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我今天有一句話說，發(fā)財是自由地發(fā)財，用錢是自由地用錢，但是發(fā)財，賺錢要正當，用錢，要恰當，所以我認為賺錢要正當，用錢要恰當，不然的話，他虧了，國外去造了一個廠，這里有公館、洋房，家庭有游泳池，困難過年，困難過年，快救我，快救我，不救我的話明天在報紙上說，現(xiàn)在我們經濟發(fā)展已經休克了，不是這么一回事，我知道得很清楚，誰在那里干什么，誰在那里搞什么，有腐弊的案子，我們一定辦，扯上面的案子我們也辦，新的案子也辦，凡是犯法的事情我們都要辦，但是希望工商界的人，要體驗到我們國家的一個政策，我們所要顧到的，是全民的生活的安定，全民的物價的穩(wěn)定，這是我們的基本的一個政策。

今年這一年的農業(yè)的發(fā)展，是很合于我們的理想，最難得的一點，使得們感覺到很興奮的，就是當時主張采取免息貸款給農民，就是不要利息的貸款，討論這個問題的時候很多人反對，說這個免息貸款將來收不回來，到今天事實證明，第一季的稻谷免息貸款收回來的，已經到了百分之九十七點五，這個農民這種守信用的一種精神，實在是令人欽佩，我們幾次要講的我們的經濟問題。

解說：1975年4月5日，蔣介石逝世。“副總統(tǒng)”嚴家淦繼任“總統(tǒng)”，蔣經國出任國民黨黨主席。1978年1月，嚴家淦辭職獲得通過，蔣經國在1193名“國民大會代表”中獲票1184張而當選“總統(tǒng)”，國民黨政權進入一個新的時期。

 

曾子墨：當初蔣經國提出“十大建設”的計劃還遭到了父親蔣介石的大力反對，后來幕僚搬出了孫中山的遺志，才說服蔣介石。用今天的眼光來看，正如蔣經國自己所宣稱的：“10項建設的進行，在經濟不景氣期間，產生了無比的積極作用，不但刺激了各種相關事業(yè)的生產，也吸收了大量的‘國民’就業(yè)，大大沖淡了經濟呆滯的嚴重性。”其后臺灣經濟發(fā)展迅速，成長為舉世公認的“亞洲四小龍之首”。

上個世紀七十年代末八十年初的國內外局勢讓長期實行軍事戒嚴的國民黨當局感到壓力很大。1986年3月的國民黨十二屆三中全會上，蔣經國提出“政治革新”的主張。但被政治體制改革觸及的利益集團極力阻撓，為了安撫一些元老，蔣經國拖著病體，坐輪椅上門拜訪，耐心求教。在蔣經國強有力的權威領導下，改革取得突破，而且保持了政局的穩(wěn)定。

解說：一九八五年二月，臺北市第十信用合作社因涉嫌超貸倒閉，數(shù)千存款戶血本無歸，部分政府官員涉嫌貪瀆。這對強調廉能政府的蔣經國，是個沉重的打擊，為此蔣經國換上駐日本非正式大使，與臺灣政壇淵源極淺，高齡七十四歲的馬樹禮，接任中央黨部秘書長，這時，蔣經國深感國民黨的改革勢在必行，必須拋棄包袱，加快速度。

馬樹禮：他身體不行的，那時候他也不辦公的，他睡在床上，所謂辦公，我就每天晚上到他家里去，他睡在床上，我們就坐在他床邊，他睡在床上，像醫(yī)院那個床邊的按一按鈕。那時候人家叫共產黨都叫“共匪”啊，“共匪”啊，他就告訴他們，不要講“共匪”，說它已經建立政權了，還叫它匪啊，不叫“共匪”了；第二呢，把這民進黨這般人我們都叫黨外，他說不叫黨外，不能叫黨外，說黨外所有的人都是黨外的，那你把它說得太大了，你不叫黨外，不要叫黨外，不要叫“共匪”。那時候大家就聽他一句話嘛，經國先生講什么就是什么，沒有人反對的。

姜必寧：經國先生每天注射的胰島素，根據(jù)他的血糖的檢查，差不多要在一百個單位以上，所以可以說是很嚴重的，很難治療的一種糖尿病，所以一九八三、八四以后，他的身體一天不如一天，到了最后實在是很可憐，我為什么說是可憐呢？雙十國慶的文告，講臺的桌子后面，桌子上他釘了兩個鐵的環(huán)，他兩個手可以抓住兩個鐵環(huán)，這樣他才不會摔倒，然后他的文告的稿紙，一大張里面就只有十幾個字，大概五分鐘左右他就可以講完了。

蔣經國：親愛的父老、兄弟、姐妹們，大家好。

姜必寧：經國先生他自己也講，跟我們講，我是像一盞燈，我這個油啊，快要用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