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變”爆發(fā)，日本人侵占東北，全國人民群情激昂，紛紛要求政府與日本絕交，對日宣戰(zhàn)。他卻于此時站出來唱低調，潑涼水，主張冷靜應對，與日本直接交涉，為了保全東北主權，不惜屈辱地承認日本開列的五大條件。
   這不是漢奸是什么？
   1933年，日本人打到熱河，對華北虎視眈眈，有血性之士著文號召與日本一拼！而他，卻拍案而起：“如果這才是救國，亡國又是什么？”“如果這叫做作戰(zhàn)，我情愿亡國，也不愿學著這壯語作戰(zhàn)！”
   兩年后，他居然跟侵略者日本勾搭，在日本報刊發(fā)表文章，提醒日本人不要輕視四億中國人的仇恨，不要因輕舉妄動而毀滅日本民族光榮的過去和偉大的前途。
   再兩年后，“七七事變”爆發(fā)，全國軍民正待奮起抗戰(zhàn)之時，他竟同汪精衛(wèi)、周佛海、高宗武等人搞在一起，大唱低調，企圖盡最后的和平努力。以至于八月七日的南京中央國防會議上，國軍參謀總長程潛指名道姓大罵其為漢奸！
   確實，這樣的人不是漢奸，誰是漢奸？
   然而，這個漢奸對中國抗戰(zhàn)的貢獻，卻遠遠超過了許多慷慨激昂紙上談兵的“愛國”義士們。正是他，在國家危難之際，毅然放棄自己極端珍視的超然獨立地位，應召出任中國駐美國大使。他稱自己“做了過河卒子，只能拼命向前”，全部心力投入了爭取美國支持中國抗戰(zhàn)的工作。
   拖美國下水，正是他早在1935年，即全面抗戰(zhàn)爆發(fā)的兩年以前，就已經定下的策略。這年6月下旬，他連續(xù)給當時的教育部部長王世杰寫了三封信，謀劃抗日策略，并托后者轉達蔣介石。他對世界局勢作了兩個基本判斷：
   第一個判斷是，在最近期間，日本獨霸東亞，為所欲為，中國無能抵抗，世界無能制裁，這是毫無可疑的眼前的局勢。第二個判斷是，在不很遠的將來，太平洋上必有一場最慘的國際大戰(zhàn)，可以作我們翻身的機會，可以使我們的敵人的霸權消滅。這也是不很可疑的。
   以此作為基點，他提出兩個可能的方案。第一個方案是與日本公開交涉，作有代價的讓步，解決一切懸案，原則為換取十年和平，爭取時間解決國內武裝割據，同時發(fā)展經濟，整軍備武，積累本錢，以便在將來的國際大戰(zhàn)中一舉翻身。
   “倘辱而不能全，不能得十年的和平，則不免于一戰(zhàn)。”于是有第二個方案的提出，此即苦戰(zhàn)四年的計劃。
   苦戰(zhàn)的目的，不是憑中國自身實力獨自戰(zhàn)勝日本，而在于加速那個“不很遠的將來”的國際大戰(zhàn)的實現，促使中日戰(zhàn)爭演變成國際大戰(zhàn)。他指出：“只有這樣，可以促進太平洋國際戰(zhàn)爭的實現，也許等不到三四年，但我們必須要準備三四年的苦戰(zhàn)。
   兩年之后，歷史正好按照他這里所設想的第二方案展開，而這其中，也有他本人做出的不懈努力與不小的貢獻。
   然而，最令人感佩不已的，還不是他的預見力，而是他對國家民族極端負責任的精神，是他在群情洶涌主戰(zhàn)的時候敢于主和當“漢奸”的勇氣。
   與汪精衛(wèi)相比，他毫無爭權奪利的私心，也不像汪精衛(wèi)那樣對中國前途悲觀失望。對于中國最后的翻身，他始終充滿信心。1935年，在舉國趨于消沉之時，他公開站出來，呼吁大家反對華北特殊化，以致被日本軍方視為“一二·九”學生運動背后的黑手。當抗戰(zhàn)全面展開，中國人已經付出慘重代價之后，他更是成了堅決的主戰(zhàn)派，正式與汪精衛(wèi)分道揚鑣。因為代價已經付出，只有堅持到底，才不致前功盡棄。當汪精衛(wèi)發(fā)出艷電投向日本懷抱之時，他卻提醒政府，現在是和比戰(zhàn)難百倍，我們已經逼上梁山，除了苦撐待變，別無他途。
   這就是他，一位曾經遭人唾罵的漢奸，一位真正的愛國者。
   他的名字叫胡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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