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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7月11日，當代中國兩位學界泰斗季羨林、任繼愈同日辭世。 讓我們暫抑傷痛，在淚光中回望兩位巨擘的生命腳步，感知他們的心靈旅程。 苦心孤詣一代宗師 鳳毛麟角靜水深流 季羨林先生走了，帶著他的滿腹“爛字典”和廣博學問。他生命中的最后絕筆“弘揚國學，世界和諧”，那是7月10日下午的題詞，這般脫盡鉛華的大白話，是這位學術巨人用一生的學術求索和人生閱歷浸泡出來的。人們或許不知道，季先生還有另一句大白話“該死就去死，不必多嘀咕”，這是從陶淵明的“縱流大化中，不喜亦不懼。應盡便須盡，無復獨多慮”化悟而來的。 總理趕來送別 據季羨林弟子錢文忠透露，季羨林去世3小時后，獲悉消息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總理溫家寶便趕到醫(yī)院送別。溫家寶說：“我準備在8月6日為您祝賀生日，還準備幾個問題和您討論啊。”此番話令在場者無不動容。 據了解，近年有多位國家領導人探望季老。溫家寶總理曾先后5次看望季老。這五次探望的時間分別是2008年8月2日、2007年8月3日、2006年8月6日、2005年7月29日、2003年9月9日。 溫家寶總理在看望的時候曾對季老說：“您寫的幾本書，不僅是個人一生的寫照，也是近百年來中國知識分子歷程的反映。中國知識分子歷經滄桑、艱難困苦，但愛國家、愛人民始終不渝，他們不懈奮斗，把自己的知識奉獻社會、服務人民。您在最困難的時候，包括在‘牛棚’挨整的時候，也沒有丟掉自己的信仰。那時，您利用在傳達室看大門的時間，翻譯了280萬字的梵文作品。這不僅是個人毅力決定的，也反映出中國知識分子對真理的追求，對國家充滿信心”。 學術成就 有說法稱，若用百米賽跑比喻季羨林一生的學術研究歷程，1978年67歲以前，他只跑了二三十米；生命后30年，他才跑完最后七八十米。1978年至2002年，不計散文、雜文、翻譯，單就學術著作，季羨林就寫了二百多篇學術論文，出版了11部學術著作，內容涉及古今中外的語言、文學、美學、宗教、文化交流，甚至科學技術。 公眾知曉季羨林，主要通過他的散文隨筆、譯作。從17歲開始寫第一篇散文，幾十年筆耕不輟，這位“業(yè)余散文家”，迄今散文、隨筆已逾150萬字。1998年4月，《牛棚雜憶》出版，被稱為“一代宗師留給后代的最佳禮品”。 “文革”后期，受迫害的季羨林擔心自己把梵文忘了，便開始偷偷翻譯印度兩大史詩之一的《羅摩衍那》。這部2萬余頌、譯成漢語9萬余行的巨著，是季羨林10載的心血，面世時被引為我國翻譯史上的空前盛事。 但是，其弟子錢文忠說，季老享譽國際學術界的，是他以歷史語言學和比較語言學的方法，研究梵文、巴利文，包括佛教混合梵語在內的多種俗語、吐火羅語，并由此解決印歐語言學和佛教史上的重大難題。 季羨林稱：“我的學術研究沖刺，起點是在80歲以后。”在1992年之后的十年里，他完成了一生中最重要的學術著作：《糖史》、《吐火羅文譯釋》和《中國佛教史·龜茲與焉耆的佛教》。 作為中國唯一可以釋讀吐火羅語本身的學者，他的筆下，誕生了世界上第一部大規(guī)模吐火羅文作品的英譯本——《吐火羅文譯釋》，終結了王國維慨嘆“吐火羅文殘卷在中國出土，卻無中國人研究”的尷尬。吐火羅文殘卷，往前推移了中國歷史，讓佛教在中亞的傳播史、佛教傳入中國的經過、新疆古代戲劇對內地漢劇的影響等一系列問題，得以重新考慮。 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季羨林還投入大量精力，在敦煌學、吐魯番學、比較文學等新的學術領域開創(chuàng)與完善。他一身擔任的學術領導職務，一度多達一百多個。 自嘲“爛字典” 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王樹英同季羨林先生有長達半個世紀的友誼，他說季先生自嘲為一本“爛字典”。原因是他走到哪里，人們都追著他問個不停，他也不厭其煩有問必答。 王樹英也把季先生當作自己的一本“字典”，從做學問到做人，處處向季先生請教。他說:“早年我寫《印度文化與民俗》，這樣的書中國沒有，外國也沒有。在寫以前，我很有把握，可是寫的過程中卡殼了，因為外文沒有參考書，中文的更沒有。我有點不知怎么辦才好了。我跟季老先生匯報這事，老先生說了一句話：‘如果有現成可參考的書，那你這個書還有什么價值？’我一下就醒悟了。于是我排除萬難搞研究，最后書出版了，還得了中印友誼獎。他這一句話對我的啟發(fā)，使我終生都受用。 不完滿才是人生 “未名四老”之一的張中行生前曾在《負暄三話》中寫到，“季先生以一身而有三種難能：一是學問精深，二是為人樸厚，三是有深情。” 《負暄三話》中有這么一個著名的段子：某一次開學，新生來校，帶著行李在校門下車，想去干什么，行李沒有人照看，恰好一位白發(fā)、蒼老、衣著陳舊的“老工友”在附近，便招呼“老同志，給我看一會兒！”老先生說“好”，就給他看著。直到開學典禮，學生才發(fā)現“老工友”竟是“校長”。 在他家工作過的保姆要讀書，季羨林匯款一張：“這些錢助你讀書，都是爬格子所得，都是干凈的。”直至老年，他都堅持往山東自己的家鄉(xiāng)小學寄錢寄書。 前些年，北大曾接受了一筆大捐贈，來自于季羨林。這筆捐贈中，僅古字畫就以百計。據透露，“季羨林收藏的最底線是齊白石，這些藏品中甚至有蘇東坡的《御書頌》。”除卻字畫，贈品還包括古硯、印章、善本，以及他畢生的稿費。 于他人慷慨，他的個人生活卻是簡樸的。張中行曾寫道，在北大，他的裝束遠遠配不上他煊赫的頭銜。“一身舊中山服，布鞋，如果在路上走，手里提的經常是個圓筒形上端綴兩條帶的舊書包。” 這位素樸的老者，在當下這個講究包裝的年代，成為了稀缺品。以梵文為專業(yè)的他，甚至被戴上了“國學大師”的帽子。于是，他在安臥病榻寫就的《病榻雜記》里，一口氣辭去了“國學大師”、“學界泰斗”、“國寶”三頂帽子，此后歡呼：“身上的泡沫洗掉了，露出了真面目，皆大歡喜。” 季羨林平生最敬仰四位前輩：陳寅恪，倡導“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胡適，力舉“大膽假設，小心求證”；梁漱溟，“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馬寅初，“寧為玉碎，不為瓦全，寧鳴而死，不默而生”。季羨林曾與巴金、臧克家等朋友相約，“何止于米(88歲)，相期以茶(108歲)”?？上?，他們誰也沒有做到。生前，他在文中寫道：“每個人都爭取一個完滿的人生。然而，自古及今，海內海外，一個百分之百完滿的人生是沒有的。所以我說，不完滿才是人生。”(《羊城晚報》《北京青年報》7.12樊克寧朱玲等文) 四度譯注《老子》，只為“弱勢群體的聲音” 任繼愈1916年4月15日生于山東省平原縣，1941年在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獲碩士學位，后執(zhí)教于北京大學哲學系至1964年。1961年他主編出版的四卷本《中國哲學史》，至今已再版十余次，被奉為教科書中的經典，全國大學大多采用此為教材。 1959年，毛澤東找任繼愈談話，詢問有關北京大學哲學系宗教研究的情況。毛澤東表示，北大應加強宗教研究。1964年，任繼愈受命組建我國第一所宗教研究機構——中國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擔任所長至1985年。 數十年學術之路，任繼愈研究哲學史、宗教史，學問淹博通達。他提出，儒、釋、道三教是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三大支柱。其弟子、學者李申說，任繼愈“不僅是研治中國哲學的專門家，而且是一位全方位研治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學者”。毛澤東評價他早年的佛學研究文章是“鳳毛麟角”。 在其自傳性文字《我的追求》中，任繼愈談及，自己決意終生治學，發(fā)端于1938年“七七事變”爆發(fā)后目睹的民間疾苦。“從此，我?guī)е环N沉重的心情來探究中國傳統(tǒng)文化和傳統(tǒng)哲學”。 2007年，91歲的任繼愈完成了他的新作《老子繹讀》，這是他第四次注譯《老子》——因為《老子》“反映的是弱勢群體的聲音，最早也最系統(tǒng)地表達了農民的愿望和要求”。 熱衷古籍整理，從不做“掛名主編” 臨終前不久，國圖晚輩去北京醫(yī)院探望病中的任老。據國家圖書館副館長張志清介紹，他已神志不清，嘴里不停地念叨，言辭含混，但大家還是聽清了三個字——“圖書館”，“他反復說了幾遍”。1987年，任繼愈從中國社會科學院宗教研究所調任國家圖書館（時稱“北京圖書館”）館長，直至2005年退下。但退休后依然堅持每周一、四到館。去年落成的國圖新館，還有任老辦公室。 正是在任繼愈的重視下，大量少數民族語言的善本特藏得以整理和保護；大量學者藏書和名人手稿也得以收集入藏國圖；面向讀者的“文津講壇”，他不僅親自主講，還幾乎月月去聽…… 晚年，古籍文獻整理成為任繼愈投入精力最多的大事業(yè)。從《中華大藏經》的整理出版到《中華大典》的編纂，再到國家圖書館館藏《文津閣四庫全書》、《永樂大典》、《中華再造善本》和敦煌遺書的整理出版，任繼愈都親自過問，有些親自擔綱編纂重任。在他看來，古籍有別于一般文物，“只有人們能閱讀、能利用，才算真正發(fā)揮了價值”。 在這一系列“苦差使”中，任繼愈從不做“掛名主編”。大到選題框架、寫作提綱，小到部分篇章的審讀，總是親力親為。因為“有些青年人讀古書已吃力，他們作古籍整理，肯定要比我們花費更多工夫。我們多做一些工作，后人就能省些事”。 “不關注人、不關注社會的學問是假學問” 多年來，任繼愈堅守三個規(guī)矩：“不過生日、不赴宴請、不出全集”，以免“浪費財力、物力，耽誤人家的時間”。九十大壽也沒例外。年過九旬，他依然堅持凌晨4點多就起身工作。即便視網膜脫落，右眼幾近失明時，他還是堅持每天工作六七個小時。他經常教育子女：“怠為萬惡之源。” 在給女兒任遠的信中，任繼愈說：“讀點歷史，使人懂得‘風物長宜放眼量’，不能用一時的行時或冷落來評量學術上的是非。有了這樣的認識，心胸可以放得開一些，不至于追逐時尚，陷于庸俗。”任老最自豪的是：“我寫的，完全是我想通了的，沒說別人的話，不湊熱鬧”。他說，“世間沒有純學術的社會科學，不關注人、不關注社會的學問是假學問”。 讓孤本、善本得以開發(fā)利用 任館長18年，任繼愈從未停止對圖書的“建設”添磚加瓦。“書是讓人閱讀的，和鐘鼎這樣的文物不同?，F在有些書躺在圖書館里，不整理就不能發(fā)揮實際作用。”他最欣慰的是通過多年的努力，讓許多孤本、善本得以開發(fā)利用，其中最寶貴的就是與《永樂大典》、《四庫全書》、《敦煌遺書》并稱國家圖書館四大鎮(zhèn)館之寶的《趙城金藏》。 任繼愈認為珍貴的古書不同于文物，僅僅保存完好還不夠，還要開發(fā)利用，讓更多的人可以閱讀。1982年，國家召開了古籍整理規(guī)劃會，整理1000多個項目，唯獨沒有佛教道教典籍。作為委員之一，任繼愈提出佛教典籍也是古籍，也需要整理。經過批準之后，設立了項目，并成立了“大藏經編輯局”，以《趙城金藏》為基礎，又挑選了8種有代表性的《大藏經》作為對比參照，編輯《中華大藏經》。將9種佛教典籍集于一身，這在世界上也是史無前例的。 不信教卻有兩名“偶像” 任繼愈不信任何宗教。“信教的人不能研究宗教，也正如馬克思說的，跪著看別人，總是比別人矮了半截，難以保持客觀。以歷史唯物主義的立場、觀點來研究，才能做到比較客觀，既不走樣，也不迷信，也不輕率否定。”他認為，宗教常常是用虛幻的許愿來吸引人，無論進天堂還是上西天都是一種引誘。“人要相信自己，匍匐在偶像下面，不可能成為真正獨立和自由的人。”他對《易經》同樣有深入的研究，但也不信任何占卜和預測。他認為，在21世紀科學思想普及的年代，我們的觀念不能停留在崇古、迷古的水平上，而應當理解古人為認識世界、追求真理所走過的曲折道路。 然而，任繼愈也有自己的“偶像”：“我一生最佩服兩個人。一是魯迅，一是居里夫人，因為這兩個人都是有高尚人格的人。” 對于個人的成就，任繼愈認為機遇和大環(huán)境很重要，不能都算在個人的賬上。任繼愈痛恨現代生活中形形色色的迷信：假借科學的旗號，歪曲科學的成果，或者利用科學手段為其張目，公開宣揚新的有神論；宣傳超物質、超自然的意念能力，自稱為神，甚至揚言要把整個人類都度到某個光明的世界中去；加一些科學詞語的包裝，販賣偽科學，宣揚地地道道的現代巫術；以弘揚民族文化為幌子，大搞封建迷信活動，把腐朽的算命術叫作預測科學等等。 養(yǎng)心第一養(yǎng)身第二 不像其他的老人總是為自己的健康擔驚受怕，任繼愈說，不要老是關注自己的身體，順其自然就好。年輕時他喜歡運動，初中時喜歡打籃球，高中時喜歡打網球，大學時喜歡打乒乓球，并曾經代表北京大學參加乒乓球比賽，他詼諧地說：“球越打越小。” “養(yǎng)心第一，養(yǎng)身第二；神養(yǎng)第一，藥療第二；自醫(yī)第一，求醫(yī)第二。”這是一輩子研究哲學、宗教的任繼愈的養(yǎng)生心得。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