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這種對婦女斗爭意識喚醒嘗試的失敗原因在于那個年代，魯迅本身有他的偉大之處，他的偉大之處在于以改造國民性為己任，他深刻意識到封建思想對民眾的毒害，同時又指出了國民的劣根性，希冀喚醒民眾。

“五四”時期是一個呼喊口號的時代，關于婦女解放的“男女平等”、“婚姻自主”、“婦女參政”等口號當時盛極一時，人人都在為婦女解放呼喊，但是魯迅并不像其他作家一樣，不只是讓女性決絕地背離家庭，而是對婦女解放的道路進行探索。

五四時期的許多作家受挪威劇作家易卜生的戲劇《玩偶之家》影響，塑造了很多“娜拉”式人物，但是對娜拉走出家庭向何處去卻沒有人指明方向，魯迅指出娜拉走后有兩條路：“不是墮落，就是回來”。“因為如果是一匹小鳥，則籠子里固然不自由，而一出籠門，外面便又有鷹，有貓，以及別的什么東西之類，倘使已經(jīng)關得麻痹了翅了，忘卻了飛翔，也誠然是無路可以走。”魯迅指出了女人在家里呆久了，由于沒有經(jīng)濟保障，她就失去了獨自生活的能力。魯迅又隨即指出：“錢，——高雅的說罷，就是經(jīng)濟，是最要緊的了。自由固不是錢不能買到的，但能夠為錢而賣掉。”

可見，對于保障婦女的地位，經(jīng)濟權是最要緊的了。女人在家應該先獲得男女平均的分配。其次還應該在社會獲得男女相等的權利。魯迅切中要害，抓住問題的實質。沒有經(jīng)濟的獨立，婦女解放就是泛泛而談，空論一場。能喊出“我是我自己的，你們誰也沒有干涉我的權利”的子君悲劇說明了女人必須抓住經(jīng)濟權，才能走出家庭，不至于墮落或回來，魯迅提出的經(jīng)濟權問題深化了“五四”時期女性個性解放思想，“人必生活著，愛才有所附麗”，魯迅對生存問題的看重，正是指出了“五四”女性當追求到婚姻自由后，面對平淡生活時所處的困境。

魯迅重視經(jīng)濟權取得對于女人解放的意義，但他并沒有將視野只停留在經(jīng)濟權地取得上，因為經(jīng)濟權只能暫時緩解矛盾，并不是長久之計。魯迅指出：“在現(xiàn)在的社會里，不但女人常做男人的傀儡，就是男人和男人，女人和女人，也相互地作傀儡，男人也常作女人的傀儡，這決不是幾個女人取得經(jīng)濟權所能救的。”

緊接著魯迅又指出“如果經(jīng)濟制度改革了，那上文當然完全是廢話。”可見，魯迅著眼于經(jīng)濟制度的變革，他更大的希望在于改變整個中國，因為只有整個社會的變革，婦女才會真正解放自己。“在真的解放之前，是戰(zhàn)斗。但我并非說，女人應該和男人一樣的拿槍，或者只給自己孩子吸一只奶，而使男子去負擔那一半。我只以為應該不自茍安于目前暫時的位置，而不斷的為解放思想、經(jīng)濟而戰(zhàn)斗”。可見，魯迅認為婦女解放和社會革命是相互聯(lián)系的，他指出了婦女解放的根本任務和根本出路。

中國近代的婦女解放走過了一條艱難曲折的道路，許多人都為了婦女解放做出了自己最大的努力，而魯迅作為一個作家，更作為一個思想家，他一開始就把婦女解放和反封建的斗爭結合在一起，他對婦女問題的關注程度和對婦女地位的思考深度，都超過了同時代其他人，他沒有將視野只停留在知識女性身上，而是更為關注身處社會底層的廣大勞動婦女，為她們指明道路，同時也指出了封建統(tǒng)治下的勞動婦女自身的弱點問題。魯迅以一種悲天憫人的視角關注著蕓蕓眾生，“怒其不幸，哀其不爭”是對魯迅女性觀及其筆下的女性世界最真實地寫照。魯迅是婦女解放道路上的精神引路人，同時也是婦女解放道路的奠基者。

作者簡介：

王崢，女，北京人，研究方向：中國古代文學；工作單位：河北大學工商學院。

劉海燕，女，秦皇島人，研究方向：教學管理；工作單位河北大學工商學院。

及爍，女，河北邢臺人，河北大學新聞傳播學院研究生，研究方向編輯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