汶川地震

    四川汶川大地震剛發(fā)生時，很多國內外媒體都想起了一個地方-都江堰，這項建于公元前256年的水利工程在這次地震中未受損傷，而它的建立恰恰是中國與災難抗爭的典型寫照。中國從古至今不斷經(jīng)受災難洗禮，惡劣的自然環(huán)境考驗了中國人的智慧，也造就了中國人堅強的性*格。

300年來的大災一半在中國

    根據(jù)聯(lián)合國減災科技委員會公布的統(tǒng)計數(shù)字，全世界范圍內，在近300年來死亡人數(shù)超過10萬人的50起自然災害中，發(fā)生在中國的自然災害竟然高達26起，累計死亡近1.03億人，占全部死亡總人數(shù)的68%.聯(lián)合國減災科技委員會的報告中這樣描述中國：“這是世界上自然災害最嚴重的少數(shù)國家之一，大陸地震的頻度和強度居世界之首，占全球地震總量的1/10以上。”中國歷史上有記載的地震就高達8000多次，其中1000多次為6級以上地震。自20世紀初至今，中國占全球因地震死亡人數(shù)比例高達50%以上。

    中國災害頻發(fā)與地形地貌有很大關系，中國地形復雜，山區(qū)面積占全國總面積的2/3,且人口密度大。

中國國土遼闊地貌復雜

    中國幅員遼闊、地形復雜，幾千年來水、旱、震、蝗、瘟疫，各種災禍肆虐，中國的歷史從某個角度說，也是一部與災難抗爭的歷史。中國是世界上最早有確切地震記錄的國家，西晉時出土的《竹書紀年》，記載了距今3800多年中國最早朝代-夏代帝發(fā)七年的“泰山地震”.《呂氏春秋》里記錄的周文王八年地震“地動東南西北，不出國郊”,第一次記錄了地震危害范圍。而《詩經(jīng)·小雅·十月之交》翔實、生動地記述了周幽王時期關中的特大地震-“燁燁震電，不寧不令。百川沸騰，山冢崩。高岸為谷，深谷為陵”,這次地震是世界上最早的有精確記錄的地震，比西方同類記錄（1755年葡萄牙里斯本大地震）早2500多年。

    水災也是威脅中國先民的重大自然災害。早在史前的舜帝時代，就有“九州皆水患”的說法。據(jù)記載，自公元前602年至1938年的2540年間，黃河下游決口泛濫達1590余次，較大的改道有26次，平均三年兩決口，百年一改道。沉重的水患甚至間接導致了元朝的覆滅。此外，旱災、蝗蟲、瘟疫在幾千年中華文明史上也給中國人帶來了慘痛的損失。

    然而另一方面，中國也是世界上最早實行有組織、大規(guī)模甚至全國性*抗災防災，并制定縝密法則規(guī)定的國家。在中國歷史上，很多人是因為抗災被銘記或歌頌的。中國第一個朝代-夏朝的建立，正是由于大禹率領民眾制服水患，積累了崇高威望；春秋五霸之首齊桓公“九合諸侯”,約法三章，第一條就是“無曲防”（不許截斷鄰國水源或把本國水患引向鄰國），體現(xiàn)了集體防災意識。清代帝王更重視治水，康熙親自批閱水經(jīng)，主持河工現(xiàn)場會議，六次南巡均首先視察黃河工地。

中國賑災經(jīng)驗有千年

    漢朝元帝災后即把全部庫存糧食、衣物用來賑濟災民；自周代開始，zheng府就有在災后組織災民移居富裕地區(qū)的計劃，《周禮》記載“若食不能人二（300斤），則令邦國移民就谷”,《孟子》也有“河內兇，則移其民于河東，移其粟于河內。河東兇亦然”,反映了災后國家機器對人口和糧食進行區(qū)域間調劑的情況。

    和古代中國相比，歐洲各國因普遍采取分權制，無法動員強大的zheng府力量應對災情，因此在諸如大鼠疫等災難面前顯得十分虛弱；而在南美和亞洲其他一些地方，也曾有zheng府組織抗災防災的記載，如印加帝國的梯田抗旱，日本中世紀武田信玄的水利建設等，但這些地方或生產力低下，或幅員狹小，統(tǒng)治者對境內的統(tǒng)治力有限，均無法取得如古代中國那樣的成績。

    瑞典烏普薩拉大學歷史學教授琳達·巴克特曼說，人們抵抗自然災害的能力可以歸納為物資救援能力、社會動員能力和民眾心理承受能力三個方面。談到此次中國汶川地震，琳達·巴克特曼說，從以上三方面抗災能力出發(fā)，中國zheng府和人民在此次救災中的表現(xiàn)堪稱典范-物資救援已是傾盡所能，社會動員能力之高更讓世界各國驚嘆，但更令人欽佩的，還是中國人在這次地震面前的心理承受能力，人們的恐慌程度被信息的及時披露、救援的努力和各界的支持降到了最低。能看到的，多是救災過程中的指揮若定，受災民眾的勇敢堅強。僅憑這一點，中國人在自然災害的考驗面前，便已經(jīng)給出了最出色*的答卷。

山區(qū)重建難度大

    恩格斯有過兩句名言：“沒有哪一次巨大的歷史災難，不是以歷史的進步為補償?shù)?rdquo;,“一個聰明的民族，從災難和錯誤中學到的東西會比平時多得多”.經(jīng)過這次地震，除了不可控制的自然力，應該說，由于受到經(jīng)濟發(fā)展水平的限制，中國基礎建設中的安全成本還有待提高。在今天，許多發(fā)達國家在防災抗災領域，如建筑的防災性*規(guī)范、全民防災自救常識的普及、災后治理、善款安置等方面，有許多值得借鑒的經(jīng)驗。像歐洲2002年發(fā)生水災時，德國很多房屋在大水過后竟然還能繼續(xù)使用，但在中國農村地區(qū)，甚至一場大的降雨都會把房屋沖垮。另據(jù)《東京新聞》報道，受四川地震的警示，日本zheng府公布，要提高對校舍進行耐震加固施工費的補助率。

    談到此次災后重建，中國災害防御協(xié)會副秘書長高建國接受記者采訪時說，“中國此次重建的難度，比世界許多大地震的災后重建都要大”.不管是日本阪神大地震，還是我國臺灣地區(qū)的“9·21”大地震，由于它們的城市化、工業(yè)化程度很高，災后重建工作主要集中在城市；而像伊朗大地震，雖然工業(yè)化、城市化程度不高，但人口密度比較低。

    高建國說，中國此次災后重建的一個重點就是心理重建。這是在30年前唐山大地震后所沒有的，這也是與國際通行做法一致的。高建國說：“物質上的需要是一個巨大挑戰(zhàn)。”雖然中國這些年的經(jīng)濟發(fā)展積累了大量家底，但受災地區(qū)的發(fā)展相對滯后，經(jīng)濟自救能力不足。而且，由于受災地區(qū)有的是山區(qū)里的村寨，分布非常散，重建起來很困難，這是西方發(fā)達國家不會遇到的問題。住在山里的農民，他們種植的田地不少坡度都在25度以上，有的甚至達到50度，產量低，收入少。中國自古以來就一直倡導“天人合一”,高建國說，這次重建將更好地和諧人與山的關系。

    據(jù)《沈陽晚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