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秦始皇"皆坑之咸陽"之"四百六十余人"使用"術(shù)士"稱謂者，較早有《史記·淮南衡山列傳》載伍被語所謂"殺術(shù)士，燔《詩》《書》"以及《漢書·儒林傳》所謂"燔《詩》《書》，殺術(shù)士".不過，《漢書》中其他相關(guān)評論，都明確認定"坑儒".如《漢書·五行志下之上》"燔《詩》《書》，坑儒士",《漢書·地理志下》"燔書坑儒".此后如《后漢書·陳蕃傳》"焚書坑儒",以及《后漢書·申屠蟠傳》"坑儒燒書",《后漢書·左雄傳》"坑儒泯典",《魏書·李崇傳》與《北齊書·邢邵傳》"坑儒滅學",也都是明確的表述。其實，所謂"術(shù)士"、"方士"和"儒生",文化資質(zhì)有某種相通之處。正如有的學者所說，"謂所坑乃'方技之流',非'吾儒中人',蓋未省'術(shù)士'指方士亦可指儒生。"（光聰諧：《有不為齋隨筆》）"術(shù)士"可指"儒生"之例，有《史記·淮南衡山列傳》載伍被語："昔秦絕先王之道，殺術(shù)士，燔《詩》《書》，棄禮義，尚詐力",《漢書·伍被傳》作"往者秦為無道，殘賊天下，殺術(shù)士，燔《詩》《書》，滅圣跡，棄禮義".又《漢書·儒林傳》："至秦始皇兼天下，燔《詩》《書》，殺術(shù)士，六學從此缺矣。"分析上下文"先王之道"以及"禮義"、"圣跡"、"六學"諸語，根據(jù)當時語境，可以知道這里說的"術(shù)士"就是"儒生".
《史記·秦始皇本紀》所謂"諸生傳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余人，皆坑之咸陽"之"諸生",作為社會稱謂的使用，所指代的社會身份可能原本是比較模糊的。顧頡剛說："當時儒生和方士本是同等待遇。""（秦始皇）把養(yǎng)著的儒生方士都發(fā)去審問，結(jié)果，把犯禁的四百六十余人活葬在咸陽：這就是'坑儒'的故事。"（《秦漢的方士和儒生》，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12頁）
《論衡·語增》肯定"焚書坑儒"是歷史真實，以為坑殺對象就是"儒生",但否定了秦始皇欲全面取締儒學的說法："傳語曰：秦始皇帝燔燒《詩》《書》，坑殺儒士，言燔燒《詩》《書》，滅去五經(jīng)文書也；坑殺儒士者，言其皆挾經(jīng)傳文書之人也。燒其書，坑其人，《詩》《書》絕矣。言燔燒《詩》《書》，坑殺儒士，實也。言其欲滅《詩》《書》，故坑殺其人，非其誠，又增之也。"在史事辨析時，又完全剔除了"術(shù)士"的表現(xiàn)："三十五年，諸生在咸陽者多為妖言。始皇使御史案問諸生，諸生傳相告引者、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七人，皆坑之。""坑儒士，起自諸生為妖言。"
我們必須重視的一則重要信息，是《史記·秦始皇本紀》在"四百六十余人皆坑之咸陽"之后記錄的扶蘇的表態(tài)："始皇長子扶蘇諫曰：'天下初定，遠方黔首未集，諸生皆誦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繩之，臣恐天下不安。唯上察之。'始皇怒，使扶蘇北監(jiān)蒙恬于上郡。"扶蘇所謂"諸生皆誦法孔子",明確解說了"諸生"的文化資質(zhì)和文化立場。又《史記·秦始皇本紀》載李斯駁淳于越語，前說"今陛下創(chuàng)大業(yè)，建萬世之功，固非愚儒所知",后說"今諸生不師今而學古，以非當世，惑亂黔首",此處"諸生"就是"儒".《史記》中使用"諸生"稱謂凡33例，沒有一例可以明確包含"方士"身份。除前引多例外，如《封禪書》"使博士諸生刺《六經(jīng)》中作《王制》，謀議巡狩封禪事";又《孔子世家》太史公曰："余讀孔氏書，想見其為人。適魯，觀仲尼廟堂車服禮器，諸生以時習禮其家，余祗回留之不能去云。"在司馬遷筆下，"諸生"稱謂都明確直指"儒""群儒".
不過，宋元之際也有學者否定扶蘇之說。蕭參《希通錄》："古今相承，皆曰'坑儒',蓋惑于扶蘇之諫。""自扶蘇一言之誤，使儒者蒙不韙之名。"陶宗儀《輟耕錄》卷二五"論秦蜀"條有同樣的說法，只是"自扶蘇一言之誤"作"自扶蘇言之誤"."扶蘇之諫",是直接針對坑殺"諸生"的批評意見，是與歷史真實時間距離和空間距離最近的判斷。發(fā)表者與帝國最高決策人秦始皇有最親近的感情，與執(zhí)政中樞機關(guān)有最密切的關(guān)系。輕易指斥"扶蘇一言之誤",恐怕是難以說服讀者的。
還應當看到"焚坑"是體現(xiàn)出政策連續(xù)性的事件。"焚書"時已經(jīng)有對違令儒生嚴厲懲處的手段，這就是所謂"有敢偶語《詩》《書》者棄市"和"以古非今者族".
三、"焚坑"非"一時間事"
"焚書坑儒"是中國政治史和文化史中沉痛的記憶?！肚夭唤^儒學論》對于"焚書"有"一時間事"的說法?，F(xiàn)在看來，不注意"焚坑"事件的前源和后續(xù)，只是看作偶然的短暫的歷史片段，可能是不符合歷史真實的。
宋代曾有"世人說坑焚之禍，起于荀卿"的說法（《朱子語類》卷一三七）。明人楊慎也說道，"宋人譏荀卿云，卿之學不醇，故一傳于李斯，而有坑焚之禍。"（《丹鉛余錄》卷一三）呂思勉說："在《管子·法禁》《韓非子·問辨》兩篇中，早有焚書的主張。秦始皇及李斯就把它實行了。"（《呂著中國通史》，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1992年版，第347頁）所說《管子·法禁》的主張，可能即"行辟而堅，言詭而辯，術(shù)非而博，順惡而澤者，圣王之禁也".《韓非子·問辨》中的相關(guān)內(nèi)容，或許即"言行而不軌于法令者必禁""言當則有大利，不當則有重罪。"
我們注意到，《韓非子·和氏》說，商君建議秦孝公"燔《詩》《書》而明法令""孝公行之，主以尊安，國以富強。"可知早在秦孝公、商鞅時代，"焚書"作為已經(jīng)"實行"的行政操作方式明確見諸文獻。宋王應麟《困學紀聞》卷一○《諸子》寫道："《韓子》曰：商君教秦孝公燔《詩》《書》而明法令。愚按《史記·商君傳》不言燔《詩》《書》，蓋《詩》《書》之道廢，與李斯之焚之無異也。"是說商鞅和李斯堅持的文化主旨"無異",而讀《韓非子》本文，可知"燔《詩》《書》",就是"焚書"無疑。前引《史記·淮南衡山列傳》及《漢書·儒林傳》所謂"燔《詩》《書》",以及《漢書·王莽傳下》所謂"昔秦燔《詩》《書》以立私議",都是說秦始皇"焚書".
"焚書坑儒"形成的文化慣性，對后世政治生活依然有著長久的影響。以行政權(quán)力強化思想控制、文化控制、意識形態(tài)控制，成為帝制時代的政治文化傳統(tǒng)。歷史上有的時代，控制和反控制矛盾的激化，便可能重演秦代發(fā)生過的嚴酷的文化摧殘和人身迫害。東漢黨錮之禍發(fā)生，陳蕃上疏極諫，以當時局面直接比況秦時形勢："以忠忤旨，橫加考案，或禁錮閉隔，或死徙非所。杜塞天下之口，聾盲一世之人，與秦焚書坑儒，何以為異？"（《后漢書·陳蕃傳》）面對漢末黑暗政治，申屠蟠也曾經(jīng)說，"昔戰(zhàn)國之世，處士橫議，列國之王，至為擁篲先驅(qū)，卒有坑儒燒書之禍，今之謂矣。"于是選擇"窮退""韜伏",采取另一種抵制的態(tài)度（《后漢書·申屠蟠傳》）。這可以看作宋人俞德鄰所謂"商皓雖寂寞，幸免坑焚悲"（《佩韋齋集》卷三）的翻版。這種對"焚坑"之禍一再的深刻警覺，是因為這種危險確實長期存在的緣故。
(責任編輯：陳冬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