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3月30日，主持對日和談的南京偽國民政府正式成立，汪精衛(wèi)以革命元老和原國民黨副總裁身份，出任代主席、行政院院長。從1938年底脫離重慶，到1944年11月客死東瀛，是汪精衛(wèi)的最后生涯。這一段在日本與重慶的夾縫中度過的艱難歲月，將歷史上的“汪精衛(wèi)”從一個“烈士”的象征，變成了“漢奸”的符號。
●逃離重慶，發(fā)表“艷電”
汪精衛(wèi)出逃重慶的消息傳出后，日本首相近衛(wèi)文麿隨即發(fā)出“調整日華國交之根本方針”的聲明，聲稱：“日本決以武力徹底消滅抗日國民政府，而與華方眼光遠大之人士攜手努力建設東亞新秩序”,日滿華三國“善鄰友好、共同防共、經(jīng)濟提攜”,云云。1938年12月29日，汪精衛(wèi)發(fā)出明電致中央黨部、蔣中正、中央執(zhí)監(jiān)委員等，主張響應日本首相近衛(wèi)聲明，對日談和。即人們通常所稱之“艷電”.這是汪精衛(wèi)“和平運動”最重要的文件。汪的“艷電”認為，日本政府12月22日的“調整中日邦交根本方針之聲明”,提出“善鄰友好”,“鄭重聲明日本對于中國無領土之要求，無賠償軍費之要求”,不但尊重中國主權，且以日人在中國內地自由居住營業(yè)為條件，交還租借，廢除治外法權，加之共同防共，經(jīng)濟提攜，國民政府應以此三點為根據(jù)，“與日本政府交換誠意，以期恢復和平”.
在公開發(fā)出“艷電”的同時，汪精衛(wèi)又致書中常委和國防最高會議，懇請中央采納他的建議。“艷電”與“致中央常務委員會、國防最高會議書”兩書，完整表達了汪精衛(wèi)對于“議和”的理解和主張。以兩書為標志，汪精衛(wèi)與重慶中央公開決裂，從前追隨汪精衛(wèi)的政治派系也產(chǎn)生了分化。當陳公博等將“艷電”與“致中央常務委員會、國防最高會議書”帶至香港發(fā)表時，一直追隨汪精衛(wèi)的顧孟余就堅決反對，與陳發(fā)生激烈爭執(zhí)，并致電汪精衛(wèi)：“響應近衛(wèi)聲明，有百害而無一利……今既提出，應俟中央決定，不宜再在報章發(fā)表，以免公開決裂。如公開決裂，則對內、對外其影響之惡，必至不可收拾。其結果與先生所期望者，或正相反。”
不僅顧孟余，在“艷電”發(fā)表前后及汪滯留河內期間，許多黨政要人都紛紛電汪，勸其回心轉意。
曾加入汪精衛(wèi)的改組派與“非常會議”時期的廣州政府，在政治上長期支持汪精衛(wèi)的駐英大使郭泰祺，也勸汪精衛(wèi)放棄主張，赴歐休養(yǎng)，若蒙許可，愿“辭職隨侍”.
希望汪精衛(wèi)暫時赴歐洲休養(yǎng)，并非郭泰祺個人的意見，也是蔣介石的意見。當蔣得知汪出逃的消息后，沒有立即做出制裁汪的決定，而是一面對可能支持汪的政治、軍事勢力展開防范，一面通過各方與汪有淵源之人，勸汪回心轉意，最低限度，請其告假游歐，并不要發(fā)表任何宣言。郭泰祺將他與汪的聯(lián)系和往來函電內容，都向蔣作了匯報。蔣回復郭泰祺說：“汪先生如一時不愿回渝，則暫赴歐休養(yǎng)……中亦有此意”,請繼續(xù)敦勸汪先生。
而徘徊于河內的汪精衛(wèi)，對于如何進行他的“和平運動”,并沒有周到的見解，對于將來何去何從，也沒有通盤的考慮。他在認定求和之后，就表現(xiàn)出與青年時認定刺殺攝政王一樣堅決的態(tài)度，“屢經(jīng)同人苦勸而不回”.
●聲勢越來越大的“討汪運動”
汪精衛(wèi)發(fā)出“艷電”,原本設想，只要他振臂一呼，國內主和派就會應者云集，團結在他的周圍，與汪早有淵源的第四戰(zhàn)區(qū)（廣東、廣西）司令官張發(fā)奎、云南軍閥龍云，以至陳濟棠、何鍵，就會與蔣脫離關系，參加他的構想。如果這些將領行動了，那么四川的潘文華、鄧錫侯、劉文輝等各軍也都會響應。如此他將能在日軍占領區(qū)之外組建一個與蔣對抗的政府，并擁有獨立的軍隊。
但是，汪精衛(wèi)沒有想到，在他脫離重慶之后，這些將領全都按兵不動。一直被看作汪派要員的顧孟余、彭學沛、張道藩、甘乃光等人，也都不同意他的主張。蔣介石則一面對留在國內的“汪派”如谷正綱、谷正鼎等人，不加排斥，反而鼓勵他們，勿以汪離渝之事而感到憂慮，請照常工作；一面對“汪派”和與汪素有淵源的地方實力派，表明中央處置汪精衛(wèi)的決心；接著召開會議明確宣示中央堅持抗戰(zhàn)及制裁汪精衛(wèi)的態(tài)度，并在川滇兩省強化抗戰(zhàn)宣傳；對與汪暗通聲氣之兩廣、四川與云貴軍閥進行拉攏與監(jiān)控。這一系列措施，都盡可能地減小了汪出走所帶來的消極影響。
在國際方面，汪精衛(wèi)出走之前，經(jīng)過郭泰祺的外交努力，英國已答應對中國進行物資援助，并稱正在草擬“對日報復辦法”.中國一直期待的英美在遠東合作、一致行動的局面也現(xiàn)出端倪。就在汪精衛(wèi)出走之際，國民政府向美國的2500萬金元借款又取得了成功，這使抗戰(zhàn)陣營充滿了樂觀的氣氛。
在“艷電”發(fā)表之前，無論蔣介石，還是汪派，或是地方的親汪勢力，都主張對汪“寬留余地”.但是“艷電”公開發(fā)表之后，形勢就不同了，雖然在國內汪并非沒有同情者--在舉手表決是否開除汪精衛(wèi)黨籍時，沒舉手的人中，有孔祥熙，有陳樹人，有于右任。
然而，無論是否同情汪精衛(wèi)的主張，在抗戰(zhàn)正在進行之中，汪以黨國副總裁的身份，公開主和，違背抗戰(zhàn)的既定國策，若不予以嚴厲批判與制裁，勢必造成軍心動搖，人心混淆。即便同情和支持議和的人，也反對汪精衛(wèi)公開發(fā)表“艷電”.1939年1月1日，國民黨中央黨部在國府禮堂召開中執(zhí)委員談話會。到會68人，64人舉手通過，開除汪精衛(wèi)黨籍，會上還有人提出對汪下達通緝令，以彰國法。
1940年初，“和平運動”的兩位核心成員高宗武、陶希圣脫離汪陣營，攜帶汪日密約在香港發(fā)表之后，國民政府更乘勢掀起聲勢浩大的對汪宣傳戰(zhàn)，通令全國黨部策動民眾舉行鋤奸討逆大會。
在這場全民“討汪”運動中，許多省份都修造了汪精衛(wèi)夫婦跪像。從此，汪精衛(wèi)由一位黨國元老、革命偶像，徹底變成了“漢奸”的代名詞。
●從河內到上海：汪精衛(wèi)的孤獨之旅
“艷電”無實力派響應，被中央開除黨籍，國內掀起討伐“漢奸”浪潮，這使汪精衛(wèi)陷入空前的孤獨和困境之中。時過境遷，當汪精衛(wèi)再度回想這個在河內度過的正月時，特別強調，他脫離重慶之后，并不想反對重慶，而日本的意見，他們也不明白，近衛(wèi)聲明只是原則，具體方案如何進行，“完全不明了”,因此他們決定，“暫守沉默，靜觀事態(tài)”,“把一個正月在靜寂的山上的旅館中翻譯書籍、耽于過去的回憶及思索來度過去”.這并非是實情。事實上，汪在河內的行動，遠非消極，而其離渝的抱負，也不僅僅在發(fā)表宣言、表明立場而已。雖然汪偽政府之組織，經(jīng)歷各種波折與內部爭議，遲至1940年3月方告成立，但早在1938年12月“艷電”發(fā)表之時，陳公博就向宋子良透露，汪宣言揭曉后，王克敏、梁鴻志等會隨之響應，“將組織擴大傀儡政府”.
1939年1月7日，11日，17日，國府情報組織國際研究所頭目王芃生連續(xù)向蔣介石報告了汪派在香港的活動情形。
軍統(tǒng)特務鄭介民也向蔣介石報告了汪派為擴大“和平”運動，在香港組織機關的消息。另一位軍統(tǒng)頭目戴笠，向蔣報告了汪精衛(wèi)親信褚民誼、林柏生在滬港兩地聯(lián)絡虞洽卿、林康侯等著名紳商，企圖策動他們響應“和平”的消息。
●步步驚心的暗殺行動
汪派在河內的行動極為詭秘。汪精衛(wèi)從出走的那天起，就不僅只是倡言和議，而是在日本人的支持下，積極展開反蔣、反政府活動。正是在這種激烈的斗爭形勢下，發(fā)生了1939年3月21日由軍統(tǒng)特務精心策劃的河內槍殺案。暗殺行動，導致曾仲鳴慘死、方君璧重傷。
河內槍殺案之后，重慶一邊加緊對汪的追蹤與制裁，一邊對越南、香港當局及法殖民部和英大使進行工作，設法促成越南、香港當局“堅決拒絕”對汪提供保護，或勸其離境。汪與重慶的斗爭已進入你死我活的境地。嚴酷的“鋤奸”形勢，使汪精衛(wèi)可以轉圜的余地越來越小。無論其主觀動機是否要打倒重慶，客觀的對立形勢已經(jīng)形成--“和平運動”必然同時是分裂與反蔣運動。
重慶對于汪“和運”中人的武力“制裁”,也在同步進行。繼1939年1月林柏生在香港遭利斧襲擊，3月曾仲鳴在河內遭槍殺之后，戴笠又全力展開了對包括汪本人在內的汪派各重要人物的暗殺行動。
河內槍殺案之后，戴笠奉蔣介石之命，首先將注意力放在“和運”此階段的核心人物高宗武身上。在高宗武之外，戴笠還策劃、指揮了對汪精衛(wèi)、陳璧君、陳公博、褚民誼、林柏生、沈次高、吳啟鼎、汪曼云、丁默邨、湯良禮、萬里浪、李士群、陳昌祖（偽航委會主席）、鄭良斌（偽外交部秘書長）等大小“漢奸”的一系列制裁行動。
制裁汪精衛(wèi)的行動，除了著名的派遣原改組派成員戴星炳（靜園）打入汪偽特工集團潛伏、伺機刺汪，后暴露被殺之外，戴笠還曾試圖策反李士群，借以除汪。因李之為人“有政治野心，并具俠義行為”,且汪“全仗其護衛(wèi)”.后得知“李逆無反正可能”,遂決議對李也予以制裁。戴笠還曾以4萬元買通汪的保鏢，試圖對汪進行暗殺，并囑咐“事成后應用中華鐵血鋤奸團名義留字條為證，萬不可用中央名義。”汪精衛(wèi)在致陳璧君電文中曾特別叮囑：“蔣嚴令戴笠動作，數(shù)日來亂殺人，盼妹等嚴防。勿出門，勿見客，出門彼必以汽車相撞，見客尤不可測，至要。”凡此都可見，汪精衛(wèi)在所謂“和平運動”中的處境是極端險惡的。
●夾縫中的尷尬
在這種形勢下，汪精衛(wèi)終于在日本人的安排、陪護之下，來到日本控制的上海虹口，一步步走向了“漢奸”的深淵。在去往上海的途中，據(jù)犬養(yǎng)健回憶，那是一個星光燦爛的夜晚，舟行于茫茫大海之上，汪精衛(wèi)“很高興”,在甲板上，直率地表白了自己的“內心思想”:和平運動的最終目的，“并不是要打倒重慶政府，而是在可能的情況下與之合作。這一點與所謂的反蔣運動有本質的區(qū)別”,“將來重慶政府倘能加入我的運動，我的目的就算完全達到了。為此，我會立即辭職。”
就理想層面而言，汪精衛(wèi)無疑對自己的“和平運動”寄予了很高的熱情和期望。犬養(yǎng)健回憶說，在從河內赴上海的途中，汪精衛(wèi)告訴他，“對于中國人來說，抗日論也好，和平論也好，都是愛國心的表現(xiàn)，都是分別以不同形式熱愛國家”.汪精衛(wèi)說：
在我們和平的征途上會遭受到相當?shù)呢熾y……要經(jīng)常不斷地被罵為賣國賊，漢奸。但我已經(jīng)做了挨罵的思想準備。我所盼望的只有一件事，就是日本的政策能按與我們約定的那樣，在中國廣泛宣傳。那時，我們所經(jīng)歷的苦難，才會放射出異彩。我們在那個時候，才能與抗日的青年們見面，互相笑著說明以前各自所走的不同的道路，一切都是為了落后的亞洲的繁榮。這是我的唯一的樂趣。（犬養(yǎng)健《誘降汪精衛(wèi)秘錄》，江蘇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如果日本政府同意建立“和平政府”以展開“和平運動”,汪精衛(wèi)說：“我有一些請求和希望。首先，切盼近衛(wèi)聲明不是日本表面上的宣言，要確確實實實行，如果不能確實實行近衛(wèi)聲明，我必免不了被責備說受了日本人之騙……如果真正能夠名副其實地實行近衛(wèi)聲明，重慶政府的抗日理論必將落空。其次……希望日本能以長遠的眼光來看和平政府的發(fā)展。”汪還提出，建立和平政府之后，必須擁有兵力，但這個兵力要絕對避免與重慶作戰(zhàn)，絕不能發(fā)生民族間流血的慘劇。總之，汪所希望的，是通過建立和平政府，“與日本人樹立和平合作的模范，以事實向重慶政府和一般民眾證明，和平論并非沒有根據(jù)、從而誘導重慶政府走向和平，使其與日本從事全面的和平合作。”（影佐禎昭《我走過來的路》，陳鵬仁譯著《汪精衛(wèi)降日秘檔》，臺灣聯(lián)經(jīng)出版事業(yè)公司1999年版）
然而，無論是日本人對汪精衛(wèi)及其“和平運動”的態(tài)度，還是“和平運動”內部的情形，都遠離了汪精衛(wèi)所表達的這一理想。汪來到上海之后，“和運”中的人明顯分成了兩派，以陳璧君、周佛海為代表的一派，主張成立新政府；而陳公博一派，則力陳“黨不可分，國必統(tǒng)一”的原則，堅決反對。從汪精衛(wèi)在赴滬途中的談話可知，汪支持陳璧君、周佛海組織政府的主張。
1939年5月1日，“和平運動”的核心人物高宗武行將赴滬之前，戴笠特意托付杜月笙來到香港，會晤高宗武，從中探知了“和運”中人已分化為兩派的消息。高告訴杜月笙，這兩派，“一派主張蠻干到底，即為漢奸亦所不辭，一派只主張和平，減少國家損失，絕不參加賣國行動”,他自己屬于后者。高表示，若汪將來果去南京組織所謂的聯(lián)邦政府，他將“就報端表示態(tài)度，決不同流合污”.高還說：“和平兩字，必先平，而后能和，欲求其平，須有武力作為后盾”,汪既無后盾，又身入虎穴，縱獲和平，而苛酷條件無法避免，“是等于亡國，絕非本人所能贊同。”后來，高宗武、陶希圣果然脫離了“和平運動”,從高與杜的此番談話看來，“高陶事件”的發(fā)生早已埋下伏筆。
事實上，當汪精衛(wèi)孤注一擲地離渝出走，把自己放置在重慶政府和整個中國抗戰(zhàn)陣營的對立面上時，他同時也就失去了一切和日本人討價還價的資本，不但成了民族和國家的敵人，也受不到日本人的重視。汪精衛(wèi)一到上海，孔祥熙就向蔣介石報告了汪所處逆境的消息：
（1）汪確于5月11日乘日本軍艦來滬，寓東體育會路土肥原賢二舊宅，唯土肥原本人已赴滿洲任某軍司令職，并未參加誘汪工作，故現(xiàn)由影佐禎昭前來負責接洽。汪等正在積極籌組偽政權，“恐總須熱鬧一場，但決無能力”.
（2）汪自命為日本之交涉對手，現(xiàn)在卻完全陷入日本的掌握之中，“深被牢籠，不啻身手全被束縛之囚犯，一切聽命于人，毫無自由……”
（3）日本興亞院華北聯(lián)絡部長官喜多誠一表示，他對汪精衛(wèi)的活動并不贊成，仍希望與重慶方面聯(lián)絡。孔祥熙則表示，若喜多有誠意，應該首先使汪精衛(wèi)自行撤銷其活動，恢復七七事變以前的狀態(tài)，如此才有商量余地。（《孔祥熙呈蔣中正》，1939年5月30日）
這些消息都表明，汪此時已陷入重慶與日本夾攻的尷尬處境中。
關于這一階段汪精衛(wèi)的對日交涉情況，根據(jù)戴笠派駐上海特務探聽得來的消息：
第一，汪精衛(wèi)所答應日本的條件，比較重要的有：1.承認滿洲國；2. 加入防共協(xié)定；3.日本定五年內撤完在華駐軍（汪堅持二年內撤完，日方許于防共協(xié)定簽訂后考慮）；4.日本在平津內蒙長期駐兵；5. 雙方不互相賠款，但青島日商損失應賠償，日本另撥款項救濟中國難民；6.中日滿經(jīng)濟合作。
第二，汪精衛(wèi)自稱，目前對產(chǎn)生中央政權的步驟問題，頗費躊躇。有人主張，先召集一國民黨代表大會，授權汪著手組織政府，但代表大會無法湊集法定人數(shù)，仍不能取得合法地位；另有人主張，先成立中央政治會議，由此會議產(chǎn)生國民政府，又恐此種政府無法律根據(jù)。周佛海主張，兩者合力進行，一面召集代表大會，不計法定人數(shù)，只要有會就行，一面組織中政會產(chǎn)生政府，然后提交代表大會追認。
第三，連日與日本間諜接觸所得消息，海軍將領須賀彥次郎、汪工作的主要負責人影佐禎昭、陸軍將領和知鷹二、興亞院調查官楠本實隆等人，對汪精衛(wèi)的努力均無良好印象。須賀認為，汪精衛(wèi)的做法極少有成功的希望，因汪至今堅持使用國民黨旗及國旗，“這叫日本如何向前敵將士解釋”;楠本稱，汪之實力乃“紙老虎”,不可靠，欲日本取消華北、華中兩偽政權，則“太不識相”;影佐表示，汪應親自到東京一行。（《戴笠呈蔣中正》，1939年5月31日，臺灣“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tǒng)文物》，《革命文獻--偽組織動態(tài)》）
戴笠還報告蔣介石說：日本已召開五相會議，商討對汪辦法及所提條件，此條件待國會通過后，將由內閣發(fā)表“擁汪宣言”,然后，汪精衛(wèi)在國內某地召集國民黨代表大會，產(chǎn)生“擁汪政府”.汪向日本所提條件“甚大”,要求“所改組政府須有絕對自由”,不容隨意指派日本顧問，“且仍欲保持青天白日旗”,此乃“敵人對汪條件首感困難者”.
據(jù)馬超俊所派密探自港傳回的消息，在汪赴東京之前，陳公博等人曾聯(lián)名電汪，勸阻其東渡，電文中稱：“某等對此未敢茍同，天下知趙孟所貴，趙孟能賤。”汪復電稱，此行目的“在試探敵方主和真意”,執(zhí)意赴東京一行。1939年5月31日，汪精衛(wèi)攜高宗武、周佛海、梅思平、董道寧等人，從上海搭乘日本海軍飛機，飛往橫須賀追濱的海軍機場，6月10日起，汪分別與日平沼首相和陸海軍、外務、大藏等各大臣會面，開始了“日汪密約”的談判。
汪日密約的交涉過程，在日方有關人員的回憶錄中，有生動的記錄。汪精衛(wèi)離開東京后，周佛海等人留下來繼續(xù)同日方交涉，這場從6月延續(xù)至12月的談判，徹底粉碎了汪精衛(wèi)的“理想”,將他從一國之政治領袖，變成了一個沒有價值的傀儡。
犬養(yǎng)健回憶錄中說，參與談判的影佐禎昭、堀場中佐等人都認為，興亞院向汪精衛(wèi)提出了過于苛刻的條件，其中“恬不知恥、蠻橫無理”之處甚多，“完全強化了占領政策”.如果實行了這個提案，華北將從中國獨立出來，海南島也變成了日本海軍的地盤。“恐怕世界上再沒有比這更甚的傀儡政權了”.
今井武夫則認為，本來在重光堂會談中，高宗武主張在建立政權時，要避開日本軍占領地區(qū)，選擇云南、貴州、四川、廣西等日本未占領地區(qū)，由汪派軍隊占領，建立與重慶對立的和平政府。現(xiàn)在卻改變方針，要在日本占領下的南京建立政府，“這就墮落成為所謂傀儡政權，與以前的臨時、維新兩政府沒有什么區(qū)別了。”縱然如汪所主張的那樣，可以促使重慶改變抗日政策，但汪政權本身已變成傀儡政權，“連他本人也將被視為賣國賊而為國民大眾所唾棄”.
1927年國共分裂后，汪精衛(wèi)領導的國民黨“左派”,受到共產(chǎn)黨與蔣介石政權的雙重打擊，那時汪曾提出“在夾攻中奮斗”的口號。今天，汪又一次陷入了被“夾攻”的境地。日本人在看清汪的軟弱并把他當成傀儡來對待的同時，又加緊了對重慶的直接媾和。事實上，正如犬養(yǎng)健所說，在日本陸軍的頭腦中本來就有一種成見，認為汪是日本為掩蓋近衛(wèi)“不以蔣介石為對手”的失言而被提出作“代理人”的，因此，“和平條約的交涉委員，在談判中絲毫不想給汪精衛(wèi)以最佳條件。他們認為，這一道好菜，是蔣介石本人出場時的’供品‘,若給汪，有些可惜。”（犬養(yǎng)健《誘降汪精衛(wèi)秘錄》）
日方派遣的秘密談判代表劉大山告知戴笠，日本陸軍將官和知鷹二表示，日本對華作戰(zhàn)諸將官均認為，“汪無力量打倒蔣委員長”,日本天皇認為，“非與蔣委員長直接謀和平，中日和平斷難實現(xiàn)，與汪精衛(wèi)言中日和平，乃是自欺……中日和平之進展辦法，最好中日兩方先行停戰(zhàn)一月，由國民政府派遣代表提出條件，日本亦派出代表磋商接納，最好請蔣委員長派遣白崇禧為代表，在桂林會商。”
戴笠則明確告知劉大山，中日之間“并非無和平可言”,但是日本若不能將汪精衛(wèi)驅逐出國，“中日斷無和平可言”.至于所謂和平條件，“應由日本提出，中國看日本是否真有和平誠意，是否真能尊重中國主權之獨立、領土之完整，方有和平之可言。”戴笠也曾對其手下毛人鳳等人強調：“敵決無力延長對華戰(zhàn)爭，但敵亦不至輕易言和。如敵方不放棄汪，不驅逐汪，中日斷無和平可言。如敵不能以平等互惠為交涉原則，中日亦無和平可言。”
●“一杯毒酒”
在這種腹背受擊的險惡形勢中，1940年1月初，“和平運動”的兩個核心人物--高宗武、陶希圣突然脫離汪精衛(wèi)，秘密逃離上海，來到香港。1940年1月22日，香港《大公報》全文刊出高宗武、陶希圣《致大公報信》和汪與日本“梅機關”簽訂的《中日新關系調整要綱》及《附件》，揭露了汪日談判經(jīng)過和密約內容。同日，高、陶又聯(lián)名致電汪精衛(wèi)夫婦及褚民誼、周佛海諸人，奉勸諸人懸崖勒馬，“放棄此于己無益、于國有害之運動”,重慶《大公報》亦全文刊載了《高陶電汪等盼望懸崖勒馬》的電文。這對于已陷入困頓的“和平運動”,無疑是雪上加霜。
“密約”的公布，使日本的侵略野心與“和平運動”的軟弱本質昭然若揭，汪精衛(wèi)等人百口莫辯。事發(fā)后，周佛海在日記中寫道：“憤極之余，徹夜未睡……高陶兩動物，今后誓當殺之”.（《周佛海日記全編》上編，中國文聯(lián)出版社2003年版）汪也痛恨不已，對陳璧君說：“我等忠厚太過，深為愧憤。”
高、陶脫離上海后，1940年1月6日，曾聯(lián)名致電汪精衛(wèi)夫婦，闡明反對成立偽政府的幾點原因，其中包括新政權不能解決中日問題，日方對汪政權之成立已不重視等。在聯(lián)名電汪之外，高、陶各自也都曾通過各種渠道，勸汪悔悟。然而，汪精衛(wèi)絲毫沒有因高、陶之言行而有所動搖，更堅決地邁出了組織政府的步伐。1940年3月30日，汪偽政權終于在南京成立，中國近代史上最大的漢奸集團粉墨登場。對于汪的選擇，陶希圣將之解釋為汪偏執(zhí)而決絕的性格。他說：“好比喝毒酒。我喝了一口，發(fā)現(xiàn)是毒藥，死了一半，不喝了。汪發(fā)現(xiàn)是毒藥，索性喝下去。”（陶恒生《“高陶事件”始末》）
但是，真正影響汪精衛(wèi)之政治選擇的，與其說是性格，毋寧說是其政治主張和政治訴求。作為一個高層政治領導人，即使在“和平”運動已經(jīng)變質，完全背離最初的理想時，汪精衛(wèi)仍不肯放棄。在獲悉高、陶秘密離滬之后，汪曾致電高、陶，表明心跡：
去年11月杪至12月中，弟堅持不讓，致談話停頓，兩兄見之。其后，對方有所讓步，弟遂亦讓步，兩兄亦見之。弟不茍于上臺，亦不茍于不上臺。以國家今日，惟戰(zhàn)與和，既不能戰(zhàn)，則為和辟一條道路。戰(zhàn)不能必勝，和亦不能必成。有戰(zhàn)敗而死之民族英雄，亦有和不成而死之呆子。弟能任其一，而不能徘徊兩者之間、袖手而旁觀，以坐待國之亡。此弟所與兩兄異趣，而不能茍同者也。
可見，決定汪精衛(wèi)一意組織新政府的真正原因，首先在于對中國之“不能戰(zhàn)”的根本認識。既不能戰(zhàn)，則唯有和，凡事有成亦有敗，戰(zhàn)不能必勝，和亦不能必成，汪既然選擇了“和”的道路，也就準備好了承擔失敗的代價。其次，對于重慶政府和蔣介石個人的仇恨，在你死我活的斗爭形勢中，不斷被激發(fā)。事實上，以汪的身份和處境，在1940年初的形勢下，除了成立新政府，硬干到底，已無路可走。
●悲劇的落幕
1944年1月，汪精衛(wèi)走入了生命中的最后一年。他的健康狀況每況愈下。1943年12月19日的一場手術，取出了1935年遇刺時留在體內的彈片，但誘發(fā)了一系列感染。1月8日，汪身體忽然發(fā)熱，背部劇痛，初疑為傷口復發(fā)，后又診斷為風濕神經(jīng)痛。1月29日，汪精衛(wèi)致電周佛海：“弟傷口已完全平復，數(shù)日來寒熱疼痛，乃系著冷以致風濕，竟至不能行動……下屆院議，當請思平或民誼任代主席，公博兄如能來代國防會議主席最好。清鄉(xiāng)會議則展期。”（《汪兆銘電周副院長佛?！?，1944年1月29日，臺灣“國史館”藏《汪兆銘史料》）算是對重要人事問題做了一個安排。
此后兩個月中，汪精衛(wèi)一直不能站立與行走，精神至為焦慮。3月4日，汪再次接受了手術治療，但自此一病不起。1944年11月10日，日本人致電汪精衛(wèi)的長子汪文嬰：“汪兆銘今晨6時體溫40度，脈搏128,說囈語。”當天下午4時，汪精衛(wèi)在新愁舊痛中，客死東瀛，走完了其大起大落的悲劇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