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實準確，人物傳神，讀來發(fā)人深省才算得上是傳記佳作，梁啟超先生的《李鴻章傳》可列其中。書中對李鴻章的人生邊敘邊議，精辟之言隨時可見，而全書不足十萬字，可謂言簡意賅。

　　在這本傳記中，梁任公從平定太平軍捻軍、洋務運動寫到中日戰(zhàn)爭，再到其辦理的多項重大外交事務，按傳主的經歷一一道來。

　　他認為，“湘軍之能克金陵殲巨敵非曾國荃一人之功，實由李鴻章等斷其枝葉，使其餉源兵力成孤立之勢，而根干不得不坐凋”.剿滅捻軍時李鴻章已是全軍主帥，其兵家之才能發(fā)揮得淋漓盡致。李鴻章認為捻軍已成流寇，上策是“逼之不流，然后會師合剿”.

　　從內戰(zhàn)到外戰(zhàn)轉變，也是李鴻章人生由盛到衰的轉折點。梁任公說李鴻章是內戰(zhàn)內行，外戰(zhàn)外行。同時也承認，當時中國兵力也是平內亂有余，御外侮不足。

　　梁啟超認為，李鴻章在中日戰(zhàn)爭中多次“失機”:光緒十一年，李鴻章與伊藤博文在天津訂約，同意朝鮮有事中日都可派兵，并互行知照，讓朝鮮從中國的藩屬變成“似為中日兩邦公同保護國”;甲午戰(zhàn)前，袁世凱處理朝鮮事務失當，給日本可乘之機，而李鴻章“用袁聽袁”,“失知人之明”;戰(zhàn)前兵力已不如日本，又“使敵盡扼要沖，主客易位”,三機既失，戰(zhàn)事遂開。

　　梁啟超評說中國甲午兵敗是一種必然：“蓋十九世紀下半紀以來，各國之戰(zhàn)爭，其勝負皆可于未戰(zhàn)前決之。何也？世運愈進于文明，則優(yōu)勝劣敗之公例愈確定。實力之所在，即勝利之所在，有絲毫不能假借者焉。無論政治、學術、商務，莫不皆然，而兵事其一端也。”

　　李鴻章多與洋人接觸，親觀其器械之利，因而重視生產堅船利炮的洋務運動，卻忽視了政治制度的變革，更沒有看到國民思想認識的重要性，“殊不知今日世界之競爭，不在國家而在國民。殊不知泰西諸國所以能化畛域、除故習、布新憲、致富強者，其機恒發(fā)自下而非發(fā)自上”（梁啟超語）。

　　梁啟超認為，李鴻章是英雄，但不過是尋常的英雄，“西哲有恒言曰：時勢造英雄，英雄亦造時勢。若李鴻章者，吾一能謂其非英雄也。雖然，是為時勢所造之英雄，非造時勢之英雄也。時勢所造之英雄，尋常英雄也”.在自己所處的時勢中成為英雄就非常不易，還想造時勢更是難于上青天，李鴻章沒有做到，按梁任公苛刻的標準，中國上下五千年，似無造成時勢之英雄。

　　梁先生說，李鴻章所以不能成為非常的英雄，用“不學無術”四個字可以概括：“李鴻章不識國民之原理，不通世界之大勢，不知政治之本原，當此十九世紀競爭進化之世，而惟彌縫補苴，偷一時之安，不務擴養(yǎng)國民實力、置其國于威德完盛之域，而僅摭拾泰西皮毛，汲流忘源，遂乃自足，更挾小智小術，欲與地球著名之大政治家相角，讓其大者，而爭其小者，非不盡瘁，庸有濟乎？孟子曰：放飯流歠，而問無齒決，此之謂不知務。殆謂是矣。李鴻章晚年之著著失敗，皆由于是。”

　　梁任公言：“吾敬李鴻章之才，吾惜李鴻章之識，吾悲李鴻章之遇。”其“之遇”便是指時代所限，李鴻章不能應對的是巨變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