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邵先生所言不無道理。不過，請問委員長先生，”周恩來平靜地說道：“貴黨派人擔任紅軍的指揮主官，想必是有所考慮。是認為我軍缺乏優(yōu)秀的指揮員嗎？”“這個，”蔣介石支吾了一下，說道：“貴黨的劉伯承、陳賡、林彪、左權都是難得的將才，指揮軍隊當然是沒有問題。”

文章摘自《歷史開卷有疑》 作者：張秀楓 出版：遠方出版社

內戰(zhàn)十年的國共兩黨能夠摒棄前嫌，攜手第二次合作，是經過多輪艱苦談判才達成的，其中在廬山進行的兩輪談判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一

1937年5月，江南已是赤日炎炎了。蔣介石5月27日便上了廬山，他要在這里迎接中共談判代表周恩來，與他進行國共第二次合作的第三輪談判。

1931年“九一八”事變以來，侵華日軍的步步緊逼、國民政府的節(jié)節(jié)退讓以及對中共軍隊的連年征剿，引起全國人民和部分國民黨官兵的強烈不滿。1936年8月25日，中共中央致信國民黨中央，正式提出了兩黨第二次合作、共同抗日的主張。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變”爆發(fā)，周恩來親赴西安，代表中共中央做了極為艱苦的調解、斡旋工作，終于使“西安事變”得以和平解決。12月24日，尚被扣押的蔣介石在西安與周恩來會晤，口頭接受了聯(lián)共抗日、釋放政治犯、擔保不再發(fā)生內戰(zhàn)等條件。1937年2月10日，中共中央致電國民黨三中全會，提出了實行國共兩黨合作抗日的五項要求和四項保證。四項保證中有在全國范圍內停止推翻國民政府之武裝暴動方針、工農政府改名為中華民國特區(qū)政府、紅軍改名為國民革命軍等重要內容。

1937年2月中旬至3月中旬，國共第二次合作談判在西安正式舉行。中共代表周恩來、秦邦憲、葉劍英與國民黨代表顧祝同、賀衷寒、張沖進行了第一輪談判，在紅軍改編和陜甘寧邊區(qū)地位等問題上未能取得一致的意見。1937年3月中旬至4月初，周恩來、秦邦憲、葉劍英在杭州與蔣介石、顧祝同、邵力子進行了第二輪談判。蔣介石提出：國共合作，在國民黨內阻力很大，是不是可以不提國共合作，只提共產黨和他本人合作。周恩來認為這樣做會縮小共產黨的威望和影響，不能同意。蔣介石沒有堅持他的意見，希望周恩來回延安后，拿出一個具體可行的合作共同綱領，然后再到廬山去繼續(xù)談判。

時間又過去了一個多月，周恩來就要來廬山了，這次談判能不能達到目的，蔣介石心中實在是沒底。他知道這位昔日的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不是容易對付的人物，在原則問題上決不會輕易讓步。幾天來，蔣介石和黨政軍高級官員商談了多次，問題的關鍵是共產黨的軍隊。長期從事政工的賀衷寒、朱懷冰等人再三提醒蔣介石，現(xiàn)在的共產黨已非10多年前所能相比，共產黨現(xiàn)在雖然只有4萬主力和近10萬地方武裝，暫時還難和國民黨200萬軍隊抗衡，但共產黨的主力部隊大都是在10年內戰(zhàn)中磨煉出來的，極具戰(zhàn)斗力，一遇到有利條件，就會迅速壯大，切不可低估，正如毛澤東所說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如果不能控制和掌握中共的軍隊，任其發(fā)展，只恐養(yǎng)虎成患，終被虎傷。顧祝同、何應欽等提議將紅軍分散安置到各個戰(zhàn)區(qū)去，使他們孤掌難鳴，如果中共堅持要整體改編，則要盡力壓縮人數(shù)，并由國民黨派人任指揮主官，毛澤東、朱德、周恩來離開紅軍，到國民政府來任職。蔣介石認為這些部屬的分析都很有道理，但他深深知道，今日的共產黨決不會在軍隊問題上讓步，只有解決好這個問題，才有可能實行兩黨的合作。

 

二

1937年6月4日，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軍委副主席周恩來上了廬山，下榻國民政府軍政部常務次長陳誠上將的公寓。周恩來帶來了經過中共中央反復斟酌、在很多重大問題做了讓步的《關于御侮救亡、復興中國的民族統(tǒng)一綱領(草案)》，綱領主要內容有爭取民族獨立、反對日本帝國主義；實現(xiàn)民權、保障人民自由；實現(xiàn)民生幸福、建立國防經濟等。

然而，當6月8日，周恩來與蔣介石、宋子文、張沖舉行會談時，蔣介石卻根本不提周恩來遞交的《綱領》，只是提出要成立一個“國民革命同盟會”，具體辦法是：“一、國民革命同盟會由我指定國民黨的干部若干人，共產黨推出同等數(shù)量之干部合組之，我為主席，有最后決定之權；二、兩黨一切對外行動及宣傳，統(tǒng)由同盟會討論決定，然后執(zhí)行。關于綱領問題，亦由同盟會加以討論；三、同盟會在進行順利后，將來視情況許可擴大為國共兩黨分子合組之黨；四、同盟會在進行順利后，可與第三國際發(fā)生代替共黨關系，并由此堅定聯(lián)俄政策，形成民族國家之聯(lián)合，對其他各黨不必談合作。”很明顯，蔣介石關于成立“同盟會”的做法，是首先要從組織上將共產黨溶化在國民黨內，減弱甚至消除共產黨對其軍隊和邊區(qū)政府的獨立領導權，一切服從于有“最后決定之權”的蔣介石亦即國民黨的領導。

周恩來聽了之后，心中十分不滿。他盡量控制自己的情緒，平靜地反問道：“本來，是蔣委員長在杭州要求中共先提出一個合作的綱領來，我們從國家、民族的利益出發(fā)，充分考慮到了國民政府和蔣委員長的態(tài)度和意見，反復權衡利弊，拿出了一個綱領，卻為何又撇開不談？”

蔣介石沒有正面回答周恩來的提問，繼續(xù)闡述國民黨的意見：一旦“同盟會”成立，即可由中共先發(fā)表愿與國民黨合作、一切服從國民政府、一切服從“同盟會”的宣言，然后由國民政府公布紅軍編制為3個師，45000人。3個師之上設政治訓練處指揮之，由國民政府指定國民黨人任訓練處正職，由國民政府指定國民黨人任3個師的參謀長，具體負責軍事行動，朱德、毛澤東必須離開紅軍出洋考察。邊區(qū)政府可由中共建議國民政府方面的人任正職，由你們自行推薦副職。分批釋放在獄中的共產黨員。由中共方面派人聯(lián)絡南方游擊隊，經調查后實行編遣，但其領袖必須離開部隊。由“同盟會”指定中共出席國民大會代表，但不能以中共名義，國防會議可容中共干部參加。

蔣介石的意見相比杭州的談判有所倒退。周恩來當即嚴正地表示：“我不能同意委員長所提出的同盟會的組織原則和紅軍指揮機關、邊區(qū)人事安排的意見，這些原則問題事關重大，我黨要慎重考慮。至于朱德、毛澤東是否‘出洋’，純屬我黨內部問題，只能由我黨自行做出決定。”

盡管國共兩黨在合作談判上存在很大分歧，但雙方都希望能夠盡快解決分歧，重新攜手合作。從6月8日至6月15日，周恩來除了和蔣介石直接會談，還分別與宋美齡、邵力子、張治中、張沖等人多次會晤，反復說明中共的立場、態(tài)度，會談、會晤的氣氛還是友好的。宋美齡多次向蔣介石進言，要蔣介石充分考慮中共的意見，采取更加靈活的態(tài)度，以達到雙方禮讓，盡快在原則問題上取得大致相同的意見。6月20日，周恩來離開廬山，返回延安。

三

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突發(fā)，形勢驟緊，舉國上下要求立即全面對日作戰(zhàn)的呼聲直沖牯嶺。7月8日下午，蔣介石收到毛澤東、朱德、周恩來等9人聯(lián)名打來的電報：“廬山蔣委員長鈞鑒：日寇進攻盧溝橋，實行其武裝奪取華北之已定步驟……紅軍將士愿在委員長領導之下為國家效命，與敵周旋，以達保地衛(wèi)國之目的。”7月9日，蔣介石收到由彭德懷、林彪、劉伯承、賀龍等代表全體紅軍打來的電報：“我全體紅軍愿即改名為國民革命軍，并請授名為抗日前鋒，與日寇決一死戰(zhàn)！”

7月14日，周恩來、秦邦憲、林伯渠再次來到廬山，繼續(xù)與國民黨進行第四輪談判。

當晚，邵力子前往“仙巖飯店”看望了周恩來一行，轉達了蔣介石的問候，并說明蔣介石這幾天太忙，準備發(fā)表重要講話。周恩來將《中國共產黨為公布國共合作宣言》交給邵力子，請他轉呈蔣介石。周恩來詳細說明了中共在《宣言》中的四項保證：一、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為中國今日之必須，本黨愿為其徹底的實現(xiàn)而奮斗；二、取消一切推翻國民黨政權的暴動政策及赤化運動，停止以暴力沒收地主土地的政策；三、取消現(xiàn)在的蘇維埃政府，實行民權政治，以期全國政權之統(tǒng)一；四、取消紅軍名義及番號，改編為國民革命軍，受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之統(tǒng)轄。邵力子贊許地說道：“貴黨為了早日促成兩黨的合作抗日，一再做出重大的讓步，其誠可鑒！希望這次談判能夠取得滿意結果。形勢嚴峻，刻不容緩哪！”

7月17日上午，一身戎裝的蔣介石面對100多名各黨派代表、各界名流正式發(fā)表《抗戰(zhàn)宣言》，鄭重宣布：“……我們已快要臨到人為刀俎、我為魚肉的極人世悲慘之境地，我們不能不應戰(zhàn)！至于戰(zhàn)爭既開之后，我們只有犧牲到底，抗戰(zhàn)到底，若是彷徨不定，妄想茍安，便會陷民族于萬劫不復之地；如果放棄尺寸土地和主權，便是中華民族的千古罪人！……如果戰(zhàn)端一開，那就是地無分南北，年無分老幼，無論何人，皆有守士抗戰(zhàn)之責任，皆因抱定犧牲一切之決心！”會場不時響起熱烈的掌聲，四萬萬同胞要求抵御外侮的呼聲終于有了回音！

7月17日下午，周恩來、秦邦憲、林伯渠來到“美廬”別墅，與蔣介石、邵力子、張沖舉行國共合作第四輪談判。

周恩來在別墅庭園中握著迎上來的蔣介石的手說：“蔣先生，你上午發(fā)表的《宣言》很好！表達了國民政府舉全國人力物力，共同抗戰(zhàn)的意愿和決心。”

兩黨代表走進“美廬”的會議室，分別坐定。蔣介石興致頗高地說：“貴黨關于國共合作的《宣言》我已看了，很好，我已安排盡快發(fā)表。貴黨既然承認三民主義，取消蘇維埃政府，將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那我們的合作就已經沒有什么大的障礙了。”

張沖從公文包中取出一份草案念道：“根據(jù)國民政府和軍事委員會研究決定，同意將延安部隊改編為國民革命軍，頒布3個師的番號，12個團的編制，共計45000人，不設獨立指揮機關，歸屬西北行營管轄。師、團二級設政訓處，直接指揮軍隊，由國民黨方面委派李秉中、丁維汾等人擔任政訓處主任，共產黨方面派人任副主任。另由國民黨方面委派劉伯龍、龔建勛、梁固擔任3個師的參謀長，具體負責軍事行動。”

張沖說完，蔣介石、邵力子的目光都看著周恩來等人。周恩來不慌不忙，端起茶杯，吹了吹浮在水面的茶葉，喝了幾口，放回茶幾，才揚了揚劍眉，看著蔣介石說道：“我黨希望在改編紅軍時，能多保留一些數(shù)量，既然國民政府已決定3個師的編制，我們也就同意照此改編。但是，我黨一再聲明，改編后的紅軍指揮權仍然屬于共產黨，既不能由國民黨直接指揮，也不能由兩黨共同指揮。此外，我們也一再要求，紅軍改編后，要成立獨立的最高指揮機構，直接由軍委會統(tǒng)轄。至于紅軍改編時，各級干部的配備，那是我黨內部的事務，只能由我黨自行處理。因此，對貴黨提出的委派政訓處主任及參謀長，我黨是不能接受的。”

周恩來說完，蔣介石等人互相看了看，都沒有做聲。過了一會兒，邵力子才字斟句酌地說道：“貴黨既已聲明愿將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那么，國民政府根據(jù)需要，安排人選，依兄弟之見，似也在情理之中。”

“邵先生所言不無道理。不過，請問委員長先生，”周恩來平靜地說道：“貴黨派人擔任紅軍的指揮主官，想必是有所考慮。是認為我軍缺乏優(yōu)秀的指揮員嗎？”

“這個，”蔣介石支吾了一下，說道：“貴黨的劉伯承、陳賡、林彪、左權都是難得的將才，指揮軍隊當然是沒有問題。”“那么，是不是擔心我軍不聽從軍委會的統(tǒng)一調遣，或是不積極抗日呢？”周恩來又平靜地問了一句。

“唔。”蔣介石應著，沒有做聲。邵力子忙說：“貴黨在民眾中享有威望，抗日主張早已傳喻全國，豈會自食其言，失信于民。”

“既然如此，要派人擔任我軍指揮主官，究竟是為了什么呢？”秦邦憲不禁追問了一句。

蔣介石皺了皺眉頭，揚揚手說：“我看，這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無礙大局吧。”“不，委員長先生！”周恩來正色說道：“能不能保證改編后的紅軍的整體性和獨立性，是關系到國共兩黨能不能實現(xiàn)合作抗日的大事。如果貴黨想取消我黨對軍隊的獨立指揮權，我黨是不能接受的。”

“唔，好的，我們會再商量商量的，要使雙方都滿意。”蔣介石說道：“當前形勢嚴峻，請貴黨按3個師的編制盡快改編好部隊，隨時聽候調遣。”

17日下午的談判結束了，18日下午繼續(xù)進行談判，雖然在紅軍改編后的指揮權上尚未達成完全一致的意見，但蔣介石已口頭上表示，尊重共產黨的意見，盡量滿足共產黨的要求。在其他的一些問題上基本取得了一致的意見。國共兩黨第二次合作談判在融洽的氣氛中結束。

1937年8月22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正式發(fā)布命令，將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9月22日，國民黨中央通訊社發(fā)表了《中國共產黨為公布國共合作宣言》，23日，該社發(fā)表蔣介石《對中國共產黨宣言的談話》，正式承認中國共產黨的合法地位，至此，國共第二次合作正式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