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唐二主”李璟和李煜父子，在歷史上卻是以文學(xué)史人物著稱。王安石曾與黃庭堅談“江南詞何處最好”,山谷云“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荊公則認為未若“細雨夢回雞塞遠，小樓吹徹玉笙寒”,而我們知道，這些妙句都分別出自李煜和李璟之手。若以王國維的觀點，則是李璟“菡萏香銷翠葉殘，西風(fēng)愁起綠波間”還在“小樓吹徹”之上，“大有眾芳蕪穢、美人遲暮之感”.--第一流的詞人，治國理政又如何呢？他們的本職畢竟是帝王。本期這篇文章正是從這樣的歷史角度講起：南唐三帝，除開國皇帝烈祖李昪是合格政治家，另外兩位都仿佛投錯了胎--明明是風(fēng)流才子，卻被放到皇帝位子上。
一
國家大一統(tǒng)的歷史，垂今七個半世紀以上。自元七百余年來，中國有內(nèi)戰(zhàn)，終未再現(xiàn)分裂格局。故而今人想起“中國”二字，都是幅員遼闊、江山一統(tǒng)的概念。然若回到歷史中看一看，不免訝然發(fā)現(xiàn)，有史以來，大一統(tǒng)在中國約摸占三分之一的比例。夏、商情形，史料較少，但肯定不能稱之大一統(tǒng)形態(tài)，因為彼時連大一統(tǒng)的理念猶付闕如。兩周雖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然其行封建制，方國一面尊王，一面從政治上獨立，到了東周，更是連尊王禮制也頹壞了，列國逐鹿，造成持續(xù)數(shù)百年的大分裂。始皇創(chuàng)制中央集權(quán)，漢祖仍之，至此，中國始真正建起大一統(tǒng)國家。隨后卻是三國鼎立的分裂期。之后，中間夾著一個短命晉朝，又陷入更嚴重分裂--先是北部“五胡亂華”,繼而東晉也在南方化為宋、齊、梁、陳。隋唐將此亂世終結(jié)，從而迎來前后不足四百年的統(tǒng)一期。逮于唐末，中國再度分崩，中原地區(qū)次第出現(xiàn)五個嬗替的政權(quán)，中原以外，尚有十個偏安小國，史稱五代十國。隨著宋代建立，殄滅其他地方政權(quán)，一般認為中國恢復(fù)了統(tǒng)一，但實際相對唐疆，北宋僅得謂之區(qū)域性統(tǒng)治者，之外有遼和西夏，惟漢人囿于正統(tǒng)觀念，刻意抹煞“夷狄”,貶低遼、夏，以至于把宋說得好像已經(jīng)廣有四海，認真來論，當(dāng)時北宋連西夏都無法搞定，對遼更只能甘拜下風(fēng)；繼至十二世紀二十年代，女真人旬月滅遼之后，再將宋人驅(qū)至江淮以南，中國又歸南北劃治格局……總之，從唐末崩壞算起，迄乎蒙元滅宋，此一分裂期斷乎不是到五代十國為止，而是綿延有四百年。歷史上統(tǒng)一之中國，真正穩(wěn)定下來，實自元代起，以后分裂匿影，縱使易代之際有內(nèi)戰(zhàn)與割據(jù)，如元末朱元璋、陳友諒、張士誠相爭，以及清初浙閩桂滇之南明流亡政權(quán)、民初之軍閥混戰(zhàn)，皆十來年而寢，神州不復(fù)蹈于多國并存、分庭相抗舊轍。
長達七百余年的穩(wěn)定大一統(tǒng)，熏陶我們情懷，而不知不覺限制了歷史視角、趣味與認識。其中，對大一統(tǒng)王朝厚予青睞，視區(qū)域小國歷史蔑不足稱，是比較普遍的。幾次主要分裂期，除魏、蜀、吳三國一段廣受關(guān)注，余則知者寥寥，惟少數(shù)治史專門家默默做研究。應(yīng)該說，這是世人對中國史知識的一個明顯不足。一來，中國歷史不光有“分久必合”的一面，也有“合久必分”的另一面，比例似乎還以后者為大，對此事實，我們應(yīng)有概念。二來，非大一統(tǒng)的區(qū)域政權(quán)歷史不但是中國史的部分客觀存在，其情形值得認識，而且內(nèi)容之精彩，也未必遜于大一統(tǒng)王朝，有不少可觀可覽、可嗟可嘆的人與事，任其湮沒不聞，實屬可惜。
比如，五代十國里為宋所滅的南唐。說起南唐，今偶有知之者，大抵只限于“南唐二主”李璟和李煜了，后主李煜尤知名。然而他們?yōu)槿怂?，根本不因為自己國家和歷史，知名惟賴詩與文，換言之，僅僅以文學(xué)史人物留了下來，而他們生平最重要的方面，即作為一國之君之經(jīng)歷，世人多半眙愕不能言。設(shè)想一下，若是某個大一統(tǒng)王朝之君，身后事跡何至如此寂寞。但李璟、李煜還算幸運，彼父子二人文才天縱，國雖滅名以文傳。又有多少和他們一樣的非大一統(tǒng)王朝之君，雖當(dāng)世叱咤一時，甚而卓有所樹，卻并沒有別賦異具能使后人猶誦其名，從而漸被主流歷史擠至犄角旮旯，無人問津。總之，中國史此一層面，頗待檢視。筆者于茲，借南唐為一隅，略事述陳，以示樣例。
二
唐朝末年，彭城亦即徐州，有個孤兒名喚彭奴，據(jù)說姓李。唐僖宗光啟四年（西歷888）十二月二日生，六歲喪父，被伯父帶到濠州收養(yǎng)，未幾，母親劉氏亦卒，彭奴徹底變成孤兒。“彭奴”大概非其本名，“彭”字或即指彭城，“奴”字則也許是對他失怙失恃、孤苦伶仃情形的描繪，總之，很像是路人的隨口所呼。母親一死，不知何故，彭奴便從伯父家離開，“托跡于濠之開元寺”.濠州就是鳳陽，日后還曾出過另一位皇帝朱元璋。無獨有偶，朱元璋少年時亦曾托跡于濠州一座寺院。
過了十年，天下已經(jīng)大亂。軍閥、寧國節(jié)度使楊行密攻濠州。這個楊行密，廬州合肥人，盜匪出身，為刺史鄭綮捕獲，奇其貌而縱之，隨即應(yīng)募為州兵，漸以功升，直至創(chuàng)建“十國”中的吳國，死后由次子楊隆演上廟號太祖。吳太祖下濠州，得彭奴，和當(dāng)年刺史鄭綮見到自己的反應(yīng)一樣，他對彭奴也是“奇其貌”,就因這個，收為養(yǎng)子。此為彭奴一生之轉(zhuǎn)機。然而“楊氏諸子不齒為兄弟”,楊行密兒子們?nèi)记撇黄鹋砼?，恥于和他做兄弟，大概沒少和父親鬧意見。楊行密被鬧得吃不消，遂找來一名重要的部將徐溫，說：彭奴這孩子狀貌非常，我擔(dān)心楊渥（太祖長子，后繼吳王之位，廟號烈祖）弟兄終不能容，所以求你收養(yǎng)。于是，徐溫便收下彭奴，隨其姓，還給他重新起了名字叫“知誥”.李彭奴就此變身徐知誥，直到以后受吳主之禪、當(dāng)上南唐皇帝，始復(fù)其舊姓李氏。
李乃中國大姓，如今極尋常。然而彭奴原本姓不姓李，卻很有爭議。因在當(dāng)時，李乃唐室皇姓，人謂彭奴自稱姓李，系別有用心?！秴窃絺涫贰吩疲藢嵄拘张?，湖州安吉人；吳國有一將領(lǐng)叫李神福，在湖州作戰(zhàn)，擄之以歸，“為仆隸”,徐溫拜訪李神福時得見，“愛其謹厚，求為養(yǎng)子”,日后彭奴就因“始事神福，后歸溫，故冒李氏以應(yīng)讖”,冒充李姓以編造自己是唐室后裔的謊話。此說不但抹煞彭奴姓李，且連如何被徐溫收為養(yǎng)子的經(jīng)過，也另述一段故事。真相如何，無從斷之。但我們知道《吳越備史》是敵對方所撰，錢氏吳越國早在楊氏吳國時期即為宿敵，他們一口咬定彭奴與李姓無關(guān)，用意自很昭彰；而且在否認彭奴姓李的同時，順帶把他的隸籍也從徐州改為湖州，而湖州在吳越國版圖下，這不啻是說，南唐開國之君真實出身乃吳越國的一個低賤臣民。
《吳越備史》之說，誣蔑可能性大。但南唐國姓之有疑點，終不能消除。筆者認為，南唐不妨姓李，但所謂李唐后裔這一點，應(yīng)是彭奴杜撰出來的。正史方面，薛居正等《舊五代史》記為“唐玄宗第六子永王璘之裔”,歐陽修《新五代史》記為“唐憲宗子建王恪”“四世孫”,但都注以“自云”、“自言”、“自以為”字樣，以示并無譜牒為據(jù)。這種把戲，本無新意。蜀漢昭烈帝劉備便自稱漢景帝之子中山靖王之后，司馬光《資治通鑒》一面予以照錄，一面也毫不含糊地指出：“自祖父以上，世系不可考。”亦即劉備祖父以上家世，只字無存。
眼下，彭奴暫且姓徐，且有了一個聽上去官味兒十足的新名字“知誥”.作為徐知誥，他將在世間存在二三十年，直到即皇帝位之后第三年，改復(fù)李姓。先前，徐溫育有四子，依次為知訓(xùn)、知詢、知誨、知諫。從起的名字看，前三子可能生于其未顯之時，起名僅具孝道之義，到了第四子，他大概已經(jīng)發(fā)達起來，于是使用了有政治氣息的字眼；此時新收一義子，同樣循此思路為之取名。
史載“知誥天資穎悟，奉溫盡子道”,而我們加以體會，天資穎悟是一方面，更主要的，想必是幼年即孤的經(jīng)歷令他早熟，更知隱忍?？傊?，知誥對于徐溫，表現(xiàn)極為謹順。因非親生，徐溫對知誥喝叱隨意。一次隨養(yǎng)父出兵，途中稍不如意，徐溫“杖而逐之”,用棍子把知誥趕走，等徐溫轉(zhuǎn)回府上，卻見知誥“拜迎于門外”,“義祖（徐溫廟號）驚曰：‘爾在此邪！’烈祖泣曰：‘為人子者，舍父母何適？父怒而歸母，子之常也。’”孩子離開父母能上哪兒去？父親生氣趕我走，我就自己回來找母親了。說得楚楚可憐，徐溫很受用。徐夫人也姓李，“以同姓故，鞠養(yǎng)備至”,加上婦人心腸多半軟一些，對知誥態(tài)度較好，這是徐溫攆他走，他卻能折回求李氏收留的原因。
知誥事溫極謹，非一朝一夕，而是十幾年如一日。后來，徐溫生一場大病，臥床不起，知誥“躬侍左右，至于糞尿皆親執(zhí)器，動至連月。逾時扶掖出入，或通宵達曙曾不解帶，或夜聞謦欬乃率婦同往者數(shù)四”.徐溫于床上，聞帳外人至，問“誰在哪兒啊”,答必是“知誥在此”,再問“還有誰啊”,答必是“知誥之婦”.知誥所做到的，徐溫親生諸子無一能做到。久而久之，徐溫對知誥“亦頗鐘愛，撫養(yǎng)無異”,以至猶勝親生。及知誥十幾歲，徐溫為之娶妻，又慢慢讓他在家里主政：“溫知其必能干事，遂試之以家務(wù)，令主領(lǐng)之。自是溫家生計食邑采地，夏秋所入，及月俸料，或頒賜物段、出納府廩，雖有專吏主職，然能于晦朔總其支費存留，自緡疋之?dāng)?shù)，無不知其多少。及四時代臘，薦祀特腯，醼饌肴蒸，賓客從吏之費，概量皆中其度。逮嬪婢嬖姥，寒燠衣御，純綺幣帛高下之等，皆取其給，家人之屬，且亡間言。”徐家井井有條，上下都挑不出毛病。吳太祖楊行密看在眼里，也對徐溫翹大拇指：“知誥雋杰，諸將子皆不及也。”
隨著知誥益受器重，以及徐家在吳國權(quán)勢更大，幾位兄弟嫉忌之心與日俱增，尤其徐家長子知訓(xùn)，亟以知誥為患，“嘗召知誥飲酒，伏劍士欲害之”.但此人驕淫失眾，在揚州被大將朱瑾所殺。知誥得訊，即領(lǐng)州兵入廣陵定亂，為知訓(xùn)復(fù)仇，于是反立大功，取而代之，接過了知訓(xùn)的淮南節(jié)度行軍副使、內(nèi)外馬步都軍副使之職。不久，又有人數(shù)勸徐溫“以親子知詢輔政，不宜假之他姓”,知誥通過耳目，偵知此事，準備上表“乞罷政事”,請求調(diào)往遠處的江西出鎮(zhèn)，“表未上而溫疾亟，遂止”.徐溫死后，次子知詢嗣為金陵節(jié)度使、諸道副都統(tǒng)，頻頻與知誥爭權(quán)；此時，知誥不再相讓，設(shè)計誆知詢至金陵，把他軟禁起來，“悉奪其兵”.
自徐溫起，徐家在吳國已勢焰熏天，楊氏久為所挾。到了937年，徐知誥遂受吳王之禪，得其國。所謂“禪讓”,不過是政變的美化說法。冬十月，徐知誥即皇帝位，初改國號為“齊”,改吳天祚三年為昇元元年，尊徐溫為“太祖武皇帝”. 這時，輪著徐家人拍馬屁了--昇元三年正月，徐溫兩個兒子江王知證、饒王知諤上表，請求皇帝“復(fù)姓李氏”,宋齊丘等一班臣子亦各上表敦請。據(jù)說徐知誥扭捏作態(tài)，“猶懷徐氏鞠養(yǎng)之惠，不忍改之”,但半個月之后，也就“勉從”了。二月，宣布復(fù)姓李氏，再改國號曰大唐，為生父生母發(fā)哀、服孝，而將徐溫廟號由“太祖”改為“義祖”.至于徐溫所起的名字知誥，也肯定要改；曾擬名“昂”、“晃”和“坦”,經(jīng)人指出各有所犯，最后定下來以“昪”為名。
因了徐知誥變身李昪，我們素知的“南唐二主”,始得成為李家人。否則，他們史上所留之名，有可能是徐璟、徐煜。
除開姓名換來變?nèi)ド韵硬豢?，李昪別的方面都還讓人稱道。吳國從楊氏立國，到徐氏擅權(quán)，再在李昪手里變成南唐，總的看，三家以李家表現(xiàn)好，較不昏戾。這片區(qū)域，為今蘇、皖淮河以南，武漢以東之湖北，河南東南角，江西全境，后來還包括福建西部。李昪稱帝后，此地趨于安靜。李昪的安靜，一因有自知之明，二是比較體恤民情。南邊的漢國（今兩廣一帶）曾遣使來，約伐西邊的楚國（今湖南），然后平分其地，“帝不許”.宿敵吳越國都城大火，群臣紛紛認為其機可乘，要求發(fā)兵，“帝曰：‘奈何利人之災(zāi)！’”,反“遣使厚持金帛唁之”.李昪不肯以鄰為壑，并非對敵仁慈，而是忖度過本國實力，不懷不切實際的夢想。臣子們出于對通常帝王心理的揣摹，每奏請：“陛下中興，宜出兵恢拓舊土。”舊土，是指大唐疆域；南唐既稱李唐后裔，諸臣便拿這話拍李昪馬屁。南唐名臣馮延巳，也常嘮叨“廣土宇”之事，說“興王之功，當(dāng)先事于三國”.三國即南方之鄰吳越、楚、閩，要求至少把它們先拿下。李昪全都拒絕，堅奉睦鄰政策。陸游述之：“在位七年，兵不妄動”,《江南野史》則歷數(shù)，李昪“自握王權(quán)至禪位，凡數(shù)十年，止一拒越師，蓋不得已而為之。”史家認為李昪不好大喜功，系因“少遭迍亂，長罹兵革，民間疾苦無細不知。”對于挑動他興師之人，總答以：“吾少在軍旅，見兵為民害深矣，誠不忍復(fù)言。使彼民安，吾民亦安矣。”當(dāng)大亂之世，能對百姓體念若此，洵屬難得。
陸游《南唐書》李昪本紀，于其賓天時評論：“仁厚恭儉，務(wù)在養(yǎng)民，有古賢王之風(fēng)焉。”這幾乎是古文人心中最好的帝王了。李昪愛民厚生之德，除體現(xiàn)在當(dāng)著戰(zhàn)亂之際斂武去兵，還包括其他事，如“登位之后，遣官大定檢校民田，高下肥磽皆獲允當(dāng)，人絕怨咨”,只有真心與民休息，才會這么做。奉己則至儉，平時穿草鞋為主，器皿去奢、多以鐵制，婢姬“服飾樸陋”,也不興宮治，除個別細節(jié)“終不改作”,宮內(nèi)隔板只用最廉價的竹子，李璟做太子時曾提出換為杉木，李昪說：“杉木固有之，但欲作戰(zhàn)艦。以竹作障可也。”
但他卻有一事糊涂，就是迷信丹藥。服藥后，起初表現(xiàn)是“性多躁怒”,對臣下態(tài)度不好，不久便喪命于此。瀕殂，已知悔悟，喚李璟入內(nèi)，囑之：“吾服金石，欲求延年，反以速死，汝宜視以為戒。”又告誡遵守勿輕啟戰(zhàn)端的一貫政策：“汝守成業(yè)，宜善交鄰國，以保社稷。”最后一句是：“它日北方當(dāng)有事，勿忘吾言！”對兒子言及此，李昪“嚙其指，至血出”,以使他牢記。
三
李璟繼位后，為父親上廟號“烈祖”;李璟則由李煜上廟號“元宗”.這兩個稱呼，宋代都不承認。因為“宋承五季周統(tǒng)，目為僭偽”,不認李氏父子為帝，僅視為“國主”.故宋代史書，例稱李昪“先主”、李璟“中主”（或“嗣主”）、李煜“后主”,惟陸游《南唐書》一反此例。換言之，如今我們“南唐二主”的叫法，乃是襲自宋代官方。
李璟為李昪長子，二十五歲立作皇太子，固辭。幾年前父親為齊王、猶未稱帝，李璟被立為王世子時，就曾一再推辭。其說：“如臣兄弟友愛，尚何待此。”背后原因，諸書記載是李昪頗屬意于四子景達，“欲以為嗣，難于越次，故不果”.然而，似亦與性情有關(guān)。據(jù)說，李璟“少喜棲隱，筑館于廬山瀑布前，蓋將終焉，迫于紹襲而止”.年少時，就向往世外生活。藉是以觀，南唐李氏血液中、骨子里，生來有文人味兒，而不喜經(jīng)濟治政。李昪崩，“受顧命，猶讓諸弟，辭益堅”,直至侍中徐玠“以袞冕被之，曰：‘大行付殿下以神器之重，殿下固守小節(jié)，非所以遵先旨、崇孝道也。’”這才只好即位。或許，不肯當(dāng)皇帝，在李璟出乎真心，并非故作姿態(tài)。
改元保大。關(guān)于此年號，《釣磯立談》謂：“元宗之初，尚守先訓(xùn)。改元保大，蓋有止戈之旨。”先訓(xùn)者，即烈祖臨終所囑“守成業(yè)”“善交鄰國”云云。這一點，當(dāng)代發(fā)掘已獲直接證據(jù)，唐圭璋先生說：“近年南京發(fā)現(xiàn)李昪陵，有玉哀冊，保大之‘大’字分明作‘太',或保持太平之意，與《釣磯立談》止戈云云亦合。”唐先生所指陵墓，即南京祖堂山南唐二陵，系李昪、李璟葬處，分別發(fā)現(xiàn)于1950年、1951年。2010年秋，筆者曾往探訪，當(dāng)時仍在修葺，未開放，然因游客罕至，不設(shè)防阻，我意外深入內(nèi)部隨意察看，且得與技術(shù)人員有所攀談。
但李璟恪守父親舊策，時間不長：“三四年間，皆以為守文之良主。會元老去位，新進后生用事，爭以事業(yè)自許，以謂蕩定天下可以指日而就。上意熒惑，移于多口，由是構(gòu)怨連禍，蹙國之勢遂如削肌……未及十年，國用耗半。”李璟943年登基，殂于961年，在位凡十九年。其間，南唐維持烈祖原態(tài)大概只有不到四分之一的時間，之后便開始不安分、生事。攻楚伐閩，甚至結(jié)怨北周、援其叛將，雖然將福建西部收入版圖，但“境內(nèi)虛耗”“國勢遂弱”,而李昪謹慎治國留下的家業(yè)，則揮霍殆盡。確言之，南唐走上亡國之路，正自李璟始，只是亡國之君的滋味卻由李煜去品嘗而已。
至其末年，北周大舉南伐，周世宗柴榮二度親征，南唐均大敗，州縣連陷連降。到了958年，柴榮又次揚州、耀兵江口，李璟終于上表請為附庸，自去帝號，易稱國主，奉北周正朔、棄交泰年號改稱顯德五年，凡帝者儀制皆從貶損，甚至將己名由“璟”改“景”,以避郭威高祖之諱。至此，南唐已呈枯坐等死之狀。
又二年，趙匡胤篡周，宋朝誕生，英主臨世，南唐迎來倒計時。李璟情知不妙，翌歲執(zhí)意遷都洪州（今南昌），避其鋒銳。遷都不足兩個月，“南都迫隘，群下皆思歸。國主亦悔遷。北望金陵，郁郁不樂。”于是復(fù)議還金陵，未及行，寢疾，連飯都吃不下，勉強靠啜吸蔗汁補充養(yǎng)分，是年六月死于洪州，年止四十六歲。
他的死，純屬憂慮所致，但所有局面，皆其自鑄自招。他內(nèi)心也是悔慚交加，自覺無顏回金陵見先帝，遺言留葬洪州，“累土數(shù)尺為墳”,如平民般了此一生。然李煜豈忍從此遺言？迎柩還于金陵，為之營陵。又告哀于宋，為父泣請追復(fù)帝號，趙匡胤倒也通情達理，許之。這就是今人在南京能夠見著李璟陵墓，且規(guī)格維持皇帝等級的原因。
四
接著，該我們一位頂級的天才人物登場了。
李煜原名從嘉，字重光。史家描繪其容貌：“廣額豐頰，駢齒，一目重瞳子。”《紅樓夢》寫賈寶玉“面若中秋之月”,也是“廣額豐頰”的意思。寶玉形象，匯聚了古時對聰明、俊秀、多情男子顏姿的理解，我以為曹雪芹構(gòu)想其形象氣質(zhì)時，肯定想到過李煜。常人單睛一個瞳孔，偶有人卻有兩個，謂之重瞳，古人以為是異相。從嘉兩只眼睛有一只如此，他的表字重光，不知是否因此而來。這個異相，給他帶來了一點麻煩，“文獻太子惡其有奇表，從嘉避禍，惟覃思經(jīng)籍”.從嘉乃李璟六子，本輪不著他當(dāng)太子，他亦無意于此，但被立為文獻太子的哥哥，仍以貌忌之。從嘉用潛心讀書，表示對政治不抱興趣。然也怪，他的哥哥們，逐個謝世，包括那位強勢的文獻太子。文獻太子死后，從嘉即居?xùn)|宮，但直到961年，李璟遷都的時候，始正式立為太子并留金陵監(jiān)國，而僅僅四個月父皇崩于洪州，從嘉遂在金陵嗣位。
即位為君的同時，他替自己更名煜，于是我們文學(xué)史上才有了一位名叫李煜的大詞家。
李璟御國十九載，南唐不單淪為別國附庸，經(jīng)濟也壞了，國庫空虛。李昪死前曾告李璟：“德昌宮儲戎器金帛七百余萬。”留有厚實家底。打仗最花錢，李璟頻年用兵，把錢都花光了。李煜登基第三年，開始鑄鐵錢，實質(zhì)猶如今之濫印鈔票。鐵易得而銅相對稀少，以鐵制錢自然能夠多鑄。初，鐵、銅錢并用，每十文以六文鐵錢、四文銅錢相雜。“其后，銅錢遂廢，民間止用鐵錢。”市面上銅錢幾無蹤影。去哪兒了呢？“逮民間止用鐵錢，遂藏銅錢靳弗出。”都被國家悄悄儲存起來，“比國亡，諸郡所積銅錢六十七萬緡。”官家等于利用權(quán)力操控金融，讓百姓承擔(dān)損失，為國庫輸血。“末年，銅錢一直（與”值“同）鐵錢十。”相當(dāng)于先前的一元貶至一角，物價之騰貴可想而知。但這剝削百姓的罪名，尚不能由李煜擔(dān)負，他是花花公子兼書呆子，想不出這種高招，計策只能出自大臣們；然而大臣們亦系無奈，庫帑虛乏，國家還要維持，雖是坑蒙拐騙，該做的也得做。除濫制鐵錢，官家盤剝民間的手段，還少不了苛稅。如《邵氏聞見錄》載：“李國主國用不足，民間鵝生雙子、柳條結(jié)絮皆稅之。”誠然奇聞，實不知此稅以何名目。宋人《獨醒雜志》所記一事，尤具史料價值：作者家鄉(xiāng)南華寺，保存著從楊行密吳政權(quán)到李氏南唐的稅票，“予觀行密時所征產(chǎn)錢，較之李氏輕數(shù)倍。故老相傳云，煜在位時，縱侈無度，故增賦至是。”
百姓怨聲載道，李煜渾然不覺。他猶有閑情逸致，去做看上去仁慈、很有愛心的事。一次游獵之余，“還憩大理寺”,或因親睹所羈罪囚慘狀而不忍，他一時興起，自居法官，“親錄囚徒，原貸甚眾”,赦免了許多人。又比如，“宮中造佛寺十余，出金錢募民及道士為僧，都城至萬僧，悉取給縣官”,還與小周后一道，“頂僧伽帽，服袈裟，誦佛經(jīng)，胡跪稽顙，至為瘤贅。”這么做，倒不是喬模裝樣，而確系宅心悲憫；可他不曾想過，那些“慷慨”施舍之錢，毫厘皆奪諸民口。此人心地不壞，只是在錦衣玉食中長成，對世事實在一無所知。
如此紈褲子，擺在一國之主位子上，結(jié)局可料。974年，宋太祖著手解決南唐問題，發(fā)兵南下。李煜象征性地表示不滿和反抗：去開寶年號、宣布金陵戒嚴。因太祖有“慎無殺戮”之囑，宋師長圍金陵，并不強攻。翌年十一月乙未日，城陷。李煜率群臣袒降于曹彬軍門，隨被解往汴京。趙匡胤封他“違命侯”,賜第養(yǎng)之。趙光義太平興國三年，李煜死在汴京；“是日七夕也，后主蓋以是日生”,生死竟為同一日，時年四十有二。
五
南唐三帝，除烈祖李昪是合格政治家，另兩位都仿佛投錯了胎--明明是風(fēng)流才子，卻被放到皇帝位子上。李煜之秀外慧中，自不必說，那儀容氣質(zhì)，活脫脫是現(xiàn)實版寶玉。乃父李璟，同樣一表人材、貌比潘安，史家形容他“音容閑雅，眉目若畫”,這八個字，用在一位帝王身上，總覺得怪怪的。西鄰楚國有使者來，歸去逢人即說：“東朝官家，南岳真君不如也！”豈止驚為仙人，簡直是連神仙也比不了。如此顏值，天鐘地秀乃一方面，更內(nèi)在的，應(yīng)來自卓而拔俗的人文潤滋，秀雋之貌與文雅之心，彼此生發(fā)，相互浸染，而莫分彼此。“好讀書，能詩”,是李璟標(biāo)志性特征。附庸風(fēng)雅的帝王，歷來不少，比如清高宗，以好吟出名，一生有詩據(jù)說多至數(shù)萬，然無一句流傳。李璟“能詩”,斷非附庸風(fēng)雅，而是詩性天成，他作為詩人與其帝王身份絕無關(guān)系，純以詩質(zhì)廁身頂級詩人行列而無愧色，如“丁香空結(jié)雨中愁”、“回首綠波三楚暮”諸句，景意俱妙，空靈閃熠之思令人魂繞。王安石與黃庭堅談，問后者“江南詞何處最好”,“山谷以’一江春水向東流‘為對。荊公云’未若”細雨夢回雞塞遠，小樓吹徹玉笙寒“,又”細雨濕流光“最妙‘”.前者我們知道乃李煜《虞美人》名句，后兩句則分別出自李璟和馮延巳。王安石對詩詞煉字煉意，功力之深，素負盛名，他的品鑒自是我們不能忽視的。王國維則認為李璟另一句“菡萏香銷翠葉殘，西風(fēng)愁起綠波間”猶在“小樓吹徹”之上，“大有眾芳蕪穢、美人遲暮之感。乃古今獨賞其’細雨夢回雞塞遠，小樓吹徹玉笙寒‘,故知解人正不易得”.
李氏三帝，兩人為詩界翹楚，歷史上除“三曹父子”差堪并論，蓋無二例。對此，我們不免嘆其基因之殊異；然基因之外，又有別的緣由可尋。李清照推究其因，講過一番話：“五代干戈，四海瓜分豆剖，斯文道熄。獨江南李氏君臣尚文雅，故有’小樓吹徹玉笙寒‘、’吹皺一池春水‘之詞。”倘她說得是，根子我們應(yīng)到李昪那里找尋。李昪自己并不像其子孫以文才鳴世，但他的價值取向，明顯偃武修文，這在當(dāng)時很突出。故而烈祖諸子，非止李璟有“好讀書”之癖，他的幾個太弟也都慕好風(fēng)雅、親近儒士，此必家風(fēng)之所致。李煜從小即在此氛圍中浸染，加上帝王之家盡攬一時人物，誰又能有這種條件？所以他的眼界見識得天獨厚，被造就成那樣一個人物，亦可謂不足為奇。
南唐三朝的尚文慕雅之風(fēng)，再承以東晉以來衣冠南渡、風(fēng)流文采漸以金陵為一新中心之遺韻，遂使此域在五代十國那種武人囂張的亂世，別開生面，成為文教放興、藝囿獨秀之地。近體詩為長短句所代系我國詩史一重大流變；后世多以“唐詩”“宋詞”并稱，卻不知所謂“宋詞”是因憑五代詞人開山辟林而來，而五代詞林的發(fā)育，根本在中原以外。時有兩處重鎮(zhèn)，一為西蜀，一為南唐。西蜀有溫庭筠、韋莊等為代表，南唐則有璟煜父子和馮延巳三大家。兩相比較，南唐又以帝王徑充詞壇泰斗，更顯氣象迥越。尤須強調(diào)，南唐文氣之盛，不止顯于辭章一端，而是書、畫、樂等各種門類藝術(shù)，爭奇斗妍、巨擘輩出，呈現(xiàn)全方位繁榮。有則軼聞，將此一時之盛彰表無遺，睹之令人屏息斂氣、目眩神迷：
保大五年元日大雪，李主命太弟以下展燕賦詩……夜艾方散。侍臣皆有詩詠，徐鉉為前后序。仍集名手圖畫，書圖盡一時之技：真容，高沖古主之；侍臣法部絲竹，周文鉅主之；樓閣宮殿，朱澄主之；雪竹寒林，董源主之；池沼禽魚，徐崇嗣主之。圖成，皆絕筆也。
此作匯聚南唐畫苑各方高手，人物、音樂、建筑、植物、動物各種影像，專人繪之，俱系“絕筆”,惜今不存，中國痛失一瑰寶。南唐畫藝之高卓，現(xiàn)在可以瞻睹的，有顧閎中絕品《韓熙載夜宴圖》以及開宋元山水先河的董源畫作。實則李煜能詩之外，亦精書畫，其書之法時稱“金錯刀”“撮襟書”,“雖若甚瘦，而風(fēng)神有余”,似乎宋徽宗有取法于此者，其畫則善墨竹，“稱翎筆墨竹”,至徽宗時，內(nèi)府猶存其畫作《秋枝披霜圖》等九幅。又，紙硯之精，一時無出其右，他所專用的“澄心紙”,宋代“百金售一幅”,歐陽修、梅圣俞、蘇軾皆曾有詩詠“澄心紙”之珍奇；其硯，妙絕無倫，某《硯譜》記其中一方，“水常滿，終日用不耗”,具有奇特保潤作用，滋墨不涸。又，洞曉音律，“凡度曲莫非奇絕”.還有，南唐皇家圖書收藏之富，冠絕一時，璟煜父子皆“好求古跡，宮中圖籍萬卷，鐘王墨跡尤多”,李煜還精于鑒賞，所藏均親自過目鑒定后用印，宋初“得金陵藏書十余萬卷，分布三館及學(xué)士舍人院，其書多讐校精審，編秩完具”.所有這些，從善本書籍到鐘王墨寶，以及李煜真跡，后被金人破汴京時席卷北去，從而下落不明、煙消云散，實乃中華文明一大浩劫。
歐洲史上，法蘭西王室以雅尚藝術(shù)，造成一個時代；在中國，如欲尋覓一相似政權(quán)，我們認為唯南唐李氏，可以并論。
其實，南唐還有許多悲欣故事可表，比如李煜與小周后之茍且和浪漫，又如《默記》所述李煜為宋室毒殺之迷案，或韓熙載其人其事等，囿于篇幅，這里都暫且按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