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代鐵制刑具
2014年10月27日，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關(guān)于“擬減少適用集資詐騙罪等9項死刑罪名”的 “減死”草案，引起了社會廣泛關(guān)注。在中國古代，死刑又稱“極刑”、“大辟”、“殊死”等，歷朝歷代都嘗試過如何減少死刑，北魏時期正式以法律的形式將流刑定為死刑的替用刑，唐代甚至一度廢除了死刑……
商周時期斬殺膊辜焚等死刑手段繁多
漢成帝劉驁創(chuàng)死刑之最“大辟之刑千有余條”
在中國古代，死刑與其他刑罰一樣，是古代鞏固統(tǒng)治、維持社會秩序的重要懲罰手段。死刑也稱極刑，戰(zhàn)國前稱“大辟”,漢代又稱“殊死”.秦漢及以前，死刑罪的一大特點是條文繁多，數(shù)量大。據(jù)《周禮·秋官司寇》“司刑”條記載，在上古周朝，初有“殺罪五百”,即死刑條款500種。
不僅死刑多，在漢代以前，行刑的方式也多，且極殘酷。據(jù)《周禮·秋官》所記，司法已比商朝文明得多的周朝，處決死囚的方式仍有斬（腰斬）、殺（殺頭）、膊（赤身支解）、辜（支解）、焚（懲治殺害父母者）等。
在中國歷史上，死刑條款最多的是西漢。據(jù)《漢書·刑法志》記載，漢武帝劉徹即位后，漢初的“慎刑”立法原則均被調(diào)整：“律、令凡三百五十九章，大辟四百九條，千八百八十二事，死罪決事比萬三千四百七十二事。”可以看出，漢武帝時期的死刑條款有409條之多，死刑的判決為13472件。因死刑案太多，連放卷宗的地方都沒有了。比起漢武帝，漢成帝劉驁更甚，在他當皇帝的河平年間（公元前28年至公元前25年），“大辟之刑千有余條”.1000余種死刑，創(chuàng)了中國死刑之最。
清末著名刑法專家沈家本，曾就古代的“刑法之數(shù)”做過專門的統(tǒng)計。幾個有代表性歷史時期的死刑數(shù)量變化如下：
東漢和帝永元時期：死刑610種。北魏高祖太和三年：死刑235種。唐朝：死刑233種。宋朝：依唐刑律，慶歷敕增31種，嘉敕增60種；死刑總數(shù)多于唐朝。元朝：死刑135種。明朝：死刑249種，另有《雜犯》死刑13種，《問刑條例》死刑20種；死刑總數(shù)量多于唐朝，而少于宋朝。清朝：初承明律，晚清死刑減少。
從上述統(tǒng)計可以看出，自北魏以后，中國的死刑數(shù)量雖然增減反復(fù)，但大趨勢在減少。中國歷史上死刑最少的時期，竟然是被認為執(zhí)政者文明程度相對較低的元朝。
東漢時期徒邊充軍的“流刑”替代死刑
宋太祖以“決杖流放刺面”作為死刑“替用刑”
刑法中減少死刑，是現(xiàn)代中國司法文明進步的表現(xiàn)。但“慎刑”思想一直存在于中國各個歷史時期。遠在上古夏代，就出現(xiàn)了“慎殺”思想。據(jù)《尚書·虞夏書·大禹謨》記載，傳說中的中國最早的大法官、刑法制定者皋陶就說過：“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jīng)。”大概意思是，疑罪從輕，疑功從重；與其錯殺無罪之人，寧可違反法律。其核心就是恤刑慎殺，嚴防錯殺，與現(xiàn)代司法精神幾乎完全一致。
吸取商朝無德、重刑亡國的教訓(xùn)，周朝信奉“以德配天”、“敬德保民”的執(zhí)政理念，出現(xiàn)了中國最早一輪的削減死刑運動。據(jù)《尚書·呂刑》記載，第五任國君姬滿（穆王）執(zhí)政后，接受呂侯“訓(xùn)夏贖刑”的勸告，開始減刑，其中死刑減少幅度很大，“大辟之罰其屬二百”,與周初相比，死刑條款減少了300個。
春秋時期，周穆王的做法得到“儒家之父”孔子的推崇，主張實行仁政、惠民，提出了“為政以德”、“德主刑輔”,“寬刑慎殺”等口號，反對“未教先刑”.孔子的這一主張，得到了自漢朝起，歷代封建帝王的積極響應(yīng)。減少死刑判決和執(zhí)行，成為仁政和寬刑的體現(xiàn)。
如何減少死刑？最基本的當然是直接削減死刑條款，實行“恤刑”政策。而在死罪出現(xiàn)后，則大面積、廣泛采取“替用刑”、“贖刑”、“赦免”等多種變通措施，少殺或不殺。
所謂“替用刑”,就是已被判死刑者用非死刑方式來執(zhí)行，通常是肉刑或徒刑代替死刑。這是中國古代死刑制度中最具特色之處，是“禮人于刑”觀念的體現(xiàn)，用現(xiàn)代語言來說，就是對人的生命權(quán)的一種尊重。
西漢死刑的替用刑主要有宮刑、割右趾刑等肉刑，其中的宮刑是中國最為古老的替用刑罰之一，上古夏朝已存在，一直到魏晉時才廢除。宮刑僅次于死刑，直接破壞男女死囚的生殖器官，借替用宮刑而逃過一死的著名人物，有《史記》作者、著名史學家司馬遷等。
東漢時期，可用“流刑”即徒邊充軍替代死刑。北魏時期正式以法律的形式將流刑定為死刑的替用刑，此后唐宋沿襲，歷朝不改。如明朝，據(jù)《明史·刑法志》記載，明神宗在萬歷四年（公元1576年），“敕雜犯死，準徒五年。”
當然，替用刑不止上述幾種，如宋太祖趙匡胤曾推行“決杖、流放、刺面”三刑合一的替用刑，以寬恕死罪。
《唐律》：“贖銅一百十二斤”可免死
唐昭宗賜錢镠金書鐵券“卿恕九死子孫三死”
除“替用刑”之外，用錢物換取生命權(quán)的“贖刑”在歷代也不鮮見。
贖罪在漢初便允許。據(jù)《漢書·孝惠帝本紀》記載，劉盈（惠帝）即位第一年便下詔，如果犯死罪，“買爵三十級”就可免死，一級值2000錢，三十級也就是6萬。
6萬在當時決非一般百姓能拿出來的，但到漢武帝時，免死價漲到了50萬。據(jù)《漢書·武帝本紀》，天漢四年，“令死罪入贖錢五十萬，減死一等”.當時司馬遷便可以花錢免死，但他拿不出這筆巨款來，只能選擇宮刑。類似漢代這樣的“以財換命”的贖罪條款，此后歷朝都有。如《唐律》中規(guī)定，如果被判斬、絞死刑，“贖銅一百十二斤。”
采用“替用刑”和“贖刑”免死，是古代減少死刑執(zhí)行的兩大常規(guī)措施，“赦免”則是減少死刑的特殊手段，如果說替用刑、贖刑體現(xiàn)的是“寬仁”,那赦免直接就是“皇恩”.
赦免最早出現(xiàn)在西周時期，據(jù)《周禮》記載，當時有“三赦之法”,其內(nèi)容是：“壹赦曰幼弱，再赦曰老旄，三赦曰蠢愚”,即幼、老、智障三類人不執(zhí)行死刑，這個免死政策，一直影響到現(xiàn)代刑法。
曹魏時期首次出臺“八議”制度，凡親、故、賢、能、功、貴、勤、賓等八種人，“大罪必議，小罪必赦”.“八議”制度早在先秦時已具雛形，時8類人有減刑免刑的特權(quán)，此即《周禮》中所謂“以八辟麗邦法”.
在所有赦免中，“鐵券免死”是最靈的一種。鐵券俗稱“免死牌”,一般由皇帝賜頒給對國家有特殊貢獻的功臣。因吳越王錢镠平定叛亂有功，唐昭宗曾于乾寧四年（公元897年）賜其金書鐵券，上書“卿恕九死，子孫三死。”明太祖朱元璋也曾給功臣頒鐵券，持鐵券者，本人犯法可免二死，子孫可免一死。但需要指出的是，免死牌也是有條件的，據(jù)明沈德符《萬歷野獲編》所記，“除謀反大逆，一切死刑皆免。”
此外，古代免死或死緩的另一種方式“留養(yǎng)承祀”,更能體現(xiàn)古代刑法中人性的一面，即父母、祖父母年老無人奉養(yǎng)，可免死罪，回家奉養(yǎng)老人。
北魏時期首創(chuàng)“死刑復(fù)核”制度
唐玄宗以“重杖”代“絞斬”徹底廢除死刑
在古代，歷朝對死刑都有嚴格控制，自北魏首創(chuàng)“死刑復(fù)核”制度起，中國歷代都有一套嚴密的死刑案復(fù)核制度，生殺大權(quán)大多直接集中于皇帝一人或中央機構(gòu)手中，以減少濫殺錯殺。其實早在西漢時已有死刑復(fù)核的“報囚制度”,隋朝則出現(xiàn)了“三復(fù)奏”制度，并為唐朝繼承。唐朝是中國歷史對死刑案最謹慎的一個時期，“凡決死刑，雖令則殺，乃三復(fù)奏”,即死囚行刑前一天，要復(fù)奏兩次，執(zhí)行當天還要復(fù)奏一次，提請皇帝審慎考慮是否立即執(zhí)行。唐太宗貞觀初年，京都地區(qū)的死刑甚至由“三復(fù)奏”升級為“五復(fù)奏”.如果“不待復(fù)奏報下而決者，流二千里”.
在嚴控死刑的同時，古代中國還進行了“廢除死刑”的司法實踐。唐朝廢止死刑的嘗試始于貞觀年間，推崇“民本治國”模式的唐太宗李世民，在位時大幅度削減死刑。貞觀六年（公元632年）甚至將全國390名死囚放回家過年，次年這批人全部被赦免。
貞觀十六年（公元642年），唐太宗停止所有死刑的執(zhí)行。據(jù)《新唐書·太宗本紀》記載，唐太宗下令，將全國所有死囚流放到邊區(qū)，即所謂“徙天下死罪囚實西州”,這在事實上廢除了死刑。
在李純（憲宗）當皇帝時的元和八年（公元813年），唐朝又一次有條件地全面廢除死刑，李純下詔用流刑代替死刑，但犯“十惡”、“殺人”的死囚不在此列。
以“紅頭文件”的形式廢除死刑，是唐玄宗李隆基。據(jù)宋朝官修《冊府元龜·刑法部》記載，天寶六年（公元747年）李隆基下詔：“朕承大道之訓(xùn)，務(wù)好生之德，于今約法，已去極刑……自今以后，所斷絞、斬刑者宜削此條。”所有應(yīng)該判處斬、絞死刑的，均“代之重杖”.
天寶六年，可視為中國“廢除死刑元年”,而唐玄宗也因此成為中國歷史上廢除死刑的第一位皇帝。
據(jù)光明網(wǎ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