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雖然不是博學的專家學者，但通過多年的文史學習。對王先生多年考證撰寫的《中國山水畫祖李思訓考實》一文中提到的問題略有所感，于是寫此文，以補遺缺，以引起學界對此問題的進一步深入研究，讓爭來搶去的古代名人們早日回到真正屬于自己的老家。

 

　　古籍文獻記載不一，時下學者有機可趁

 

　　李思訓故里在今天水武山所引出的唐王故里似乎早已成為定局。其王先生的考證來源是因為史書記載的李思訓是唐宗室李孝斌之子，因此有承轉(zhuǎn)關(guān)系。我想，對唐王故里準確定論一直沒個了斷的原因在于古籍文獻中記載多樣。從作者所撰文用的主要參考文獻看，《舊唐書》說是狄道人，《新唐書》說是成紀人。所以說給后來的學人研究其祖籍有了不同的定論。王先生認為古代文獻記載的成紀說和狄道說均是正確的，可讓他難以接受的是很多學者沒有結(jié)合今天的地域研究，其主要問題在于其歷史的原因，國家地域區(qū)劃在一定時期都在變化。而現(xiàn)在，完全可以說甘肅武山就處在唐代成紀和狄道的邊界上，到現(xiàn)在也在隴西和甘谷的中間。一段時間由天水管轄，一段時間由定西管轄。王先生對此有過扎實的研究，完全可信。王先生在談到隴西成紀時，已經(jīng)很清楚的告訴了讀者，唐代的隴西相當于現(xiàn)在的甘肅省這么大，而絕非現(xiàn)在的隴西縣，唐代的成紀是指約天水地區(qū)，也絕對不單指現(xiàn)在的秦安縣。在說狄道時，王先生認為唐代的狄道地域范圍應該是今天的定西地區(qū)，也不完全是今臨洮縣。即于此，筆者覺得王先生對于古代與現(xiàn)代的地域問題研究還是比較科學理性的。作為文史學者很武斷的信口雌黃，否則只能誤導后人，大笑怡方。

 

　　通讀王先生的文章，我不禁在想，王先生為什么要那么肯定的說唐王故里在時下的甘肅武山縣，那一定是他認真研究考證過的。從整個文章來看，作者的論證邏輯合理，證據(jù)相當充分，從措辭言論間可以感受到作者是以個治學嚴謹?shù)那嗄陮W者，完全真實可信。而美中不足的是作者畢竟不是學院派教授或唐史專家，所以沒能夠引起社會上更大的關(guān)注。同樣，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實物佐證和地域問題一直是這類學術(shù)研究的關(guān)鍵之處。正是因為王先生的拋磚引玉，一個讓很多方志學者對武山在唐代叫什么名字？屬于何地管轄？為什么武山龍泉有李虎墓群？為什么墓群邊有御碑口的名稱？為什么在墓群周邊齊刷刷的有十幾個以李姓定名的村莊？為什么在龍泉有李思訓衣冠冢文物出土呢？為什么武山民間也有李淵生曲里的傳說？為什么和武山龍泉比鄰的甘谷也有唐王墳墓的傳說？關(guān)于這個傳說，在甘谷縣志辦主任牛勃先生的文章中多次提起，故不抄錄。根據(jù)筆者的田野調(diào)查，在武山龍泉一帶，以李姓命名的自然村莊多達20余個。關(guān)于我這里提出的這些問題，其實王先生早在《中國山水畫祖李思訓考實》一文中闡述的再不過明了清楚。

 

　　用實物論證問題，把歷史還給歷史

 

　　王先生在文中多次談到當代的武山縣在歷史進程中各個時期叫什么的問題，很多人可能會說，《武山縣志》載有唐代武山被吐蕃族占領500多年的歷史。其實，筆者認為，在唐代武山是不存在縣制的。即使東漢在今天的武山地域設置過新興縣和落門聚，這并不能說明武山在唐代就有確切的縣名，這也是作者疏忽的一點。在被吐蕃人一度占領的時期，也就是今天的武山縣域該是一分為二，東邊由成紀管轄，西邊由狄道管轄。而武山真正有自己縣名的時候該在宋代，在成紀和狄道的地界上，大宋王朝的統(tǒng)治者劃地設寧遠寨。這樣，武山就有以后的宋徽宗三年升寨設縣的基礎。而現(xiàn)在的武山縣，是由寧遠縣開始，歷經(jīng)宋元明清，直到民國三年才改名為武山縣的。就結(jié)合今天武山縣內(nèi)綜合情況考證，筆者認為，武山縣歷史上某一時期灘歌鎮(zhèn)以南該屬于岷州管轄，而廣武坡以西的鴛鴦，馬力該為隴西管轄，而落門在很長一段時期還是甘谷羌人的地域，而四門鎮(zhèn)屬地該是桓道縣地屬。所以，完全可以說武山純粹的縣域也只有目前縣城中心很小的一部分。因此說武山該是個多民族遺風混合的縣，所以也不具備民族自治縣的要素。包括天水著名作家王若冰先生在《武山》一文中認為武山人有胡人遺風，筆者認為完全不可取，起碼該屬于藏羌人的可能性很大。從這些例證來看，武山都是成紀和狄道的管轄范圍也有很大的可能性。而往往這種可能性造成的結(jié)果就是對人物的籍貫記載也就有了多種可能性，我想該不足為怪。這也就充分的證明了這種籍貫多樣性的人唯一的可能性就是沒有詳細記載在史書確切的地域上的人，結(jié)合我國著名文學評論家雷達先生對故里一詞的考證，這完全合乎情理。

 

　　在王先生的文章中，關(guān)于李虎將軍的墓群是依據(jù)《甘肅古籍名勝詞典》所記載的材料展開的。在本世紀50年代，武山龍泉鄉(xiāng)下康村渭河以北的二層臺地文物工作者曾發(fā)現(xiàn)了三個古墓堆，保存相對完好，現(xiàn)在已經(jīng)被人盜竊的傷痕斑斑。在這里，曾出土過“李虎將軍”銘文寶劍一把，李虎為李淵之祖父，而墓地邊有“御碑口”名稱，該是唐王為其祖宗在祭奠時期立碑的佐證。當然，沒有經(jīng)過發(fā)掘的墓地，也只能是傳說中的帝王之祖墓。下康村這塊風水寶地與時下的甘谷也是一村跨兩縣之地，甘谷武山都有唐王墳之傳說，似乎在印證著歷史的一段失落終于聚攏在一個點上。從筆者的走訪來看，武山龍泉一帶李姓自然村相傳是唐王祖籍的可能性相當大。文獻的記載在某一時期也僅僅是一種說法，沒有相關(guān)的古墓發(fā)掘支撐也只能是一紙空話。當然，要讓它變成有實際意義的東西，還得靠大量的文物去論證。

 

　　王先生在李思訓考實一文中說，李思訓的碑文作者為當時的大書法家李邕所書。而李邕在碑文中明確的記載了李思訓曾做大將軍之時帶領大軍討伐叛羌，當途徑狄道時他一定是進行了停留。他為什么要停留，這在碑文中記載的“考泊家焉”一說足以說明其對先祖進行祭祀，考察活動。歷史上甘谷就有伏羌的名稱，可見居住在今天甘谷和武山的人絕對有羌人的遺傳，隨著歷代民族融合，武山人的血脈里有著羌人濃濃地血水也是完全有可能的事。其實，早在1993年武山縣內(nèi)李思訓衣冠冢的發(fā)現(xiàn)，更進一步印證了這一點。其出土的絹畫和印，因民工爭搶或被毀或遺失，實乃可惜之至。而且，我也完全相信李邕這個大書法家的人格魅力，他不至于去為李思訓的生平作假。落葉歸根該是中國人傳統(tǒng)意識里很重要的一種因素。武山是李思訓故里乃名副其實，以衣冠冢為證。這樣考察下去，從李虎到李思訓，再到李淵就形成了一個主線，唐王故里在武山也就順其自然的誕生了。而我一直疑惑的是為什么那么多史書對李淵的父親記載都是廖廖數(shù)字。在這里傳說再一次給我們一個佐證，當然這只是假想。李淵是不是以個遺棄的孩子，真的從甘肅武山一帶就被商人帶到山西成家立業(yè)去了呢，這就不得而知了。這就需要專家學者從正史的角度去考察研究，相信總有一天，這些問題會塵埃落定。

 

　　關(guān)于李淵生曲里的傳說，在今天的武山還有上了年紀的老人能生動的描述。筆者案頭武山縣志辦主任包永莊先生整理的《武山民間故事選》亦有輯錄，有興趣者可查閱一讀，筆者在此不在多敘。

 

　　名人故里之口水仗，讓學術(shù)更具物質(zhì)色彩

 

　　近年來，名人故里的爭奪戰(zhàn)從來就沒有停止過，那么是什么原因讓大家對名人故里這么感興趣呢？一是蘊含著巨大的文化人文價值。他們基本上都是在各個領域有所成就的人，他們被人們所崇拜，為了給后代留下一筆精神財富，我們需要打造名人故里；二是歷史的嚴謹性。

 

　　這就提出了一個問題，到底什么是故里？《咬文嚼字》公布的2009年國人十大常犯語文差錯之一就是“故里”， “故里”指的是故鄉(xiāng)、家鄉(xiāng)。住過的地方應稱“故地”，住過的居室應稱“故居”，都與“故里”無關(guān)。而現(xiàn)在很多地方認為自己是某個名人的“故里”的理由是因為他曾經(jīng)在這生活過，這明顯是一個錯誤，如果詳細的對全國名人故里進行一次普查的話，可能某些地方的景點是不符合故里真正的含義的；三是可以提高本地的知名度，經(jīng)濟利益的驅(qū)動，區(qū)域經(jīng)濟的競爭，或者說白了點就是因為錢所引發(fā)的一系列好處。有了名人故里的稱號，觀光旅游的收入自不必說，重要的是增加了招商引資的砝碼，這其中也涉及到官員政績的考核。各種利益的交錯造成了今天對名人故里這場無硝煙的戰(zhàn)爭。

 

　　武山為什么官方?jīng)]有論證是不是唐王故里這個問題，大概是武山的官員和學者不想被卷入沒有多大意義的名人故里之爭，而民間學者一致研究考證關(guān)于唐王故里是否在甘肅武山，也是想盡自己綿薄之力，讓唐王真正的靈魂找到被人迷失已久的家。這大概就是他們整理研究唐王故里在武山的最樸素的愿望罷了。此文非本人文史文獻之作，純屬個人認識隨感，望各路方家不必深究，僅為交流商椎之用，閱之，能博書生鴻儒一笑足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