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晉文人很會玩
文人最會玩兒的，首推魏晉，其次是五代。讀《文淵閣四庫全書》，讀到明代楊慎的《墨池璅錄》，書中說：“書法惟風韻難及。虞書多粗糙，晉人書雖非名法之家，亦自奕奕有一種風流蘊藉之氣，緣當時人物以清簡相尚，虛曠為懷，修容發(fā)語，以韻相勝，落華散藻，自然可觀。”兩宋以后，文人漸漸變得認真起來，詩詞文章，都做得規(guī)規(guī)矩矩，有“使命感”了。以今人比之，猶如莫言之《紅高粱》，設若他先想到諾貝爾獎，鼓足干勁，力爭上游，決心為國爭光，那份汪洋恣肆、狂妄無忌，就斷然做不出來了。
王羲之時代的文人原生態(tài)，盡載于《世說新語》。魏晉文人的好玩兒，從《世說新語》的字里行間透出來。我讀博士時的導師劉夢溪先生說，他時常將《世說新語》放在枕畔，沒事時翻開一讀，常啞然失笑。比如寫鐘會，他剛寫完一本書，名叫《四本論》--別弄錯了，不是《資本論》--想讓嵇康指點，就把書稿揣在懷里，由于心里緊張，不敢拿給嵇康看，就在門外遠遠地把書稿扔進去，然后撒腿就跑。再比如呂安去嵇康家里看望這位好友，正巧嵇康不在家，呂安在門上寫了一個“鳳”字就走了，嵇康回來，看到“鳳”字，心里很得意，以為是呂安夸自己，沒想到呂安是在挖苦他，“鳳”的意思，是說他不過一只“凡鳥”而已。曹雪芹在給王熙鳳的判詞中把“鳳”字拆開，說“凡鳥偏從末世來”,不知是否受了《世說新語》的啟發(fā)。
中國文化史上，正襟危坐的書多，像《世說新語》這樣好玩兒的書，屈指可數。劉義慶寥寥數語，就把魏晉文人的形態(tài)活脫脫展現(xiàn)出來了。劉義慶是南朝宋武帝劉裕的侄子、長沙景王劉道憐的公子，是皇親國戚、高干子弟，同時是骨灰級的文學愛好者，《宋書》說他“招聚文學之士，近遠必至”.他愛玩兒，所以他的書，就專揀好玩兒的事兒寫。
《世說新語》寫王羲之，最著名的還是那個“東床快婿”的典故：東晉太尉郗鑒有個女兒，名叫郗璇，年方二八，正值豆蔻年華，郗鑒愛如掌上明珠，要為她尋覓一位如意郎君。郗鑒覺得丞相王導家子弟甚多，都是品學兼優(yōu)的三好學生，于是希望能從中找到理想人選。
一天早朝后，郗鑒把自己的想法告訴了丞相王導。王導慨然說：“那好啊，我家里子弟很多，就由您到家里挑選吧，凡你相中的，不管是誰，我都同意。”郗鑒就命管家?guī)虾穸Y，來到王丞相的府邸。
王府的子弟聽說郗太尉派人為自己的寶貝女兒挑選意中人，就個個精心打扮一番，“正襟危坐”起來，唯盼雀屏中選。只有一個年輕人，斜倚在東邊床上，敞開衣襟，若無其事。這個人，正是王羲之。
王羲之是王導的侄子，他的兩位伯父王導、王敦，分別為東晉宰相和鎮(zhèn)東大將軍，一文一武，共為東晉的開國功臣；而王羲之的父親王曠，更是司馬睿過江稱晉王首創(chuàng)其議的人物。其家族勢力的強大，由此可見。“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循著唐代劉禹錫這首《烏衣巷》，我們輕而易舉地找到了王導的地址--詩中的“王謝”,分別指東晉開國元勛王導和指揮淝水之戰(zhàn)的謝安，他們的家，都在秦淮河南岸的烏衣巷。烏衣巷鼎盛繁華，是東晉豪門大族的高檔住宅區(qū)。朱雀橋上曾有一座裝飾著兩只銅雀的重樓，就是謝安所建。
相親那一天，王羲之看見了一座古碑，被它深深吸引住了。那是蔡邕的古碑。蔡邕是東漢著名學者、書法家、蔡文姬的父親，漢獻帝時曾拜左中郎將，故后人也稱他“蔡中郎”.他的字，“骨氣洞達，爽爽有神力”,被認為是“受于神人”,讓王羲之癡迷不已。王羲之對書法如此迷戀，自然與父親的影響關系甚大。王羲之的父親王曠，歷官丹楊太守、淮南內史、淮南太守，善隸、行書。明陶宗儀《書史會要》卷三載：“（王曠）與衛(wèi)氏，世為中表，故得蔡邕書法于衛(wèi)夫人。”王羲之12歲的時候，在父親枕中發(fā)現(xiàn)《筆論》一書，便拿出來偷偷看。父親問：“你為什么要偷走我藏的東西？”羲之笑而不答。母曰：“他是想了解你的筆法。”父親看他年少，就說：“等你長大成人，我會教你。”王羲之說：“等到我成人了，就來不及了。”父親聽了大喜，就把《筆論》送給了他，不到一個月，他的書法水平就大有長進。
那天他看見蔡中郎碑，自然不會放過，幾乎把相親的事拋在腦后，突然想起來，才匆匆趕往烏衣巷里的相府。到時，已經渾身汗透，就索性脫去外衣，袒胸露腹，偎在東床上，一邊飲茶，一邊想那古碑。郗府管家見他出神的樣子，不知所措。他們的目光對視了一下，卻沒有形成交流，因為誰也不知道對方在想什么。管家回到郗府，對郗太尉做了如實的匯報：“王府的年輕公子二十余人，聽說郗府覓婿，都爭先恐后，唯有東床上有位公子，袒腹躺著，一副漫不經心的樣子。”管家以為第一輪遭到淘汰的就
是這個不拘小節(jié)的年輕人，沒想到郗鑒選中的人偏偏是王羲之，“東床快婿”,由此成為美談。而這樣的美談，也只能出在東晉。王羲之的袒胸露腹，是一種別樣的風雅，只有那個時代的人體會得到，如今的岳父岳母們，恐怕萬難認同。王羲之與郗璇牽手成功，得感謝老丈人郗鑒的眼力。王羲之的藝術成就，也得益于這段美好的婚姻。王羲之后來在《雜帖》中不無得意地寫道：
吾有七兒一女，皆同生?；槿⒁援叄ㄒ恍≌呱形椿槎?。過此一婚，便得至彼。今內外孫有十六人，足慰目前。他的七子依次是：玄之、凝之、渙之、肅之、徽之、操之、獻之。這七個兒子，個個是書法家，宛如北斗七星，讓東晉的夜空有了聲色。其中凝之、渙之、肅之都參加過蘭亭聚會，而徽之、獻之的成就尤大。故宮“三希堂”,王羲之、王獻之父子占了“兩希”.其中我最愛的，是王獻之的《中秋帖》，筆力渾厚通透，酣暢淋漓。王獻之的地位始終無法超越他的父親王羲之，或許與唐太宗、宋高宗直到清高宗這些當權者對《蘭亭序》的抬舉有關。但無論怎樣，如果當時郗鑒沒有選中王羲之，中國的書法史就要改寫。王羲之大抵不會想到，自己這一番放浪形骸，竟然有了書法史的意義，猶如他沒有想到，酒醉后的一通涂鴉，成就了書法史的絕唱。
據《故宮的風花雪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