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趙構、秦檜的故去，與岳飛冤案有牽連的許多當事人已不在人世，這為岳飛冤案的昭雪減少了政治與社會阻力。但與此同時，當時歷史的見證者也相繼離世，這些“活檔案”的消失，從客觀上削弱了歷史的旁證。有一個情況需要提及，除掉岳飛后，秦檜獨攬大權，始終以宰相兼領“監(jiān)修國史”、“專元宰之位而董筆削之柄”,并指派其養(yǎng)子秦熺主編南宋國史編年體的日歷和實錄，極盡篡改史實之能事。秦檜還在史館中大力安插親信，秉記事之職者“非其子弟即其黨羽”,“凡論人章疏，皆檜自操以授言者，識之者曰：’此老秦筆也‘”.（《宋史》）《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和《三朝北盟會編》是研究南宋歷史的兩部重要典籍，但兩書之中關于岳飛的許多記述，卻是殘缺不全、錯漏百出，這也正是秦檜專權期間大興文字獄，大肆篡改官史、嚴禁私史的惡果。這給岳飛之孫岳珂搜集、整理為祖父昭雪的歷史資料，造成了巨大障礙。

　　所有的努力都沒有效果。孝宗淳熙十六年（公元1189年）退位，宋光宗趙惇繼位之后，紹熙三年（公元1192年），岳飛之子岳霖去世。老人臨終前拉著兒子岳珂的手說：“先公之忠未顯，冤未白，事實之在人耳目者，日就堙沒。余幼罹大禍，漂泊及仕而考于聞見，訪于遺卒，掇拾參合，必求其當，故姑俟搜摭而未及上。茍能卒父志，死可以瞑目矣。”（《金佗編》卷九）岳珂謹遵父命，在其父岳霖前期努力的基礎上，歷經十年，于宋寧宗嘉泰三年（公元1203年）搜集、編撰包括“高宗皇帝御筆手詔”和《吁天辨誣》在內的大量證據文獻進獻朝廷。此時，距岳飛被害已62年。但由于宋孝宗為岳飛平反的不徹底，加之秦檜對歷史資料的篡改與歪曲，人們對岳飛冤獄仍眾說紛紜，莫衷一是。

　　“開禧北伐”前夕，也就是嘉泰四年（公元1204年），宋寧宗趙擴采納朝臣韓侂胄的建議，將岳珂為岳飛所作的辯白文書宣付史館，追封岳飛為鄂王。趙擴指出：岳飛“雖懷（郭）子儀貫日之忠，曾無其福；卒墮（李）林甫偃月之計，孰拯其冤。”“可特追封鄂王”.強調“雖勛業(yè)不究于生前，而譽望益彰于身后”,“豈特慰九原之心，蓋以作六軍之氣”,目的在于給活人一個說法。（《金佗續(xù)編》卷二七）昭雪岳飛與評價秦檜是一枚銅錢的兩面。正因如此，開禧二年（公元1206年），趙擴下令，追奪秦檜的“申王”爵位和“忠獻”謚號，改謚“謬丑”,并指出其罪行：“一日縱敵，遂貽數(shù)世之憂；百年為墟，誰任諸人之責？”趙擴此舉，是平反岳飛案件最徹底的一次。然而，歷史的發(fā)展總是曲折的。開禧北伐失敗后，韓侂胄被謀殺，主戰(zhàn)派再次受到排擠，主和派又一次得勢，在權奸史彌遠的主導下，竟恢復了秦檜的爵謚。

　　宋理宗趙昀是南宋末年一位試圖有所作為的皇帝。理宗寶慶元年（公元1225年），宋廷就岳飛案件頒布《賜謚告詞》，告詞道出了岳飛的冤情：“夫何權臣，力主和議，未究凌煙之偉績，先罹偃月之陰謀”,第一次指出當年的和議政策是導致岳飛冤案的重要因素。這份告詞，以諸葛亮、郭子儀與岳飛作比，“昔孔明之志興漢室，子儀之光復唐都，雖計效以或殊，在秉心而弗異……（岳飛）英靈如在，茂渥其承，可依前故太師、追封鄂王，特與賜謚忠武。”（《金佗續(xù)編》卷十六）可以說，這是南宋官方對岳飛的最高評價，也是有宋一代對岳飛的最后結論。后人往往尊稱岳飛為“岳武穆”,其實不確，稱“岳忠武”方為允當。

　　南宋九帝，至少有四帝曾經參與處理岳飛冤案。高宗不用說了，在為岳飛平反昭雪問題上，其余三帝，要么只就岳飛的謚號與待遇出臺文告，要么將冤案的責任歸罪于秦檜為首的“四人幫”.但在所有這些政治決定中，從未觸及過岳飛冤案真正的罪魁禍首--宋高宗趙構。在封建皇權社會中，“天王圣明，臣罪當誅”大約是核心價值。然而，這一核心價值，使得南宋王朝失去了為數(shù)不多的復興與崛起機會，不僅使南宋軍民屈辱地度過外敵欺凌的漫長歲月，而且時至今日，“為圣君諱耳”的傳統(tǒng)與做法的政治影響與社會危害仍余緒猶存。

　　迄南宋一朝，對岳飛冤案的平反昭雪，雖然作出了結論與定評，然而，冤死者，英年慘死，家庭破碎；害人者，壽終正寢，高居廟堂。在南宋152年的歷史上，以宋高宗趙構為開端，一味屈辱求和，不惜自毀長城，致使整個南宋偏安東南一隅，“直把杭州作汴州”.淪陷區(qū)的同胞則慘遭蹂躪，水深火熱。趙氏皇族既不肯吸取北宋滅亡的教訓，又缺乏光復故國疆土的勇氣，在持續(xù)上百年的割地納幣、稱臣叫叔的屈辱之后，終于在另一個外族政權--蒙古的進攻之下，徹底滅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