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最大的危險，是會帶來社會的動蕩，甚至導致外國的干涉。這一點，是當初革命和立憲兩派論辯的主題。辛亥革命期間，日本的確考慮過武裝干涉的可能性，只是因為英美的反對而作罷，而革命過程的動蕩不大，也是外國干涉沒有發(fā)生的一個重要因素。應該說，從近代革命史角度，辛亥革命算是一場動蕩和破壞比較小的革命。立憲派的高度參與，極大地降低了破壞的程度，而革命黨人，也在刻意減少革命帶來的動蕩。為此，他們不準農(nóng)民革命，不進行底層動員。但是，另一個他們老早就依賴的勢力，卻趁革命之機登上政治舞臺，這就是會黨，還包括一些綠林好漢。雖然說，跟會黨合作是革命黨的傳統(tǒng)，但在辛亥革命過程中，他們還是盡可能對會黨勢力進行了遏制，有的地方，甚至出現(xiàn)了鎮(zhèn)壓。但是，會黨這種中國社會中的準黑社會力量，還是冒了頭。畢竟那么多年革命黨對會黨的聯(lián)絡和利用，不可能一下子斷了關系。從地下冒出來的會黨，對革命后的秩序造成了極大的破壞。各地會黨公開露面，大開香堂，大散海底，在底層社會建立準黑社會的秩序，導致革命黨人聲譽大壞。二次革命，貌似強大的革命黨，在袁世凱的打擊下，不旋踵即土崩瓦解，跟他們不得人心大有關系。
盡管破壞不那么大，但革命畢竟是一場中國人學習西方的激烈變革。革命后，中國國門上的招牌變了，從一個君主專制的政體，變成了最先進的美國體制，接任孫中山做臨時大總統(tǒng)的袁世凱，也被譽為中國第一華盛頓，世界第二華盛頓。但是，革命后的現(xiàn)實告訴我們，這樣的制度，落到實處，的確大有困難。就整體而言，雖然沿海開放口岸城市的紳商歡迎革命，而內(nèi)地農(nóng)村的士紳滿懷疑慮，漢人的官僚在革命進行中，卻罕有為清朝殉節(jié)的。懷念清朝的遺老遺少，都是在革命后民國制度運行之際產(chǎn)生的——民國來了，很多人才覺得前朝其實更好一點，換句話說，民國不怎么樣。
民國辦不好，在很大程度上是沒有生成一種新的秩序。然而，新秩序的產(chǎn)生，有賴于現(xiàn)存秩序的穩(wěn)定。日本趁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之機的粗暴干涉，亂中添亂，袁世凱和他的謀士，錯判形勢，貿(mào)然稱帝，袁世凱這個唯一的強人垮臺，秩序的穩(wěn)定，自然無從談起。革命帶來了民主共和制度，但這個制度在中國卻落不了地，落不了地的制度，也就沒法修正，中國回不到更合適的君主立憲體制那里去，因為在上層信奉的進化論歷史觀里，制度的演進，是進化的必然，已經(jīng)進化到先進的制度，任何“退步”，都是開歷史的倒車。
辛亥革命，是一場沒有準備好的大變革。這場變革，卻給中國帶來了深刻的變化。革命成功后不久，上海的報紙不無戲謔地羅列了革命前后的變化：“共和政體成，專制政體滅，中華民國成，清朝滅，總統(tǒng)成，皇帝滅，新內(nèi)閣成，舊內(nèi)閣滅，新官制成，舊官制滅，新教育成，舊教育滅，槍炮興，弓矢滅，新禮服興，翎頂禮服滅，剪發(fā)興，辮子滅，盤上髻興，墮馬髻滅，愛國帽興，瓜皮帽滅，陽歷興，陰歷滅，鞠躬禮興，拜跪禮滅，卡片興，大名刺滅，馬路興，城垣欄柵滅，律師興，訟師滅，槍斃興，斬絞滅，舞臺名詞興，茶園名詞滅，旅館名詞興，客棧名詞滅。”其實，新教育、槍炮、律師、馬路這樣的東西，并不是民國才興的，而除了制度變化，其他的變化，都是皮相的，甚至并沒有真的變過來，至少在民國初年是如此。連革命黨人大力推動，強力執(zhí)行的剪辮子和放足，在鄉(xiāng)村世界也成效甚微。放足和禁纏〔禁止纏足〕成效最差，直到國民黨統(tǒng)治時期，好些地方的婦女依然纏足。剪辮稍好，但堅持不剪的人，也所在多有。民國成立，原本戴在外國人頭上的大禮帽，的確扣在了中國官員的腦袋上，而且他們的手上，也多了根“文明棍”〔手杖〕。還不僅如此，辛亥之后，話劇叫文明戲，新式結(jié)婚叫文明結(jié)婚，放足叫文明腳，連腳踏車，都被叫做自由車。但是，民國之后，正如長袍馬褂依然如舊一樣，瓜皮帽也沒有退出歷史舞臺，依舊為士紳的常服。為孫中山倡導的中山裝，即使在國民黨統(tǒng)治時期，也只是黨部人員在官方場合的服裝，回家之后，很多人還是袍褂當家。很多在日本學了軍事的將領，在今天留下的老照片上，洋式戎裝，筆挺精神，但平常卻喜歡長袍馬褂，甚至喜歡坐轎子，連上戰(zhàn)場都不例外。自由、民主和文明，離中國人的生活，其實還相當遠。
辛亥革命真正給中國帶來的變化，既不是風俗的變化，西化的習染，也不是新事物的出現(xiàn)，零星的現(xiàn)代化，甚至也不是制度的革命。如果沒有革命，清朝如果能正常立憲的話，代議制早晚都會來，西方的法律、政治制度，在新政期間已經(jīng)進來，而且總會生根，所差的，只是技術上到底學誰的問題，而沒有不學的道理。比如法律制度，是大陸法系還是英美法系的問題。在我看來，辛亥革命帶給中國和中國人的，其實是持久的制度的困擾和變革的焦慮。
革命給了國人一個世界上最先進的制度，但卻沒法像魔棒一樣，給中國帶來立竿見影的變化。中國不僅沒有因此而走向富強，反而更易混亂。很多人都明白，一個有兩千年帝制傳統(tǒng)的國度，驟然實行共和，而且學的是世界上最先進的美國，其實難免消化不良，但是，人們不情愿看著剛剛確立的進化論歷史觀在自己身上破產(chǎn)，不愿意承認自己跟西方人其實不一樣，沒法原封不動地移植一個“最好的制度”，因為這樣，似乎就等于承認自己種族的劣質(zhì)。于是，只能把混亂歸咎于變革的不徹底，革命不徹底，因此也只好在前進方向上做更激進的動作，革命，再革命，從制度變革走向文化和倫理革命，再則階級革命，把中國社會翻過來，將傳統(tǒng)的結(jié)構(gòu)徹底打碎，建設一個人們誰也難弄明白的新世界。直到今天，人們依然患著求新癥，什么東西，不求最合適，只求最新，最時髦。
即使不這樣，在情勢上，中國人也退不回去，退不到一個更合適自己的制度狀況中去。其實建立代議制民主當然是必要的，但中國這樣的國度，還是需要一個皇帝過渡的?？墒沁^去的皇帝是滿人，是異族，而且已經(jīng)在革命的論述中帶有屠殺漢人的原罪。所以，清朝的復辟，只能是遺老遺少的夢囈，一旦落到地上，連堅定的君主立憲主義者都會因之而崩潰。1917年的張勛復辟，不僅毀了康有為的清譽，也使得一直主張君主立憲的楊度心灰意冷，從此放棄了自己的主義。其他的人，沒有實權(quán)的孔門后裔衍圣公做不了，有實權(quán)的袁世凱也做不了。誰也做不了皇帝，道理很簡單：中國已經(jīng)共和了，人們只能在“先進的制度”里往前走，除非找到更先進的制度。
中國人不是在共和制度中無法生存，也不是創(chuàng)造不出好的東西來。幾十年的民國歷史，也有值得稱道的教育，值得驕傲的文化，但是，國人卻很難在共和制度里創(chuàng)造一個新的秩序。盡管現(xiàn)在的人們回顧歷史的時候，覺得民國還相當不錯，但是當時的人們卻很難滿意那種軍閥割據(jù)、國勢衰微、中央政府政令不出都門的狀況。這個老大的帝國，在進入共和之后，沒有重建一個屬于共和制的秩序，因此，就很難抵御卡里斯瑪權(quán)威的呼喚，很難抵御再次革命、不斷革命的誘惑。革命帶來了問題，答案卻是只能在繼續(xù)革命中得到解決。一個原本背著過重的歷史包袱，又在清末歷史中飽受欺凌的民族，學習西方，包括學習引進西方的制度，無論如何都擺不脫工具性的誘惑。所謂的革命，無非是要借助革命的杠桿，撬起可以使民族翻身的巨石，當無論如何都撬不動的時候，不是換一個杠桿，而是接長這個杠桿，用更激進的革命，繼續(xù)撬。
當然，當年的中國境況，說起來也很無奈。和平變革的希望，只能建立在清政府不犯大錯上，但是，誰也保證不了這個政府不犯錯誤。自1860年中國設立總理衙門以來，中國已經(jīng)被拖進了西方的世界體系，此后中國歷史的演進，總離不開世界歷史的拖帶，中國人不能決定自己的歷史走向，也無法決定什么時候變化或者怎么變化。同光中興，自己對自己說是自強運動，但實際上不過是洋務運動。此后的變革，也大抵如此。本土化的最后抵抗，是義和團，結(jié)果被碰了個灰頭土臉，回頭看看，自己都覺得不好意思。清朝從新政走到被革命，改革被革命撲倒，在一個兩難之局里。歷史，在這里很無奈。
(責任編輯：陳冬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