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簡牘　　

　　

　　

　　簡牘是紙張發(fā)明之前，中國古人最主要的文字書寫載體之一。一般來說，以竹制的稱為“簡”，以木制的稱為“牘”；或細條形的稱簡（簡札），方形的稱牘（方牘），簡和牘合稱作“簡牘”。人們因地制宜，南方地區(qū)盛產竹，故簡牘多為竹質，西北地區(qū)因為竹稀少，人們就多以松、胡楊和紅柳等制作簡牘。簡牘一般出土于長城烽隧遺址、墓葬和廢棄水井。

　　

　　

　　陽朔二年傳車亶輿簿

　　

　　

　　

　　根據文獻記載，早在殷商就出現(xiàn)了簡牘。只不過時代久遠，這些竹簡木牘沒有被保存下來。春秋戰(zhàn)國、秦漢魏晉時期是中國文化的興盛期，除金石外，簡牘帛書成為中國古代最重要的書寫載體。東漢蔡倫改進造紙術后，適合書寫的紙張被大量用于文字書寫，到東晉時期，簡牘才被紙張?zhí)娲?，完成使命，退出歷史舞臺?？梢?，古人們使用簡牘的歷史大概有三千多年。　　

　　

　　1949年前，河西漢塞簡牘出土概況　　

　　

　　1949年前所出土的萬余枚敦煌漢簡和居延漢簡是漢代河西邊塞屯戍活動的遺棄物，其中絕大部分屬于邊塞和各級官府的各類簿籍文書，全方面記錄了當時的屯戍生活。涉及漢代的行政建制、經濟生產、文化教育、社會生活、民族關系、軍事塞防、歷史地理等方面，是研究兩漢時期歷史文化的重要史料，同時上萬枚漢簡也極大地豐富了絲綢之路的內涵。

　　

　　1949年以前，漢簡的發(fā)現(xiàn)地主要是在今甘肅省和內蒙古額濟納旗行政轄區(qū)內的漢代長城烽燧遺址。較重要的發(fā)現(xiàn)有如下幾次：

　　

　　第一次是1907年英籍匈牙利人探險家斯坦因第二次中亞探險在敦煌北漢長城烽燧沿線掘獲708枚漢簡（把簡牘殘片算在內，此次所獲漢簡實際在3000枚以上，現(xiàn)這批殘簡已經公開刊布），習稱為“敦煌漢簡”。

　　

　　敦煌漢簡一經發(fā)現(xiàn)立馬引起了中外學者的極大關注。由此而形成的簡牘學從一開始也如敦煌學一樣成為一門國際性顯學。斯坦因把所獲敦煌漢簡委托法國漢學家沙畹整理。沙畹于1913年出版了《Ａ·斯坦因在東土耳其斯坦沙漠考察中所獲中國文書》一書，沙畹去世后由法國漢學家馬伯樂繼續(xù)整理工作。在中途有中國學者張鳳參與，他在1931年出版了《漢晉西陲木簡匯編》一書。

　　

　　1914年由羅振玉和王國維合著《流沙墜簡》一書,并在日本出版，該書考釋了英籍考古學家斯坦因在中國發(fā)掘的敦煌漢簡、羅布泊漢晉簡牘及少量紙片、帛書等，共近600枚。《流沙墜簡》被稱為簡牘學的奠基之作。該書直接跳躍了國外漢學界的釋讀階段，進入到簡牘文獻的內容研究。大庭脩稱，該書“是清朝考證學在木簡上開的一朵鮮花”。魯迅說：“中國有一部《流沙墜簡》，印了將有十年了。要談國學，那才可以算一種研究國學的書。開首有一篇長序，是王國維先生做的。要談國學，他才可以算一個研究國學的人物。”

　　

　　第二次是在1913—1916年間，斯坦因第三次中亞探險時在敦煌、酒泉漢長城烽燧遺址發(fā)掘了189枚漢簡。斯坦因的兩次所獲漢簡現(xiàn)藏于英國國家圖書館。

　　

　　第三次是1930年中瑞西北科學考查團瑞典考古學家貝格曼在漢代張掖郡居延邊塞遺址（今甘肅酒泉市金塔縣和內蒙古額濟納旗轄區(qū)內）所發(fā)掘的1萬多枚漢簡，習稱“居延漢簡”。此批漢簡現(xiàn)保存于臺灣“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貝格曼在報告書中這樣敘述木簡的發(fā)現(xiàn)過程：“測量這個方形遺址的時候，我的筆掉到了地上。當我彎腰去撿時，我在筆的旁邊發(fā)現(xiàn)了一枚保存完好的漢代銅錢（五銖錢）。仔細環(huán)顧四周，又發(fā)現(xiàn)了一個青銅箭頭和一枚銅錢。……翌日正式開始發(fā)掘，很快發(fā)現(xiàn)了一個窄木片，其形狀讓我想起樓蘭出土的赫定發(fā)現(xiàn)的木簡文書。那樣的東西，斯坦因也曾在甘肅、新疆發(fā)現(xiàn)了好多。正想說找找木片上是否寫著文字，話還沒說完，我自己就發(fā)現(xiàn)木片上有墨寫的依稀可辨的漢字。”貝格曼的這種判斷也成為發(fā)現(xiàn)多達萬余枚居延漢簡的契機。

　　

　　居延漢簡自發(fā)現(xiàn)之時起就引發(fā)了國內外學者的研究熱情。自1930年自20世紀末期近70余年的時間里，有關居延漢簡的研究論著數(shù)以萬計，中國、日本、韓國等簡牘學者參與者眾多，從最開始從事居延漢簡整理研究以勞干為代表的中國學者，到以日本大庭修為代表的海外簡牘學界，直到現(xiàn)在居延漢簡仍然是海內外簡牘學界研究的重點。幾十年來居延漢簡的整理研究工作取得了令世人驚嘆的成果，以居延漢簡整理研究為代表的簡牘學界真正是薪火相傳。

　　

　　1949年以后，甘肅簡牘的發(fā)現(xiàn)以1959年武威儀禮漢簡為起點，步入了一個新的簡牘發(fā)現(xiàn)時代。

　　

　　甘肅簡牘博物館國寶文物知多少　　

　　

　　甘肅簡牘博物館屬國家公益一類專題博物館，成立于2012年12月12日。甘肅簡牘博物館主要承擔簡牘文物的收藏保管、保護修復、整理研究和展示利用的職責。坐落在蘭州七里河區(qū)馬灘文化島的甘肅簡牘博物館新館目前正在建設中，總建筑面積37987.75平方米，展廳面積近萬平方米。館內現(xiàn)收藏有各類文物50129件（組），其中國家一級文物1679件（組），二級文物3160件（組）。

　　

 

　　甘肅簡牘博物館效果圖

　　

　　

　　

　　甘肅素有“漢簡之鄉(xiāng)”的美譽，漢簡是甘肅省獨特的歷史文化資源。作為一家以簡牘收藏展示為主的專題性博物館，甘肅簡牘博物館現(xiàn)收藏簡牘39465枚，其中有放馬灘秦簡、居延新簡、肩水金關漢簡、地灣漢簡、敦煌馬圈灣漢簡、懸泉漢簡及魏晉簡牘，漢代帛書、懸泉西漢紙、漢代毛筆、屯戍用品及其它文物10664余件。這些簡牘是不可多得的書法藝術真跡珍品，對于書法藝術史研究具有獨特價值，同時也對研究秦漢及魏晉時期河西走廊的歷史地理、風土人情、社會經濟、文化教育、科學技術、民族交流、軍事防御、津關制度和文書制度等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無論是斷章殘句還是完整冊書，它們所留下的是中華民族在不屈不撓前進道路上的聰明才智、光輝思想和燦爛文明。

　　

　　居延新簡出土時間為1974年，主要包括1972-1974年在甲渠候官遺址和甲渠塞第四隧兩個地點出土的漢簡，共8206枚。“居延新簡”是相對于20世紀30年代出土的“居延漢簡”而言。居延新簡簡牘形制品類齊全，內容十分豐富，尤其是出土了完整和基本完整的冊書70余個，具有極高的歷史文獻價值。紀年簡最早為西漢昭帝始元二年（公元前85年），最晚為東漢安帝永初五年（公元111年）。前后跨越200年之久，是研究這一時期歷史文化和政治社會最重要的材料。

　　

　　

　　死駒劾狀

　　　　　　

　　其代表之一居延新簡《死駒劾狀》簡冊，1974年出土于甲渠候官遺址第22號房址內。共16簡，木質，長21.2-23厘米、寬0.9-1.1厘米。除一枚略有殘蝕外，其余各簡均清晰如初。全篇章草，一氣呵成，瀟灑飄逸，既是一篇重要文獻，又是一幅書法珍品?？舍屪x409字。文義連貫，內容完整。第一枚為題簽，第二簡以下為正文，簡背有書吏之簽署。內容是一份追查死駒責任的文書。該冊書具體生動，宛然一幅戍邊士卒月夜巡行圖。冊書內容對研究漢代的馬政、邊塞行檄制度、責任追究制度等都有重要價值。

　　

　　肩水金關漢簡1973年出土于甘肅金塔境內漢代肩水金關遺址，整理編號的簡牘共10661枚。1930年，此地出土漢簡724枚。此次在金關遺址所出漢簡，出土數(shù)量大，出土地單一，內容集中，故習慣上稱之為“金關漢簡”。金關漢簡形制多樣，就內容而言，主要是邊塞地區(qū)軍事駐防和戍卒生活的具體記錄，有極高的歷史、科學價值。金關漢簡是又一批地下文獻的大宗出土，對研究漢代西北邊防、軍隊體制、民族關系以及日常社會生活具有重大價值。

　　

　　　　

　　

　　居延漢簡勞邊使者冊

　　

　　

　　

　　其代表之一《勞邊使者過界中費》簡冊，1973年出土于肩水金關遺址。全冊9簡，編繩兩道，完好無缺，每簡長23厘米，寬1厘米，全文276字，原簡編號為73EJT21:2-10。

　　

　　此簡冊記錄的是肩水金關的27名官吏均攤招待費之事。從簡冊記錄知，朝廷派遣到邊塞的使者一行吃了粱米、即米若干，宰了兩只羊，喝了二石酒，此外還有鹽、豉等調味品若干，一共花費了1470錢，肩水金關共有27名官吏，平均每人大概攤了55錢。由此簡冊記載知，基層官吏之不易。該冊的出土為研究漢人的飲食構成、接待規(guī)格、勞邊制度以及冊書編聯(lián)形式提供了實物依據。

　　

　　地灣漢簡出土于甘肅省酒泉市金塔縣東北約150公里處的黑河東岸戈壁灘上的地灣故城。據漢簡記載，地灣城原是漢居延肩水都尉府下轄肩水候官。1930年，中瑞西北科學考查團瑞典人貝格曼在地灣城發(fā)掘出土2300多枚漢簡，原簡現(xiàn)藏于臺灣“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1986年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再次對地灣城進行發(fā)掘，歷時一月，出土漢簡778枚。這兩批地灣漢簡對研究漢代居延的軍事塞防體系和屯戍生活提供了大量材料。

　　

　　
 

　　羊頭石六百

　　

　　

　　

　　其代表之一《羊頭石六百》1986年出土于漢地灣城。原始編號86EDHT：10，木質，長10.1厘米，寬6.6厘米，厚0.5厘米。此簡名稱為“楬”，用于標記所存放器物的名稱、數(shù)量、所有者等，推測其使用方式應是懸掛于器物或置架之上。此楬所記“羊頭石六百”應屬肩水候官所備置的守御器。羊頭石，體積如羊頭大小，白色石質，置于障塢之上，用于投擲殺敵之用。在2020年5月18日“國際博物館日”，甘肅簡牘博物館組織人員去金塔縣地灣遺址（肩水候官）考察，整理研究部主任肖從禮就在地上發(fā)現(xiàn)了一枚2000年前的羊頭石。

　　

　　敦煌馬圈灣漢簡1979年10月出土于敦煌馬圈灣烽燧遺址，共出1217枚。內容有詔書、奏記、律令、品約、牒書、爰書、符傳、簿冊、書牘、歷譜、術數(shù)、醫(yī)藥、契券等。根據所出土有紀年的漢簡記載可知，其時代從漢宣帝元康元年（公元前65年）至王莽地皇二年（公元21年）。這批漢簡為探索玉門關的確切位置提供了新材料。

　　

　　　　

　　四棱觚

　　　　

　　1979年在敦煌馬圈灣烽燧遺址出土有一枚四棱觚，觚上有60個字。木觚是漢代人用來練習寫字的木頭，削成幾面，在上面書寫，寫完用削刀削去，繼續(xù)書寫。該觚用篆書寫成，為漢代字書抄本。從章節(jié)的完整性來看，此觚寫滿了一章的內容，從其四字為句以及用韻等情況來看，學術界一般認為其屬于《蒼頡篇》而名之以“焦黨陶圣”章，并將其與有可能同屬于《蒼頡篇》的寫有姓名的相關簡牘一起稱作“姓名簡”。

　　

　　敦煌懸泉漢簡1990-1992年出土于敦煌懸泉置遺址，該遺址在漢魏時期為一驛置機構，名懸泉置。共出有字漢簡23000多枚，其中經過整理編號者17916枚，其余5000多枚多為碎片。紀年簡2086枚，占全部簡文的11.6%。最早的紀年為漢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最晚者為東漢安帝永初元年（公元107年）。其內容有詔書、律令、科品、檄記、簿籍、爰書、劾狀、符、傳、歷譜、術數(shù)、典籍字書、醫(yī)方、相馬經以及私人書信等。涉及政治、經濟、軍事、文化、民族、外交、郵驛、交通等各方面內容，尤以郵驛、西域史料和民族關系方面的材料為特色，是研究漢代絲綢之路歷史文化最為珍貴的簡牘文獻之一。
 

　　

　　　　

　　里程簡

　　

　　

　　

　　其代表之一《里程簡》，1990年出土于敦煌懸泉遺址，詳細記載了河西若干地區(qū)驛置道里，恰與1974年在居延破城子出土的從長安到河西的《里程簡》相銜接，構成了一幅較為完整的從長安出發(fā)西到敦煌的驛置道里，對于研究兩關以東絲綢之路的行進路線、兩漢時期西北地區(qū)的驛傳設置和詳細里程，以及對今天河西一些漢代城堡遺址的考察，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價值。

　　

　　該簡所記述的資料反映西漢末年成帝、哀帝和王莽時期的情況，簡文分三欄，第一欄記述武威郡沿途各縣里程，向西延及張掖郡的顯美；第二欄記述張掖郡沿途各縣里程，向西延及酒泉郡的表是；第三欄記述酒泉郡沿途各縣釋置里程，向西延及敦煌郡的淵泉。每一欄內容連貫，相對獨立。在第38屆世界遺產大會上，敦煌懸泉置遺址和遺址出土的《里程簡》證明了漢代從長安到天山廊道的路網，為“絲綢之路：長安——天山廊道的路網”申遺成功提供了重要的歷史根據。

　　

　　天水放馬灘秦簡1986年天水市北道區(qū)黨川鄉(xiāng)放馬灘秦墓出土。竹簡置于棺內死者頭右上方，同出器物還有算籌、毛筆、筆套等，共460枚竹簡，其中有《志怪故事》7簡、《日書》甲種73簡、《日書》乙種380簡。簡長27.5厘米，寬0.7厘米，厚0.2厘米，兩端及中部編綸共三道，文字上下兩欄。編繩雖已朽蝕，但有絲織物痕跡，編繩處簡右有鍥口。每簡容字25-40字不等，最多者達43字。《日書》甲乙兩種，是繼湖北睡虎地秦墓《日書》出土后又一次先秦術數(shù)文獻的重大發(fā)現(xiàn)，是研究秦人的天地觀念、思想信仰、社會生活和風俗習慣的珍貴資料。

　　

　　其代表之一《天水放馬灘秦簡·志怪故事》簡冊記載了丹死而復活的故事，與后世眾多志怪小說一樣，這個故事可能出于虛構。也可能丹實有其人，逃亡至秦，捏造出這個故事，借以從事與巫鬼迷信有關的營生。故事里丹以死人的身份給活人講了一些祭祀時人們應注意的事項。放馬灘秦簡中的這個志怪故事還需要我們進行更深入的研究。

　　

　　除上述介紹的簡牘之外，甘肅簡牘博物館還藏有少量張掖臨澤西晉簡牘、天水甘谷漢簡、武威五壩山三號漢墓木牘、武威旱灘坡19號晉墓木牘等。（原文刊載于《讀者欣賞》2021年5月下總第57期）　　

　　

　　

　　（本文作者朱建軍為甘肅簡牘博物館館長、研究館員，蘭州大學敦煌學研究所兼職研究員，中國博物館協(xié)會理事。主編《海外藏克孜爾石窟壁畫及洞窟修復影像集》《絲綢之路名簡賞析》。2016年10月被評為“甘肅省首屆絲綢之路（敦煌）國際文化博覽工作先進個人”，2019年9月被中共甘肅省委、甘肅省人民政府評為“甘肅省民族團結進步模范個人”，2021年4月被評為“甘肅省隴原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