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是世界上最早出產絲綢的國家。早在遠古時代，我們的祖先便知種桑養(yǎng)蠶。嫘祖“教民育蠶，治絲繭，以供衣服”的故事，雖近似神話，但1977年在浙江河姆渡新石器遺址考古發(fā)掘證明，距今7000年前，河姆渡先民對生產蠶絲已有認識。4700年前，浙江吳興錢山漾一帶，已能生產絲絹。在長沙馬王堆西漢古墓出土的素紗禪衣，長三尺七寸，重量不到一兩，其工藝之精巧，轟動了整個世界。湖北江陵楚墓中出土的大量絲織品，更被譽為“世界絲綢寶庫”。值得注意的是，以上考古發(fā)現證明長江中下游是我國絲綢最早的發(fā)源地之一，否定了過去人們以黃河流域中下游為我國最早的絲綢發(fā)源地之說。西方人最初對中國的了解，就是從認識中國絲綢開始的。他們譽稱中國為賽里斯(“Seres”希臘文意為“絲綢”)，中國絲綢從此譽滿天下。它外傳的時間，據記載至遲在公元前4世紀已經傳入印度和西方各國。這條傳播絲綢的道路，就是馳名中外的“絲綢之路”。中國絲綢是這樣的美麗，它一傳到西方就使西方人為之傾倒。羅馬的貴族婦女，都以能穿上中國絲織的透明衣裙為榮，中國絲綢于是成為羅馬帝國最大的奢侈品之一。絲價竟與黃金價格相等，于是商人競相到中國販運絲綢，絲綢之路因此日益繁榮。中國絲綢遂成為古代貿易中運銷最遠、規(guī)模最大、價值最高、獲利最豐的商品。但這條在漢唐時期異?；钴S的絲綢之路，因為從陸路外傳，有它一定的局限性[1]，便逐漸轉為海路。
它主要的局限性是：首先，陸路要通過許多民族和國家，如果其中有一個發(fā)生變亂，或為壟斷絲綢貿易者所操縱，則其便不暢通：其次，陸上絲綢之路位于我國西北，地處內陸，只能向西外傳。而我國的主要外銷商品如絲、瓷、茶等產區(qū)，都遠在東南沿海，要長途向西運輸，既不經濟，又不方便。尤其像瓷器等較重易碎的商品，陸運就難以承擔，隨著商品生產的日益發(fā)展，它已不能適應商業(yè)運輸的需要。何況對環(huán)太平洋各國，陸路是無法到達的。再次，陸路的自然條件惡劣，要越過蔥嶺和戈壁沙漠，風沙彌漫，行程艱巨，運輸量有限，時間久，運費高。這些致命的弱點，限制了陸上絲綢之路的發(fā)展。特別是到唐朝安史之亂以后，經濟重心向南轉移。這樣，
絲綢之路便自然要另辟門經。
陸路的缺陷，恰好是海路的優(yōu)點。我國東南沿
海有18000多公里的海岸線，有許多終年不凍的良港，又是造船和航海技術最發(fā)達的地區(qū)，陸路不能到達的海島國家，從這里起航都可暢通，而且不受別國的牽制，可以自由通航。羅馬帝國為擺脫安息(今伊朗)對陸上絲綢之路的操縱和對絲綢貿易的壟斷，于公元166年打通了直達中國的航路，就是例證。海運臨近生產商品基地，海船的運輸量比駱駝不知要大多少倍，且運費低廉，像瓷器等商品海運安全可靠。這些都顯示出它的巨大優(yōu)越性。正是這些原因，絲綢之路就由陸地轉向海洋，而且日益興盛。
“海上絲綢之路”事實上早已存在。《漢書·地理志》所載海上交通路線，實為早期的“海上絲綢之路”，當時海船載運的“雜繒”，即各種絲綢。我國絲綢的輸出，早在公元前，便已有東海與南海兩條起航線。
東海起航線：據歷史記載，早在公元前1112年周武王封箕子于朝鮮時，箕子便“教其民田蠶織作”。中國的養(yǎng)蠶織綢技術就已傳入朝鮮。公元199年，中國蠶種由秦始皇第十一世孫自朝鮮的百濟傳入日本。公元469年中國派四名絲織和裁縫女工到日本傳授技藝。日本開始出現吳服(今和服)。她們對日本絲織工業(yè)的發(fā)展起了很大作用。
南海起航線：早在漢武帝(公元前140-公元前87年)時，我國海船就攜帶大批絲綢、黃金，從雷州半島起航途經今越南、泰國、馬來半島、緬甸等國，遠航到印度的黃支國(今印度康契普拉姆Kancipuram)去換取這些國家的特產。然后，從今斯里蘭卡經新加坡返航。這樣，中國的絲綢，早在公元前就傳入上述各國。由于中國絲綢對世界各地具有極大的吸引力，東南亞、南亞乃至西亞、歐洲各國都派使節(jié)到中國通好，獻禮品以求賞賜絲綢和進行貿易交換。自此便有中國絲綢傳入今印尼、印度和緬甸，并通過緬甸傳到歐洲的大秦(羅馬)的這一條途徑。
三國時代，魏、蜀、吳均有絲綢生產，而吳雄踞江東，在海上絲綢之路形成的漢唐時期，中間到底起了什么作用、作了怎樣的貢獻呢？ (責任編輯：鑫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