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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八個樣板戲”中有《紅色娘子軍》，在那個年代，全國人民都在演“樣板戲”,有成千上萬的人在跳吳清華（吳瓊花），今天為《娘子軍》50周年而“尋找瓊花”,其實準確的說應該是在“尋找清華”,所以很多人會誤以為這是一出“文革戲”,這并不足為怪。但正本清源，還原歷史，是從上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就開始了的。今天，漸漸褪去時代賦予的“社會功能”,反倒讓《娘子軍》的藝術價值和精神氣質凸顯在當代的世界舞壇。但反觀50年前的《紅色娘子軍》創(chuàng)作過程，歷史，是那樣讓人感慨萬千。

創(chuàng)意來自周總理的一席談

參與了芭蕾舞劇《紅色娘子軍》創(chuàng)作的中芭老團長李承祥回憶：《娘子軍》的創(chuàng)意源自周恩來總理一次談話的啟迪。1963年，北京舞蹈學校實驗芭蕾舞團（中央芭蕾舞團前身）演出芭蕾舞劇《巴黎圣母院》，周總理在觀看演出中說：“你們可以一邊學習排演外國的古典芭蕾舞劇，一邊創(chuàng)作一些革命題材的芭蕾劇目。”“為了適應這種外來的藝術形式，可以先編一個外國革命題材的芭蕾舞劇，比如反映巴黎公社、十月革命的故事。”這是周總理對中國芭蕾舞的發(fā)展提出的新要求，即由學習借鑒轉入自己獨立創(chuàng)作。

1963年底，在舞劇選題的討論會上，由于故事感人，人物鮮明，《娘子軍連歌》家喻戶曉，適合發(fā)揮芭蕾舞以女性舞蹈為主的藝術特點等原因，與會者一致決定將《紅色娘子軍》改編為芭蕾舞劇。事后組成了創(chuàng)作班子，由吳祖強、杜鳴心、戴宏威、施萬春、王燕樵擔任作曲，李承祥、蔣祖慧、王希賢擔任編導，馬運洪擔任舞臺美術設計。大家滿懷激情地投身到第一部中國題材的大型芭蕾舞劇的創(chuàng)作中。

創(chuàng)作班子深入海南島采風

對于創(chuàng)作人員來說，首要的是生活。李承祥回憶，1964年2月，創(chuàng)作班子赴海南島深入生活，由李承祥任組長，吳祖強、劉慶棠任副組長，成員包括王希賢、蔣祖慧、馬運洪、白淑湘、鐘潤良、王國華、李新盈。

“我們訪問了當年的老革命根據地，當時的老赤衛(wèi)隊長給我們講述了海南人民的英勇斗爭事跡，他親自帶我們去看當年開萬人大會的紅場，訪問經常掩護紅軍的革命老媽媽。在瓊?？h，我們見到當年的娘子軍戰(zhàn)士，聽她們講述當年海南婦女過的悲慘生活。受壓迫最重，反抗性就特別強，當時好多婦女逃出牢籠，找紅軍要求當女兵。一篇篇勞動人民的血淚史、一件件觸目驚心的實物，使我們對海南人民的過去有了更深刻的認識，對我們將要表現(xiàn)的英雄人物有了更加濃厚的感情。”李承祥回憶。

芭蕾民族化更具浪漫色彩

芭蕾舞劇《紅色娘子軍》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應歸功于電影原作，梁信的劇本、謝晉的導演藝術、黃準的娘子軍連歌以及祝希娟、王心剛、陳強等表演藝術家塑造的鮮明人物形象，為芭蕾舞劇的創(chuàng)作提供了堅實的創(chuàng)作依據。

從銀幕形象轉換到芭蕾形象能否獲得成功，主要從兩方面加以審視：第一要體現(xiàn)原作的精髓，第二要充分發(fā)揮芭蕾舞藝術的表現(xiàn)特征，使觀眾在形象轉換的觀賞中，獲得有別于銀幕的美感享受。

根據舞劇長于抒情、拙于敘事的藝術特點以及肢體語言的局限性，改編中首先著眼于兩方面，一是精簡人物，二是濃縮情節(jié)。在電影中有名有姓的角色就有十三位，對舞劇無疑是太多了，經反復斟酌，只保留六個人，正面人物瓊花、洪常青、連長、小龐，去掉了符紅蓮、阿貴等人，反面人物南霸天、老四，去掉了大管家、黃振山、陳旅長等人。在交代情節(jié)上盡可能壓縮篇幅，采取簡練手法，而在抒發(fā)人物情感的地方，則盡最大可能給以渲染和深化，發(fā)揮音樂、舞蹈的優(yōu)勢。

《紅》劇音樂的總體構思可概括為“三個主題一個歌”,一個歌就是指電影中的《娘子軍連歌》，它流傳很廣，是娘子軍戰(zhàn)士群體形象的生動寫照，因而要在舞劇中貫穿運用。而更重要的是要寫好瓊花、洪常青、南霸天三個主要人物的主題音樂，這決定著舞劇的成敗。

下連隊讓“娘子”更像“軍”

經過兩個多月排練，舞劇初稿完成，并在芭蕾舞團小劇場組織了第一次聯(lián)排，各方面的同志對舞劇都予以了積極肯定，也提出許多好意見。部隊首長希望加強部隊的生活氣息和戰(zhàn)士的氣質，說演員的表演像“娘子”,還不太像“軍”.

芭團領導決定暫停排練，下連當兵，北京軍區(qū)領導幫助聯(lián)系了大同的當地駐軍，包括全體演員和演奏員一百三十多人進入部隊駐地。每一個人都領到一身新軍裝和一支步槍，女演員集中住在幾間營房內，男演員編在各個班里，和戰(zhàn)士們生活在一起。演員們以戰(zhàn)士為榜樣，對自己在《紅》劇中扮演的角色有了更深理解?；氐奖本┰龠M排練場，面貌大變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