建議，反映了他一貫的觀點。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陳云堅持三中全會路線，用主要精力撥亂反正，糾正毛澤東“左”的錯誤；同時，他又堅持維護毛澤東的正確思想和偉大功績。1978年12月10日陳云在中央工作會議東北組發(fā)言講到：“一九四二年我養(yǎng)病的時候，仔細研究了毛主席的著作和文電，感到貫穿在里面的一個基本思想，就是實事求是。”1979年1月4日，陳云作為中紀委第一書記，在中紀委第一次全會上講話，回顧了毛澤東堅持黨內民主和黨的實事求是、群眾路線、批評與自我批評的精神，領導全黨制訂第一個《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由此，他引用鄧小平的話說：“沒有毛主席，就沒有新中國；沒有毛主席，我們黨很可能還在黑暗中苦斗。”
    陳云建議提出前，起草決議的思路都受“建國以來”的限制，主要是寫建國后的32年。至于解放前的歷史，寫得比較簡單，只有幾百字。這樣寫，總覺得不能達到科學評價毛澤東的目的。陳云的談話使這個問題迎刃而解。起草小組采納陳云的建議，決議稿加上了一個部分——“前言”，對建國前28年寫了4大段2000字。在決議定稿時，“前言”又被改為“建國以前二十八年歷史的回顧”，共計3000余字，這一部分的內容的增加，對全面、客觀地評價毛澤東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決議》第一部分“建國以前二十八年歷史的回顧”，共分為5個子目錄。其中，第(3)(4)(5)目都涉及到了對毛澤東的評價問題。
    第(3)目全面、概括地展現(xiàn)了黨在土地革命時期和抗日戰(zhàn)爭時期的光輝歷程，非常自然地展現(xiàn)了毛澤東突出的歷史地位和偉大的歷史功績。
    第(4)目將“毛澤東思想”作為中國革命取得勝利的重要歷史經驗的第一條?！稕Q議》寫道：28年斗爭的勝利充分說明，“我們黨創(chuàng)造性地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原理，把它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結合起來，形成了偉大的毛澤東思想，找到了奪取中國革命勝利的正確道路。這對于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發(fā)展是一個重大的貢獻。”
    第(5)目又著重講了在革命過程中領袖人物的巨大作用，指出：我們不應該把一切功勞歸于革命的領袖們，但也不應該低估領袖們的重要作用。在黨的許多杰出領袖中，毛澤東同志居于首要地位。接著，《決議》以時間為序，以正面論述的方法扼要概括了毛澤東建國前的偉大貢獻。最終很順利地得出了這樣的歷史結論：同中國共產黨被公認為全國各族人民的領導核心一樣，毛澤東同志被公認為中國共產黨和中國各族人民的偉大領袖，在黨和人民集體奮斗中產生的毛澤東思想被公認為黨的指導思想，這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以前28年歷史發(fā)展的必然結果。
    由于采納了陳云的建議，對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進行了比較全面、客觀的評價，因而為“撥亂反正”的順利進行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礎，也為我國的改革開放和現(xiàn)代化建設奠定了必要的思想基礎和政治前提。這樣，才有了我們今天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和社會主義現(xiàn)代化建設的偉大成就；才有了黨的十五大和十七大上對毛澤東及其開創(chuàng)的社會主義偉大事業(yè)的高度評價。十五大報告將毛澤東列為一個世紀以來三位站在時代前列的偉大人物之一。十七大報告提出了三個“永遠銘記”，第一個就是：我們要永遠銘記，改革開放偉大事業(yè)，是在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創(chuàng)立毛澤東思想，帶領全黨全國各族人民建立新中國、取得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偉大成就以及艱辛探索社會主義建設規(guī)律取得寶貴經驗的基礎上進行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的建立，為當代中國一切發(fā)展進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礎。
                                                摘自《黨史文匯》200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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