舊中國工人是生活在水深火熱中嗎?

時間:2012-03-31 10:55來源:鳳凰網(wǎng) 作者:  點擊: 載入中...
  導語:“有恒產(chǎn)者有恒心,無恒產(chǎn)者無 恒心”語出《孟子•滕文公上》,大致意思是有一定的財產(chǎn)收入的人,才有一定的道德觀念和行為準則,反之,沒有一定的財產(chǎn)收入的人就“光腳的不怕穿鞋的”什 么事都可能干得出來。這一邏輯恰到好處地運用在教科書的編寫中。因為舊中國的工人是徹頭徹尾的反抗者,理所當然,工人的生活是相當苦的,那么,歷史真是如 此嗎?

   
舊中國碼頭情景                     民國初期照相制版部工人工作情形  

   
民國某工廠內(nèi)機器旁的三個女工                 民國時期工人罷工情景

教科書中的民國工人,一無所有?

  在中學課本中,我們總能讀到這樣的內(nèi)容,舊中國的工人備受壓迫、一無所有。

  像“豬一般生活”的包身工

  例一:夏衍《包身工》一文描述了舊中國的包身工,她們過的是“豬一般的生活”,像泥土一般地被踐踏。即使衰弱到不能走路還被用鞭子抽著去工作,直到累得手腳像蘆柴棒一般的瘦,身體像弓一般的彎,面色像死人一般的慘。包身工們每分鐘都有死的可能,“直到被榨完殘留在皮骨里的最后的一滴血汗為止。”這樣直觀的描述揪住了許多人的心,所以一提到舊中國的工人,不由自主的會想到他們的痛苦。(《高中語文》必修一第44頁,人民教育出版社。)

  毛澤東:工人一無所有

  例二:毛澤東在《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中對舊中國的工人也有深刻的分析,他們“失了生產(chǎn)手段,剩下兩手,絕了發(fā)財?shù)耐质苤蹏髁x、軍閥、資產(chǎn)階級的極殘酷的待遇”,尤其是碼頭搬運夫和人力車夫、糞夫清道夫等都市苦力工人,他們除了雙手外,是一無所有的。

  居無定所的苦力工人

  例三:苦力工人的生活就更別提了,他們住的地方就是一個草棚,二十幾個人睡在一起,擠得“像豆腐干那樣緊”,疾病很容易傳染,當時一起住的四十多個人工人一次就病死了七八個。生存條件的惡劣使他們身體瘦得像根柴,面孔常常帶著菜黃色,頭發(fā)長到二三寸,從破褲的空隙里還可看到污穢堆積的皮屑。(《新華日報》1944年5月19日第4版)夏衍對工人的住宿條件也有描述,他提到包身工人的工房,“像鴿籠一般,每邊八排,每排五戶,一共是八十戶一樓一底的房屋,每間工房的樓上樓下,平均住宿三十多個人”


民國底層工人憶:有工作時收入夠養(yǎng)七口人

  初讀起來,舊中國勞動者的生活的確苦難重重,難以過活,但不會有太多人意識到,教科書在提及這段歷史時概念模糊,在舊中國,所有的工人都生活在苦難中嗎?但是,透過在民國時期做過苦力的當事人的口述,我們聽到了一個不一樣的民國底層工人生活。

  “那時候想在碼頭上下力不容易吶”

  例一:據(jù)民國時期做苦力工人的當事人回憶:“那時候想在碼頭上下力不那么容易吶,要先找一個可靠的人做擔保”,還要一次性交納“租輪子”錢(2元左右),“下河錢”(2元左右,交納下河錢之后才能在碼頭上干活),自己購買簡易工具如籮筐、扁擔等。一旦成為碼頭工人,就有了固定下力的權(quán)利,也就有了收入的保障,那時候重慶各碼頭基本上每天都有活兒干,所以在碼頭工作后不久,他就將向親戚借的7元本錢還上了。

  碼頭工錢能養(yǎng)家

  例二:當時他家有七口人,生活是非常艱辛的,因為“家人等著我的工錢吃飯”,所以只要是苦力活,他都去做,比如幫人抬滑竿、埋死人等。雖然那時候收入時好時壞,但工錢還是夠家人溫飽。據(jù)老人回憶,他給有名的 “傻兒師長”范紹增抬過滑竿,一趟五角,一天就賺了2元。因為當時物價低廉,米價才幾分錢一斤,2元錢相當于他們家一年的租房錢,可見這對他來說是筆不小的財富,讓他至今記憶猶新。但是情形壞的時候也不少,有時候沒有“活路”干時,一家人就只好就著野菜喝粥,餓著肚子直到找到新的活兒干。據(jù)調(diào)查,重慶市四口之家的最低生活費1937年上半年平均每月是23.7元 ,而1937年碼頭工人的月薪平均是27.25元,我們可以看出,當時最底層的苦力工人是能養(yǎng)家的。(社會部統(tǒng)計處編:《社會調(diào)查與統(tǒng)計》第3號, 1943年10月,第75—77頁。)

  “娃兒能讀到什么時候就讓他們讀”

  例三: 在普通人印象中,上學對苦力工人家庭來講應(yīng)該是件奢侈的事兒,但是事實并非如此。老人回憶,他們家的小孩到了上學的年紀,也都去上學了,甚至“娃兒能讀到什么時候就讓他們讀”,他們家的五個小孩基本上都上過小學??梢娊逃_支所占比例不大。此外,老人還提到當時重慶各碼頭上都有善堂,由當?shù)厥考澦k,主要負責提供一些免費藥品,施粥施米、賑濟衣物,還為赤貧家庭提供幫助,如資助子女上學、提供死后的安葬費等。(被訪者:張國成1908年出生,1928年開始在重慶龍門下浩碼頭做苦力工人,現(xiàn)居楊家坪正街9號二單元3—3)


民國技術(shù)工待遇好 30年代包身工生活略有改善

  “一個無產(chǎn)者假如他是有出息的,只消辛辛苦苦誠誠實實的工作一生,多少必定可以得到相當?shù)馁Y產(chǎn)。”梁實秋這段描述用在民國技術(shù)型工人身上頗為貼切,如果不把包身工、苦力工等最底層的工人包括在內(nèi),單看當時技術(shù)型工人的生活,能算得上是 “小康”了。可見,就整個工人階級而言,情況遠非文學作品中所述那樣“慘目忍睹”。

  20世紀20年代女工工資高過巡長

  例一:曾經(jīng)擔任過第六屆中央委員、中央婦委書記的張金?;貞?,20世紀20年代她從鄉(xiāng)下到漢口第一紗廠做工,1個月后,領(lǐng)到半個月的工資--七塊大洋。她拿著錢心里高興極了,因為她每月可以掙十四塊錢,可以養(yǎng)活家人了。第二年,張金保一人看管兩臺織布機,月薪30多塊錢,這時她開始有了些積蓄。 1925年,中國女工平均日工資0.45元;1928年,青島紗廠女工日工資最高0.73元,最低0.18元,平均0.455元。而1929年,山東各縣一等警察隊巡長的工資也才每月12元而已。(《青島黨史資料》第二輯,中共青島市委黨史研究室)

  技術(shù)工匠工資是小工的五倍

  例二:京漢鐵路工人在鐵路上也組織了一個員工聯(lián)誼會,福利機構(gòu)遍布在各段各廠各站,大的車站,都有學校,主辦中小學教育,專收員工子弟,一律免費,每年年終發(fā)雙薪,季節(jié)發(fā)獎金,從局長員司到工匠都有。(《包惠僧回憶錄》第80頁,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鐵路工人工匠平均工作時間差不多每日是十一小時左右,待遇以技術(shù)和工齡來決定。剛提升的工匠,每月工資有二十多元,工齡長、技術(shù)好的每月都有四、五十元工資。特級工匠的工資還有到七十元的。小工和臨時工,工資也是八九元到十一二元不等。(《包惠僧回憶錄》第82頁,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30年代工人收入尚佳 包身工能住廉租房

  例三:上個世紀30年代武漢一般工人的月工資平均15元。大多數(shù)是女工的第一、裕華、震寰三大紗廠,工人1.5萬,工資平均20元。1930年到1936年間,上海16個工業(yè)行業(yè)中,工人月實際收入最高的前三位,最高的月實際收入可達40元以上。工人收入如此,那么工人的居住條件呢?有調(diào)查統(tǒng)計,當時上海的工人租房主要分為三種:租住工廠的工房、租客棧的鋪位,以及自己租房子住。在所調(diào)查的97家紡織企業(yè)中,就有62家給所有工人提供住房,有8家給工人提供一部分住房。公司職員租住的工房條件比較好,甚至有的公司為職工建造了職工公寓。比如由廣東中山籍華僑劉錫基開的“新新百貨公司”,單身職工可申請免費住公司宿舍。宿舍還有圖書館、食堂、運動場等設(shè)施。而最為最底層的包身工的情況則屬于第一種,他們基本以租住工房為主。當時,上海租界工部局對一個紡織廠的60幢工房進行了調(diào)查,1935年平均每幢住2.73戶,15.32人,正好和《包身工》寫作是同一年,而《包身工》中提到的每幢房子要住“三十二三個”,整整夸大了兩倍。(沈彬 《從“包身工”談舊中國的廉租房》,《南方都市報》2011年8月28日AA29版)


民國工人生活困難 “病灶”社會保障體系不給力

  舊中國工人的生活不僅僅與工資收入有直接聯(lián)系,也和當時戰(zhàn)亂橫行,外敵侵略等因素相關(guān),關(guān)鍵在于政府未能建立合理的社會保障體系,廣大工人一旦遭受打擊,就陷入困頓之中。

  無奈戰(zhàn)禍橫行 可嘆生民多艱

  例一:近代中國充斥了各種戰(zhàn)爭,從太平天國到辛亥革命,從北伐戰(zhàn)爭到抗日戰(zhàn)爭,再到解放戰(zhàn)爭,戰(zhàn)亂和兵燹所引起的社會動蕩與頻繁的自然災(zāi)害也是使工人生存環(huán)境惡化的重要因素之一。戰(zhàn)亂不僅帶來直接的血腥和殺戮,搶、占、擾對工人的生活影響也十分巨大。總之,連年戰(zhàn)亂,生活困苦,人民不堪兵燹匪累,尤其在抗日戰(zhàn)爭爆發(fā)以后,整個中華民族都被推入苦難的深淵,以工資收入為主的工人面臨的困境也就可想而知了。

  “紙上談兵”的保障

  例二:雖然舊中國各行業(yè)工人生活情形不一,但是民國經(jīng)濟基礎(chǔ)薄弱,各地的工廠經(jīng)常停業(yè)停產(chǎn),失業(yè)成為當時一大問題。失業(yè)工人一旦斷了經(jīng)濟收入,生存就變得困難,如果還遇上災(zāi)荒,那就苦不堪言了。雖然民國中國有比較先進的勞動立法,但是一紙空文是不可能保障工人的利益的。時人評說:“一遇災(zāi)情發(fā)生,無不遷徙流離,啼饑號寒,哀鴻?quán)秽?,厥狀至慘,雖不乏熱心慈善之士,辦理急賑,實施救治,然事屬治標,難于久恃。”由于當時中國沒有一個完善的社會救助制度和救濟體系,更沒有完善的社會保障制度,賑濟只能是治標不治本。(《四川經(jīng)濟月刊》,第6卷,第4期,四川省銀行經(jīng)濟調(diào)查室發(fā)行,1936年,第63頁。)

  天災(zāi)惡果 “路斃”頻發(fā)

  例三: 自然災(zāi)害最直接的后果是糧食歉收和饑荒,餓殍遍野導致瘟疫流行。1936年,四川發(fā)生大旱災(zāi),糧食歉收,致使糧價飛漲,重慶街頭接連發(fā)生“路斃”,每天“路斃”街頭的工人占了十之八九,大多數(shù)是苦力工人,由于災(zāi)荒,米價上漲,許多工人哪怕生點小病,因為無錢醫(yī)治就只能等死了。(《四川月報》,第9卷 第3期,1936年9月,第319頁。)


  舊中國工人雖然工作頗為艱辛,生活情況時好時壞,但也遠非處教科書中描述那樣都是處于“水深火熱”當中。舊中國工人生活困難的根本原因是在戰(zhàn)亂頻繁、社會動亂的情況下,政府未能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社會保障體系。至于教科書中“舊中國的工人生活在水深火熱中”之類的論斷,您現(xiàn)在又是如何看待的呢?



 

(責任編輯:鑫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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