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氣未開：同文館舉步維艱

1862年在北京創(chuàng)辦的同文館是中國最早的外語學堂，也是中國第一所具有現(xiàn)代意義的新式學校。入校的學生雖然一切都由政府負擔，但還是無人愿意入學。原因是，在清廷長期“閉關鎖國”政策以及“夷夏之防”、“中外有別”等傳統(tǒng)觀念的影響下，國人把學外語和“漢奸”、“賣國賊”畫了等號。嘉慶年間，一位廣東人為了學外語，編了一本中英文對照的小書，清廷立即下令查禁，眾百姓也憤起討伐，嚇得此人惶惶然逃匿山林。

在那個年代，國家和民間看重的是科舉正途，上洋學堂是旁門左道，不但前途渺茫，而且為大眾所不齒。曾是同文館學生的齊如山回憶說：

“館是成立了，但招不到學生，因為風氣未開，無人肯入，大家以為學了洋文，便是降了外國……而且還有一層，這些學生入了同文館以后，因為他是小孩，還沒有什么鄙視，對于學生們的家庭，可就大瞧不起了，說他們墮落，有許多人便同他們斷絕親戚關系，斷絕來往。甚而至于人家很好的兒媳婦，因為她家中弟弟入了同文館，便一家瞧不起這個媳婦，而且因之便受了公婆之氣。社會的思想，對于這件事情看得這樣的嚴重，大家子弟不但不愿入，而且不敢入。因之后來之招生就更難了！”

在這樣惡劣的社會文化環(huán)境中，為什么主持清廷外交事務的恭親王奕訢還堅決要創(chuàng)辦外語學堂呢？答曰：形勢所迫。

隨著西方殖民主義者的入侵，對外交往成為維護國家利益的頭等大事，但外語人才奇缺，令清廷頭疼。(來源:南方都市報南都網(wǎng))

第一次鴉片戰(zhàn)爭時期，在英軍的漢華麗軍艦上簽訂《南京條約》時，找不到翻譯，全由英人的中文翻譯來擺布，清廷顏面盡失。第二次鴉片戰(zhàn)爭時期，英國參贊兼翻譯巴夏禮被俘，當英法聯(lián)軍逼近京師時，奕訢令巴致信聯(lián)軍議和。信用中文寫就，但落款有兩行英文。朝中無一人通曉，為顧臉面又不好向巴夏禮請教。而京郊戰(zhàn)火彌漫，北京危在旦夕，奕訢心急如焚，但不敢發(fā)送。后來，費盡周折，才從天津尋找到一位略通英語的商人。急速請來一看，原來那兩行英文是巴夏禮的簽名和日期。如此區(qū)區(qū)小事都無法解決，給奕訢巨大創(chuàng)痛。

而且，1860年與英、法所訂的《北京條約》規(guī)定，以后兩國談判等各種交涉事務，以英文、法文為通用語言。這就迫使清政府不得不火速培養(yǎng)外語人才。

同文館學生待遇優(yōu)厚

1861年初，清廷批準了奕訢、文祥、桂良三位大員請求設立同文館的上奏。經(jīng)過一年多的籌備，1862年6月11日，同文館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的東堂子胡同正式開學。

由于缺少教師，只得重金聘外國人任教；由于學生難招，僅有10人入學，且近中年。為了吸引更多的人前來報考，以便挑選優(yōu)秀者入學，清廷只好不斷提高學生的待遇，規(guī)定同文館的學生可以拿薪水。開始年薪為36兩銀子，后又提高到120兩，最高時140兩。當學生還拿工資，本已例外，還拿這么多，更是罕見。那時的七品官年薪才45兩，五品官也不過80兩上下。而且，同文館學生的一切用品都從優(yōu)，伙食則更豐盛。齊如山回憶說：

“駐館的學生，除不管衣服外，其余都管，所謂煤油蠟燭，微如紙張洋火等，都由館中供給。飲食最優(yōu)，六個人一桌，共四大盆、六大碗，夏天一個大海，還有荷葉粥、果藕等等。冬天則無大海，而添一個火鍋。盤碗中的菜自不必說，單說這個火鍋，共分三種，任憑學生點要，一是什錦鍋，二是白肉鍋，三是羊肉鍋，所有各種羊肉片、魚片、肝片、腰片及雞蛋、凍豆腐等，合著一切作料，應有盡有，總之跟從前北平正陽樓一樣，吃不夠再添。這還不算，如果不愿吃，仍可隨便要菜，不但吃飯一文錢不用花，連賞錢都有。從前有好幾位外國教員告訴我，世界上的學校，沒有比同文館待學生再優(yōu)的了！”

即使如此優(yōu)厚的待遇，招學生也不那么容易，幾乎所有的人還是要走科舉正途，不入這個“歪門邪道”。開始幾年，同文館學生一直維持在20名上下，后來風氣漸開，最多時也只有百余名。社會風氣說到底是一種價值取向，至于士林風氣，更與價值追求密切相關。是非曲直、榮辱廉恥觀念不變，僅靠物質引誘，收效寥寥。再加上守舊派的圍攻，同文館的路更艱難。

增設科學課程引發(fā)風波

同文館的學制開始為三年，后改為五年，最后增至八年，主要出于培養(yǎng)高素質人才的需要。為擴展學生的知識面，同時也考慮到洋務企業(yè)對技術人才的渴求，1866年底，奕訢決定增設天文、算學等西方自然科學課程，然后再增加聲光化電等理科門類。為了保證優(yōu)秀人才脫穎而出，奕訢還決定從舉人、五品以下京外各官、五貢生員、翰林院編修、檢討、庶吉士等科舉正途人員中招考新學生。這下可捅了馬蜂窩，引來了抱殘守缺的守舊大員的群起圍攻。

本來，守舊派對學“洋話”就耿耿于懷，只是懾于奕訢尤其是其鼎力支持者慈禧太后的威勢，同時也覺得和洋人打交道不懂語言不行，才忍氣吞聲，沒有發(fā)作。誰知奕訢越做越“離譜”，不但學外語，還要學習西方那些“奇技淫巧”，敗壞士林風氣。尤其不能容忍的是，要從科舉正途的官員中招收學生，這分明是要把科舉引入“歧途”，讓士子們不讀孔孟之書、不行周公之禮、不走堯舜之道，而成為“洋鬼子”的門生。

1867年3月5日，山東道監(jiān)察御史張盛藻首先發(fā)難，上奏反對。5天后，理學大師、翰林院掌院學士、同治皇帝的老師倭仁也上奏斥責奕訢此舉，是“上虧國體、下失人心”，如果實行，則正氣難伸、“邪氣彌積”，“數(shù)年以后，盡驅中國之眾咸歸于夷”。一個月后，他再上一折，繼續(xù)詆毀奕訢，并且暗中鼓動他的學生、心腹、好友在前門外遍貼小字報，譏諷同文館，嘲罵奕訢.

這些小字報大小不等，形式各異，有直接罵同文館的；有影射奕訢的；有挖苦同文館學生的；有借自然現(xiàn)象如天旱、風災等，歸罪于同文館破壞風水人文的；還有的編成俚語、順口溜攻擊拜洋人為師的；也有編對聯(lián)泄私憤的。有一則對聯(lián)云：“鬼計本多端，使小朝廷設同文之館；軍機無遠略，誘佳子弟拜異類為師。”個別俚語則肆無忌憚地公開謾罵，如：“胡鬧，胡鬧！教人都從了天主教！孔門弟子，鬼谷先生！未同而言，斯文將喪！”

有一位候選直隸知州叫楊廷熙，把小字輩的一些內容綜合起來，添油加醋，寫成奏折，上呈朝廷，其中講道：“今年自春及夏，久旱不雨，屢見陰霾天，御河之水源枯竭，都中之疫癘流行……此非尋常之災異，必應時政之失，京師中街談巷議，皆以為強詞奪理、師敵忘仇、御夷失策所致”。

這位知州還一口氣給同文館列出了“忘大恥顧小恥；舍中國師夷狄；不修圣賢之道；不講士林之節(jié)”等十大罪狀。其結論是，同文館之創(chuàng)設，“不當于天理，不洽于人心，不合于公論，而必欲潰夷夏之防，為亂階之倡”。

同文館得到慈禧支持

這一折驚動了慈禧，更惹惱了奕訢.慈禧太后立即下詔，嚴斥楊廷熙大膽妄為，肆意詆毀朝廷命官，煽惑民眾，污蔑同文館，“甚屬荒謬”。奕訢也全力反攻。此前，奕訢已經(jīng)連上兩折，據(jù)理駁斥倭仁等“空談義禮”、“于世無補”，重申辦同文館的必要性、合理性。前門外的小字報和楊廷熙的上奏，讓奕訢更覺問題嚴重，懷疑倭仁等合伙同謀、結黨營私、擾亂視聽、蠱惑民眾。奕訢將此意密告慈禧后，慈禧隨即進一步警告倭仁說：如果楊廷熙所奏由他指使，則失“大臣之體”，且有結黨營私之“嫌疑”。

奕訢還向慈禧建議，既然倭仁反對辦同文館，那就再為他提供條件，讓他辦一所學校，既為洋務培養(yǎng)人才，也與同文館展開競爭。慈禧覺得有理，即下令，讓倭仁速辦。這可嚇傻了倭仁！他哪里有辦法、有能力去培養(yǎng)新式人才呢！倭仁急速上奏請辭，朝廷卻堅決不允。倭仁只好被迫請求辭官靜養(yǎng)，慈禧遂答應除保留大學士一具虛名外，開缺一切職務。從此，倭仁一蹶不振，郁郁寡歡，在一次騎馬時不慎摔傷，臥病在床，三年后離世。(來源:南方都市報南都網(wǎng))

由于慈禧的支持和奕訢的堅持，這場風波得以平息，同文館得以繼續(xù)開辦，并在19世紀70年代之后有了進一步的發(fā)展，逐步變?yōu)榧Z言、現(xiàn)代科技、翻譯西書和學習西方少量社會科學的新型學校。這里，只要看一下同文館學生八年所學主要課程，便大致可以了解這所學校的性質：第一年：認字、寫字，淺解辭句，講解淺書；第二年：講解淺書，練習文法，翻譯條子；第三年：講各國地理，讀各國史略，翻譯選編；第四年：數(shù)學啟蒙，代數(shù)學，翻譯公文；第五年：講求格物（力學、水學、聲學、氣學、火學、光學、電學、機械學、植物學），幾何原本、平三角、弧三角、練習譯書；第六年：講求機器，微分積分，航海測算，練習譯書；第七年：講求化學，天文測算，《萬國公法》，練習譯書；第八年：天文測算，地理精石，《富國策》，練習譯書。(來源:南方都市報南都網(wǎng))

同文館從1862年開辦，到1902年并入京師大學堂，凡40年。雖然規(guī)模不大，但培養(yǎng)了中國最早的翻譯家、外交家和初步掌握西方現(xiàn)代科技的人才。僅在洋務企業(yè)任技術指導的同文館畢業(yè)生就有20多名，外交界則更多，還涌現(xiàn)了著名的翻譯家兼外交官張德彝、外交總長陸征祥、駐日公使楊樞、駐意大利公使唐在復等，還有南洋公學（上海交大前身）校長汪鳳藻。尤為可貴的是，翻譯了一批現(xiàn)代科技、西方史地、法律、政治、外交、社會等書籍，為國人提供了嶄新的精神食糧。所譯《萬國公法》，為中國外交現(xiàn)代化奠定了根基；所譯《富國策》，成為中國現(xiàn)代經(jīng)濟學和新經(jīng)濟發(fā)展的一塊基石。同文館更深一層意義則在于，開創(chuàng)了中國的現(xiàn)代教育。同文館之后，隨著洋務事業(yè)的崛起，先后開辦了20多所洋務學堂，還在1895年于天津建立了中國第一所大學———北洋大學。1905年，科舉制度廢除，現(xiàn)代教育在艱難曲折中冉冉升起。所有這一切巨變，追根溯源，應歸于同文館篳路藍縷的拓荒之功。（◎李喜所，學者，南開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