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73年，在東漢朝廷內伏案修志的班超，41歲投筆從戎，帶著36名勇士，隨竇固大軍，赴西域抗擊匈奴，經年累月地征戰(zhàn)于荒漠戈壁。

　　公元83年，即東漢建初8年，朝廷擢升班超為將兵長史。一位名叫李邑的衛(wèi)侯也奉命來到了西域，其任務是帶著大批禮物出使烏孫國。這個李邑既腐敗無能又膽小如鼠，當聽說追隨匈奴的龜茲大軍正發(fā)兵攻打疏勒，便嚇破了膽，呆在通往和闐的路上不敢動窩。欲進，路途遙遙，烽煙四起，怕性命難保；欲退，恐君命難違，惹殺身之禍。于是，便頓起歹意，極力詆毀班超，妄圖轉嫁罪責，死里逃生，便上書朝廷，誣陷班超在疏勒 “擁愛妻，抱愛子”,“無內顧心”,嚴重地威脅著西域的事業(yè)。

　　朝廷這才知道，班超在疏勒不僅有了妻子，還有了兒子。

　　當班超聽到李邑詆毀他的消息后，“嘆曰：‘身非曾參，而有三至之讒，恐見疑于當世矣。’遂去其妻。”就是說，班超為了避嫌和顧全大局，忍痛離去了自己的妻子。

　　好在漢章帝收到李邑的上書后，還有一點知人之明，嚴厲地斥責了李邑：“縱超擁愛妻，抱愛子，思歸之士千余人，何能盡與超同心乎？”命令李邑前往疏勒，聽命于班超處置，但班超卻毫不猶豫地打發(fā)李邑返回京都，未給予任何責難。此舉讓班超的部下想不通。他便推心置腹地說：“自己為人對事光明磊落，執(zhí)意打擊報復，會使內部不和，于大局不利。”眾將士點頭稱是。這就是今天我們常說的高風亮節(jié)。

　　如上所述，班超確實在疏勒娶了一位妻子，很可能是一位少數(shù)民族女性，亦有史學家分析，這位妻子極有可能是疏勒王榆勒 （即后來的忠）的近親，他們的婚姻結晶，就是班超的小兒子班勇，一位吐曼河畔長大的“疏勒巴郎”.

　　根據(jù)史書記載，班超共有三子，長子班雄，次子名字不詳，幼子就是班勇。班超在西域戎馬倥傯三十余載，長子和次子均未到過西域，其結發(fā)妻子也未到過西域，班超也從未回鄉(xiāng)探親，而班勇也未到過內地，一直到父親69歲的時候，還不知道內地是啥模樣，是一個土生土長的疏勒人，名副其實的“疏勒巴郎”.

　　可想而知，被班超“遂去其妻”的那位疏勒夫人，境遇不會好到哪里去，成了“小人”的犧牲品。但史書對她無甚記載，后人除了同情與憐惜，就再不好多說什么了。

　　讓人欣慰的是，班超與“疏勒夫人”的兒子班勇，卻出落成了一位“兼有父風”的西域名將，而彪炳千古。這也算是對“疏勒夫人”的一種寬慰。

　　班超年邁東歸后，任尚接替了西域都護府，這位新“西域總管”,不到四年就把西域全盤喪失了。第二年，朝廷便任命班勇為軍司馬，接應從西域撤退的漢軍。公元123年，他又正式出任西域長史進兵西域，去收拾殘局。經過幾年的東征西剿，班勇煞住了匈奴的囂張氣焰。后幾經同匈奴主力作戰(zhàn)，終于徹底蕩平了匈奴在西域的殘余勢力，再度收復了西域。此時的東漢國力衰微，班勇承父遺志，在遠天一角，能開辟出如此局面，付出的艱辛不言而喻。他一生的大部分時間是在西域度過的，他寫的 《西域記》對西域的地理環(huán)境、物產、風俗、各國的政治制度都作了詳細記載。

　　但班勇的晚年卻很不幸，毀譽于一位小人的陷害。

　　公元127年，班勇率兵聯(lián)同敦煌太守張珰，分南北兩路夾擊焉耆，兩人約定在焉耆會師。張珰心胸狹隘，名利心頗重，因以前有錯而被貶到敦煌，故而一心一意欲邀功贖罪。他已摸清了焉耆守敵的底細：無甚抵抗力，且處在四面重圍之中。便違背約定，率軍提前進攻焉耆，果不其然，還未怎么打，焉耆守軍便打開城門投降。張珰免罪，而班勇則因領兵后至，以貽誤戰(zhàn)機之罪含冤入獄。后來雖然獲釋，但終日憂悒，冤死家中。班勇死于小人行徑之手，也死于朝廷的昏庸失察?！逗鬂h書》有一段對班超父子的評語：“定遠（班超）慷慨，專功西遐，坦步蔥雪，咫尺龍沙，懂亦抗憤，勇日負荷。”評語悲愴激憤，甚是中肯。不管怎樣，“疏勒巴郎”班勇為東漢王朝再度恢復對西域的管轄權立下的功勛而永載史冊，為后人稱頌。而那位遭棄的“疏勒夫人”我們也不應該忘記。

　　班勇之母、班勇之勇與班勇之死，皆為家父并不浪漫的“浪漫史”增添了注腳，猶如一壇酸甜苦辣的酒，至今讓后人咀嚼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