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革命戰(zhàn)爭也許可以分為兩個戰(zhàn)場，一個有形，一個無形；一個在地面，一個在空中。所謂的“無形”和“空中”,就是無線電波。如果說地面的有形戰(zhàn)場長期以來都是敵強我弱，那么空中的無形戰(zhàn)場幾乎從一開始就是我強敵弱。這種優(yōu)勢的確立，與赫赫有名的“豪密”休戚相關。

　“豪密”之產生

　　紅軍的無線電通信工作是周恩來在莫斯科參加中共六大時開始籌建的。據當事人回憶：“1928年初夏的一天，‘莫斯科中國勞動者中山大學’的秘書長阿勃拉莫索要我通知一些人去見他。”“他對我們說，根據中國革命的需要，中共代表團的要求，第三國際的支持，決定派你們幾個去學習無線電通信技術。這是絕對保密的事，跟任何人都不能講。”（毛齊華：《我黨早期的地下電臺》，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通信兵回憶史料》第一冊，解放軍出版社1995年版，第11頁）這第一批共6人參加的是“國際無線電訓練班”,不久，又有4人參加了“列寧格勒伏龍芝軍事通信聯絡學校”的學習。

　　1928年10月，周恩來回到上海后立即全方位地迅速組建和擴大無線電技術隊伍。1929年秋，上海建立了第一部地下無線電臺，同年12月又在香港建立了另一部電臺。此時鄧小平正好從上海到廣西經過香港，就與香港臺取得了聯系。此后上海黨中央與百色起義部隊的聯絡就由香港臺轉達。1930年1月，上海黨中央與江西蘇區(qū)的聯系，也是通過香港臺建立的。1930年10月，在蘇聯學習無線電技術的骨干相繼回國，紅軍的“空軍”隊伍迅速壯大。

　　然而就在這蓬勃發(fā)展之時，發(fā)生了一件驚天大事。據最早奉周恩來之命負責組建無線電通信的李強回憶，1930年11月香港臺被破壞，“電臺及聯絡辦法他們全部掌握，第1天英國人還給我們通了報，第2天他們發(fā)了一份報給我們，是用英文發(fā)來的，內容是：‘你們的朋友情況很好，現在在監(jiān)獄里。’當時上海臺的報務員是張沈川培訓出來的曾三，英文‘監(jiān)獄’這個詞曾三不認識，就拿來問我，我一看大吃一驚，說：‘不好了，他們在監(jiān)獄里了！’我們知道對方遭到破壞后，就暫時停止了聯絡。”（李強：《一次劃時代的通信革命》，《通信兵回憶史料》第一冊，第4頁）這就是說，如果港英當局不是自我暴露，就可以冒名頂替與上海臺繼續(xù)保持聯絡，當然也就能與江西等有電臺聯系的蘇區(qū)通話，其危險程度實在是難以估量，當時周恩來的震驚可想而知。正是為了避免重蹈如此兇險的覆轍，“豪密”隨即應運而生。

“豪密”之特點

　　“豪密”是個傳奇，有多種說法。

　　最早在中共中央專業(yè)研究部門的刊物上撰文公開提出“豪密”的是曾任中共中央辦公廳副主任，并長期擔任過中央機要局局長職務的李質忠。他于1991年在《黨的文獻》上發(fā)表了題為《周恩來對黨的機要工作的貢獻》的回憶文章，其中提到：“為了確保黨的核心機密不致被敵人破獲，周恩來于1931年在上海親自編制了一個密碼，取名×密。紅軍用這套密碼同上海黨中央、總司令部和各兵團司令部的機密電報。”“1931年3月，任弼時攜帶×密，從上海出發(fā)，經香港，于4月和顧作霖、王稼祥一道，到達江西瑞金蘇區(qū)中央局。自此，蘇區(qū)中央局便使用×密，于1931年9月開始與在上海的黨中央聯系。”（李質忠：《周恩來對黨的機要工作的貢獻》，《黨的文獻》1991年第1期）這篇文章中雖然罕見地用了個叉，但明明白白就是指“豪密”.

　　長期擔任情報工作負責人的羅青長說：“周恩來發(fā)明的密碼，有數學在里邊的。密碼是數學和文字構成的。”（鄧在軍：《百年恩來》第5集）

　　革命戰(zhàn)爭年代長期擔任中央軍委機要工作，曾任解放軍總參謀部三部部長的戴鏡元回憶說：“我黨最早的密碼是周恩來同志發(fā)明的，最早使用這個密碼的是任弼時。第一份電報是周恩來從上海發(fā)給蘇區(qū)中央局的，內容是問任弼時是否到了中央蘇區(qū)。周恩來有重要事情不在時，就由鄧穎超譯電。任弼時有緊急事情不在時，陳琮英負責譯電。”

　　在周恩來身邊長期從事機要工作的童小鵬說：“我們用的密碼不重復。”（童小鵬：《在對敵斗爭中親自設計制定密碼》。金志宇：《周恩來親自編制的豪密揭秘》，《黨史博采》2013年第4期）2009年，鳳凰臺在制作《較量--西柏坡1948紀事》紀錄片時，采訪了解放戰(zhàn)爭時任中央前委機要秘書及作戰(zhàn)參謀的劉長明。據劉長明的講述，說敵人的密碼很容易破譯，“但我們的密碼是豪密，就是周副主席最早創(chuàng)建的密碼，是無線密，敵人破不了。”

　　上述回憶表明“豪密”具有以下5個特點：用于高層領導機關的通訊；好記好用，簡單卻難以破譯；密碼由數字與文字構成；所用的密碼從不重復；密碼的性質是無線密。

“豪密”之試解

　　如果僅僅分析以上特點，恐怕還是不得要領。俗話說解鈴還需系鈴人，真正涉及這一謎底的竟然還是周恩來本人。在1994年《黨的文獻》所刊登的文章中，有一封周恩來和林育英于1936年5月18日聯名致張國燾的電報，其中提出：“關于二、六軍團方面的情報，可否你方擔任供給，請將與其通報密碼之書名第幾本與報首及頁行字數加注告我，以便聯絡通電，免誤時間。”（楊瑞廣：《任弼時力促三軍大會師》，《黨的文獻》1994年第2期）這份電報的背景是中共中央當時與賀龍、任弼時領導的二方面軍失去了聯絡，因此周恩來就向張國燾索要與二方面軍的電臺聯系密碼。電報清楚表明密碼由兩部分組成：書名與冊碼；頁碼、行數與字序。這就是說通報雙方各持一本相同的書，發(fā)報內容只要注明某頁、某行與第幾個字，收報方就能按圖索驥找出書中單個的字組成電報內容。這樣的密碼無從破譯，因為電報本身就是個密碼，其內容只是簡單的數字索引。既然沒有內容，又談何破譯。這種點對點書對書的通訊密碼，完全符合上述“豪密”的5個特點。

　　有文章說任弼時前往中央蘇區(qū)時化裝成牧師，“豪密”就被他夾在隨身攜帶的《圣經》中。《圣經》在牧師手中顯然最為自然和安全，不過現在看來那本《圣經》不可能夾帶“豪密”,因為其本身就是“豪密”,而且由于厚重所以很可能被拆分成多冊，編上序列號后使用，既方便還更保密，真所謂又簡單又深邃。因此可以推測，“豪密”最初的原版有可能是《圣經》。

“豪密”之發(fā)明

(責任編輯：陳冬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