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歷史，在明末大儒顧炎武看來，從來只“亡國”而不“亡天下”。在他眼中，“易姓改號謂之亡國”,這與一般民眾無關，“保國者, 其君其臣肉食者謀之”；而“天下無父無君而入于禽獸，謂之亡天下”，“保天下者, 匹夫之賤, 與有責焉”；只有懂得“保天下”才能懂得“保其國”。（《日知錄》, 卷十三,“正始”條）。這種將文明優(yōu)先于政權(quán)的普遍認識，成為中國雖時常淪陷于敵國之手，而照樣以堅韌的文化同化侵略者的力量源泉，同時也成為入侵者分化瓦解抵抗力量、“識事務者”為自己的不抵抗尋找理由的最佳借口。正如甲午戰(zhàn)爭中日軍另一份文告宣稱的:“三皇治世，五帝為君，推賢讓能，皆揖讓而有天下；柔遠親邇，以仁義而待閭閻。誠謂其民為邦本，本固邦寧也。我兵將西征，始為天下來耳。”字里行間與中華文化絲絲入扣，吃準了中國人的心理，這與滿清入關后尊崇孔子、拜祭孝陵（朱元璋墓）從而有效化解了漢人的抵抗意識，有異曲同工之效。

在這樣的“天下”觀念下，中國主權(quán)概念的形成便比日本要滯后許多，對西方的防范更多地是在文化層面。在第二次鴉片戰(zhàn)爭后，咸豐皇帝率眾狼狽出逃，在英法擬訂的善后條款中，他對外國使節(jié)長駐北京所表現(xiàn)出的憤怒，遠甚于割地賠款，這種將“面子”看得比“里子”更重的做法，恰恰正是理解中國民族主義何以在頻繁的列強侵略下仍難以發(fā)育的關鍵。只要東亞社會以中國為核心的朝貢體系沒有被徹底打破，中華帝國依然可以擁有天朝的感覺，到了甲午戰(zhàn)爭時期，中國無論朝堂之上還是報章之中，都充滿對“蕞爾倭國”的蔑視，而只有當日本徹底打敗了大清，東亞朝貢體系無論是“里子”還是“面子”都被撕開，中國人才感覺到了前所未有的震驚，開始了“千年未有的大變局”（梁啟超語）。

相比較中國拘泥于幻象中的“中華天朝”，日本人并無此類歷史包袱。在明治維新后，他們便直接將主權(quán)訴求作為國家首要目標，對西方要爭取盡快廢止不平等條約，對東方則要盡快進行“拓殖”。當中國還對主權(quán)懵懂之時，日本已經(jīng)明確地提出了國家的主權(quán)線和利益線的概念，并將利益線定位在朝鮮。軍事之外，日本的啟蒙思想家福澤諭吉甚至大聲呼喊:“當今立國，不能只靠武力，錢也非常重要。錢為武之本，當此之時，應大力崇尚金錢，把日本變成金錢國家，迫在眉睫。”（《使日本成為金錢之國的辦法》）“我輩不要責難人欲，限制人欲，只有人欲才是文明開化元素。其欲越多，心之動亦越多；其欲越大，其志亦越大。”（《寄希望與后進生》）這樣毫無掩飾的吶喊，其對民眾的喚醒作用，是相當強大的。三十年前的中國改革開放，其實質(zhì)上亦無非是解放人欲而已。

在這樣的強力動員下，日本的民族主義迅速形成，山縣有朋在闡述“利益線”時，就明確說保護利益線一靠軍備，二靠教育，“國之強弱根于國民忠愛之風氣，國民愛戀父母之邦，如無以死固守之念，雖有公私法律，國將一日無存。國民愛國之念，只有通過教育得以養(yǎng)成，如此，使其成兵時即為勇士，當官時即為純良之吏。”

甲午戰(zhàn)爭后，日本思想家幸德秋水還在痛心疾首地呼吁:“大概我國政界的腐敗、經(jīng)濟的不安，以及德教的頹廢日甚一日，這些都足以使國家趨于危亡之運，而我國民的麻木不仁卻幾乎到了極點”，“嗚呼！國民若不及早從其昏睡之境覺醒，我國家之前途奈何？”（《國民的麻木》）而此時的中國，也開始逐漸從昏睡之境覺醒。

國家與民族:為誰而戰(zhàn)

受日本啟發(fā)而形成的“中華民族”一詞，最后成了召喚抗日的旗幟；被日軍鐵蹄激發(fā)出來的中國民族主義，最終選擇了將日本作為最主要的抗爭對象。

民族主義出現(xiàn)的一個重要前提，是國民對國家的認同，或曰公民的主權(quán)觀念。

著名詩人哥德在德國統(tǒng)一前，曾說:“我們?nèi)贾С蛛杼亓掖蟮? 但普魯士與我們何干。”（漢斯·摩根索:《國家間政治》）歐洲的民族主義，是在推翻了神權(quán)和王權(quán)，民族利益取代了王朝利益，民族國家取代了王朝國家后才出現(xiàn)的。國家的統(tǒng)治者不再被等同于國家, 而不過是國家的臨時首腦，民族國家成為公民的最高效忠目標。美國著名學者漢斯·庫恩（Hans Kohn）指出:“沒有人民主權(quán)觀念作為先導，民族主義是不可想象的”。（《美國的民族主義》） (責任編輯：鑫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