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先生與京師圖書館（現國家圖書館）有密切的關系。京師圖書館從開館立舍至于落戶，據《魯迅日記》中記載，都留下了魯迅先生深深的腳印。在洽辦移交文津閣《四庫全書》的7年時間中，飽含了魯迅先生的心血。

　　本文作者深悉我國近代圖書館界的這幾件大事，在以文筆追蹤文脈的學家視角中，將一段文化感懷娓娓道來，讓人品鑒，令人回味……

　　京師圖書館于1909年9月9日正式成立，1912年4月26日，隨同政府遷移北京的教育部開始辦公，并接管了京師圖書館。5月委任江瀚為館長。這一年的8月20日《魯迅日記》（以下簡稱《日記》）載：“上午，同司長并本部同事四人往圖書館，閱敦煌石室所得唐人寫經，又見宋、元刻本不少。閱畢，偕齊壽山游什剎海，飯于集賢樓。下午四時始回寓。”

　　1913年2月17日，《日記》載“午后，同沈商耆赴圖書館訪江叔海，問交代日期。”江叔海即江瀚，問他交代日期，是指江瀚已決定調任四川鹽運使，什么時候可以安排交代館務。3月6日《日記》又載“下午同沈商耆往夏司長家。”第二天午后又“同沈商耆赴圖書館，商交代事務。”足見這段時間為京師圖書館事務魯迅是很忙了一陣。江瀚去職后，館職則由教育部社會教育司司長夏曾佑兼攝。魯迅與京師圖書館的關系就更加密切了。

尋找新館舍

　　1913年10月29日，教育部訓令社會教育司：“查北京圖書館創(chuàng)自前清，曾經學部奏定地址，嗣因鼎革，未及開辦。民國肇造，日不遐給，因京城圖書館系舉國觀聽，姑就舊藏書處暫行開館。今國家粗定，不能不謀所以進行。仰社會教育司，轉飭北京圖書本館，暫行停止閱書。茲派本部僉事周樹人、沈彭年、齊宗正，主事胡朝梁、戴克讓前往，會同該館館員王懋熔、喬曾劬、秦錫純、雷瑜、孫豚、王惠醇、楊承煦，迅將所有收藏圖書按照目錄檢查，裝箱封鎖。其存款帳冊，亦應逐一清理，悉交周樹人等接收報部。該館人員務宜交代清楚，以便遷移，聽候改組。該部員等，務宜設法進行，勿得疏忽貽誤。是為至要。此令。二年十月二十九日部令。”

　　就在部令下達的這一天，魯迅則“在部終日造三年度預算及改組京師圖書館事，頭腦岑岑然。”（1913年10月29日《魯迅日記》）。11月1日《日記》載：“午后同夏司長往什剎海京師圖書館”.這次舉動旨在停止京師圖書館在廣化寺辦館，故魯迅等謹遵部令與京師圖書館館員通力合作，對書籍分別部類，編列號數，刊印標簽，逐冊粘貼，依序陳列，以便收發(fā)檢查，并待搬遷和改組。

　　既然停止在廣化寺辦館，那就有個另擇館舍的問題。為尋找適當舊有建筑作為京師圖書館館舍，魯迅花了不少心思，并躬自進行考察。1915年《日記》繼載6月1日“午后往國子監(jiān)南學”;21日“下午同戴蘆舲往南學”;8月20日“午后往方家胡同圖書館”.這都是魯迅為京師圖書館尋找考察新館舍的真實記錄。

落戶國子監(jiān)

　　1917年1月20日，京師圖書館呈文教育部，報告：“本館自設立籌備處以來，逐月進行，各項籌備事務大都完竣。其本館《圖書閱覽規(guī)則》及《辦事規(guī)則》則均蒙批準，各在案。茲擬定于本年一月二十六日開館，任人閱覽，以廣流通。所有擬定開館日期緣由，理合備文呈請大部鑒核，批示遵行。謹呈教育總長。”

　　至此，閉館3年的京師圖書館，始在北京安定門內方家胡同國子監(jiān)南學重行開館。

　　開館之日，蔡元培、魯迅等均蒞館出席開館儀式。故1917年1月26日《日記》載“晴。上午赴京師圖書館開館式”.并與來賓和館中同仁合影留念。

　　就在京師圖書館于國子監(jiān)南學開館之際，教育部又呈文當時的大總統(tǒng)黎元洪，請求“將午門、端門兩門樓及端門內左右舊朝房，一并撥歸教育部，略事修葺，以午門樓為京師圖書館，端門樓為歷史博物館。”黎元洪當即批準，魯迅等部員前去實地踏勘。故魯迅丁巳（1917）2月5日《日記》有載“午往中央公園，飯已赴午門閱屋宇，謂將作圖書館也。同行者部員共六人。”

　　當然，京師圖書館在前清國子監(jiān)南學舊址重新開館之后，亦旋遭讀者批評，謂“地點不適中，無怪看書人少。”且“更觀本館考察表，京師圖書館因交通不便，每日閱覽僅二十人。京師通俗圖書館反之，則每日閱覽多至一千七百四十余人，蓋地處交通便利而又不收券資之故。”

　　面對強烈的社會批評，1918年12月，部議又“以南學官舍復不相宜，擬移設午門城樓，以期其地之適中。”

　　但時任教育總長的傅增湘竟認為當時“連年戰(zhàn)亂，地拒沖要，易遭燹毀，不如原址幽辟。”事遂作罷。

洽辦移交文津閣《四庫全書》

　　1915年8月6日，教育部致函內務部，指出：“文津閣所藏《四庫全書》一部，照前清宣統(tǒng)元年七月奏案，應提交京師圖書館……刻下，京師圖書館業(yè)由本部指定房屋，并呈明大總統(tǒng)派定專員充任館長，力策進行。是項《四庫全書》為中國古今圖籍之總匯，京師圖書館為首都冊府，自應收藏，以宏沾溉。擬請即日移交本部，轉發(fā)庋藏，借符方案而惠藝林，實紉公誼。”

　　在教育部的據理力爭下，是年8月25日，內務部才復函教育部，同意將《四庫全書》歸還教育部，并請教育部派員前來商定移交手續(xù)和日期。接此信后，教育部于8月30日通知內務部，謂“茲派僉事周樹人、主事戴克讓，于九月一日午后二時前赴貴部，商定一切手續(xù)，即希查照為荷。”

　　1915年9月1日《魯迅日記》所載“午后同戴蘆舲往內務部，協議移交《四庫全書》辦法。”與教育部所通知內務部者完全相符，證明將《四庫全書》從內務部要回教育部的具體交涉事宜，是魯迅實際操辦的，并且洽辦成功。

　　當時議定，從9月6日起，由戴克讓率京師圖書館三人會同古物陳列所一人共同清點交接。

　　當年的9月4日，教育部事先通知京師圖書館館長夏曾佑派員是時前去點收。經過一個月的有效工作，至10月7日，京師圖書館館長夏曾佑具文呈送教育部，報告“統(tǒng)計是項書籍，凡二百五十六夾，六千一百四十四函。又目錄二十函，架閣圖四冊，另為一夾。內除第三百二十六、三百二十七兩函原庋藏《日講詩經解義》今系空函，并經雙方查明簽字外，均已一律點收完竣，陸續(xù)裝運到館。”

　　但在移交過程中，古物陳列所人員卻將《四庫全書簡明目錄》一匣四函秘而不交。書架亦未能行移。京師圖書館只得于1916年9月9日再次呈文教育部，請求就上述兩項內容與內務部進行交涉。教育部致函內務部交涉之后仍未奏效，只好報告“國務院”.9月22日，“國務院”以847號公函形式答復教育部，謂“熱河文津閣《四庫全書》前經運京，由貴部庋藏在案。所有該書架閣一份，現儲古物陳列所，應一并發(fā)交貴部，以資保存。除分函外，相應函達查照接洽辦理可也。” (責任編輯：陳冬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