憑借對法國大革命做出的栩栩如生、犀利潑辣的評論，他對那場在他出生時已經(jīng)結束的革命進行了最有力的批判。在劍橋大學的歷史講堂上，這個留著長須、手拄拐杖的61歲老頭兒不斷用強烈的語氣和細致的故事，向聽眾展示發(fā)生在法國的殘暴故事和其中閃爍的人性傳奇。

　　后來出版的《法國大革命史講稿》等著作，為他贏得了不朽的名聲——在他的反對者看來，也許是不朽的罵名。然而在當時，可不是那么回事，盡管他也有很多追捧者和聽眾，但那大多數(shù)是被他的身份和名氣所吸引的一群女士。

　　“偉人幾乎都是壞蛋。”已經(jīng)無法想象，當他用慣有的固執(zhí)和堅決把這句話說出來時，聽眾會不會發(fā)出一陣喧鬧聲。盡管畢生從事歷史學研究和編著，阿克頓并不是一個現(xiàn)代意義上的優(yōu)秀歷史學家。他的作品中被添進了太過強烈的感情和道德批判，以至于，有些話聽起來實在太過主觀，讓當時的評論者在雜志上寫文章罵為“自負而混亂的奇談怪論”。

　　在他的作品中，“最”、“絕對”都是隨處可見的副詞，對業(yè)已發(fā)生的歷史進行假設也是他樂此不疲的事。當有人問他“倫敦何時處于最大的危險中”時，他的回答是：“當富爾敦建議用汽輪將法國軍隊運過海峽的時候，然而拿破侖拒絕了這項計策。”

　　這些強烈的情緒，貫穿于他對法國大革命史的講述之中。由于廣博的學識和勤奮的研究精神，他喜歡追索這段歷史過程中許多看似不起眼的細碎故事。由于他的考證，很多人知道了皇后宮殿門外受傷衛(wèi)兵的英勇，知道了被煽動的巴黎婦女怎樣打著旗幟向國王追討面包。同樣，那個出于暴戾的心態(tài)將和平投降的巴士底獄衛(wèi)兵長腦袋砍下來的屠夫，和為了從革命者手中拯救父親而飲下一杯鮮血的貴族女兒，都被用濃烈的文字寫在了歷史人物譜上。

　　阿克頓勛爵對法國大革命的批判乃至拋棄，并不是通過直接的辱罵實現(xiàn)的。相反，正是通過他的講述，人們才能體會到被稱為革命英雄的記者馬拉何其猥瑣、自私和殘暴，也能理解因厭惡了殘殺而被革命拋棄的溫和派丹東雖激進但寬厚的精神。他用最細的筆刻畫斷頭臺下鮮血淋漓的場景和人們在殘暴中追求人性的動人之處。大概正因如此，羅蘭夫人臨死前寬恕劊子手的故事在他講述中才占據(jù)了那么長的篇幅。

　　阿克頓是個自由主義者，也是個天主教徒。因此，將自由主義和天主教精神一起打碎的法國大革命，無疑是他最反感的東西。在他的講述中，充滿了無數(shù)以革命的名義滿足私欲的貪婪之徒，也有很多真誠地參加革命、直到深受其害時才幡然悔悟的風云人物。但他并不只是沉醉于這種偶然和隨機的故事講述中。借著歷史人物之口，他一次又一次表述了那個在他看來使法國大革命必將沉淪的道理：一千個暴君比一個暴君更加可怕。

　　不管是什么權力，只要它以暴力為后盾，只要它失去制衡，成為絕對的權力，都會傾向于殘暴、腐敗和不義。由此，這個歷史學家發(fā)出了他最為有名的一句感慨：權力導致腐敗，絕對的權力導致絕對的腐敗。

　　這句話說于19世紀的最后幾年。當時，阿克頓勛爵并不是一個眾人公認的優(yōu)秀歷史學家，甚至還因為他的爵位、歷史學觀點等受到很多人抨擊。直到歷史見證了阿克頓斥責的那類暴行反復上演之后，他才獲得了為多數(shù)人所承認的卓越名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