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講過了明朝中葉錯綜復雜的官場權(quán)謀，刀光血影的金戈鐵馬，內(nèi)外交困的步履維艱，除舊布新的嘔心瀝血，終于要講到一個既熟悉卻又陌生的環(huán)節(jié)繁榮的文化。

說熟悉，是因為這是一個“八卦”比較多的時代，單是一部“唐伯虎點秋香”的鬧劇，幾百年來“三笑”到今天，依舊令世人意猶未盡。雖是子虛烏有，卻也見證了這個時代文化人物的群英薈萃：書畫有墨香悠遠的吳中四才子，散文有“文必秦漢”的李夢陽領(lǐng)銜的“前七子”，詩文有李東陽執(zhí)牛耳的“茶陵詩派”，學術(shù)有王恕持鞭的“三原理學學派”，觀諸英杰萬象，可謂“群星燦爛”。但20世紀初葉，在半封建社會里苦苦思索救國道路的中國早期資產(chǎn)階級仁人志士們，縱然政見不同，卻不約而同地給予這時代一個人以至高的推崇，維新派旗手梁啟超贊他“發(fā)揚志氣，與自然契合”。革命派領(lǐng)袖孫中山愿“自詡為其五百年后私淑子弟”。大時代下，他是大家心有靈犀的旗幟。這個人，便是明朝中葉最偉大的思想家，中國儒家思想承前啟后的杰出人物“白沙先生”陳獻章。

說起明朝的“思想”，這是明朝文化中令后人感到分外陌生的事物，傳統(tǒng)史學觀念里，明王朝尊崇程朱理學，開八股取士，嚴格劃定“考試范圍”和“答題思路”，字字句句都要從程朱理學中“引經(jīng)據(jù)典”，甚至立國之初大興文字獄，實行高度恐怖的文化專制政策。然而“恐怖”“專制”之后，卻是明朝中后期新思潮的勃興，陽明心學欣欣向榮，晚明“三先生”振聾發(fā)聵，“西學東漸”紅紅火火，恰如臺灣歷史學家蕭一山所說“專制的明王朝，締造了屬于中華民族自己的文藝復興時代”。而這“文藝復興”的先驅(qū)者，便是白沙先生陳獻章。

陳獻章，字公甫，號石齋，又號碧玉老人，南海樵人，玉臺居士等，因少年時隨祖父遷居廣東江門白沙鄉(xiāng)，因此別號“白沙先生”。對比同時代的“文化英杰”，“三原學派”掌門人王恕的進士出身，沉浮宦海30年；“茶陵詩派”的開創(chuàng)者李東陽，自小即是“神童”，后又科場高中，一度入主內(nèi)閣，皆是當時天下的“風云人物”；唯獨“白沙先生”陳獻章，雖也少年成名，身負奇才，21歲即考入國子監(jiān)，但此后科場屢遭失敗，仕途無門，終其一生，也不過是個“白丁”。然而歷經(jīng)歲月大浪淘沙，當同時代的“英杰”們紛紛隱沒入歷史的塵煙，“白沙先生”卻屹立不倒，在風云變幻里終成“旗幟”。了解他的功業(yè)，還要從明王朝建國后的“精神文明建設(shè)”說起。
 

二

同中國自漢以后的歷代封建王朝一樣，明王朝同樣把儒家思想作為“精神旗幟”，早在“爭天下”時期，朱元璋即廣納各方儒士，設(shè)“禮賢館”招攬文化英杰。明初著名文臣宋濂、劉伯溫，皆為當時儒家理學名臣。劉伯溫在向朱元璋論述“建國大業(yè)”時，提出了“以孔孟之書為經(jīng)典，以程朱理學為注解”，程朱理學傳人、元朝理學大師許衡被“陪祀孔廟”。明太祖朱元璋一度欲認程朱理學宗師朱熹為“先祖”，雖“攀親戚”不成，但明王朝立國后，以“八股文”開科取士，考試內(nèi)容“遵從圣人訓導，以程朱之解為準”，從此“非朱氏之言不尊”，從考試體制到答題方式皆嚴格規(guī)定，全國各地縣學、府學，乃至中央的國子監(jiān)，更要“傳授圣人之教，但有私自妄議評論者，一律重懲之”。甚至朝臣奏報，也需“依八股體例行文，引圣人之教立論”，但有“違制”者，輕則丟官下獄，重責斬首甚至抄斬。至永樂皇帝朱棣在位的明永樂四年（公元1406年），文淵閣大學士解縉以程朱理學為標準，匯輯經(jīng)傳、集注，編為《五經(jīng)大全》《四書大全》《性理大全》，由朱棣“詔頒天下”，從此“合眾途于一軌，會萬理于一原”，正式奠定了朱明王朝建國的“主體思想”程朱理學。

為捍衛(wèi)“主題思想”，明王朝在文化上厲行專制。明初文化專制，不但有嚴格“體例限制”，連咬文嚼字也到“雞蛋挑骨頭”的

地步。朱元璋在位30年，大興“文字獄”，北平趙伯寧有“垂子孫而作則”，朱元璋懷疑“則”通“賊”，殺！常州蔣鎮(zhèn)有“睿性生知”，朱元璋懷疑“生”通“僧”，殺！懷慶李睿有“遙瞻帝扉”，朱元璋懷疑“扉”通“非”，殺！與之類似的“文化案件”，僅明史記錄就有30余起，皆血雨腥風。朱元璋甚至連“鄒國亞圣公孟子”也敢整肅。一日宋濂為朱元璋講《孟子》，讀到“民為貴，君為輕，社稷次之”一段，朱元璋當場拍案大怒，喝斥道：“使此老在今日，寧得免乎？”隨即頒旨，刪去《孟子》一書中“違禁言論”共85處，剩余175節(jié)，編成《孟子節(jié)文》，于洪武五年（公元1372年）發(fā)行全國作為“欽定教材”。次年，朱元璋又下詔書，大罵孟子言論“非臣子所宜言”，宣布罷免孟子在孔廟中的“配享地位”，將孟子牌位逐出孔廟，又明告群臣，凡有勸阻者，一律以“大不敬”論罪處死。煞費苦心，終建成了明王朝的“高度文化專制”。

這段“文化專制”，后世史家褒貶不一，比如明朝正德年間名臣楊廷和就曾贊嘆道“倘太祖（朱元璋）在位，豈容時下妖言禍國”？萬歷時期工部尚書朱衡稱贊朱元璋此舉“正人心，明綱常，天下從此大安”。說“天下大安”的確不假，在明初內(nèi)憂外患，“物質(zhì)文明”極度落后的“爛攤子”下，朱元璋的“高度專制”，著實起到了“團結(jié)全國人民”的作用。洪武、永樂時代“府庫充盈，官民皆富”的盛景，確與之大有關(guān)聯(lián)，但“消極影響”同樣流毒深遠。明初思想家方孝孺就曾抨擊道“因言論罪，人人自危，非盛世之相也”，明末思想家顧炎武更直言不諱，認為八股文“敗壞人才”“禁錮思想”，近代學者康有為更是“一棍子打死”，痛斥“我中華之保守衰敗，起于明初也”。而縱覽歷史，我們會發(fā)現(xiàn)，從朱元璋建立明朝至明宣德年間，半個多世紀里，明王朝雖有《永樂大典》《皇明祖訓》等“文化建設(shè)成果”，卻未有一位石破天驚的思想家，未有一部足可流芳百世的“文化作品”，引領(lǐng)詩詞潮流的，竟然是教條死板的“閣體詩”，足見“文化禁錮”之深。

這樣的“死氣沉沉”中，新思想也在“悄悄萌芽”。即使在“主體思想”全面確立的永樂時代，重臣夏元吉率先提出“不因文殺人”，為安撫“靖難之役”后舉國知識分子的抵觸情緒，永樂皇帝朱棣采納其言，并補充入“祖訓”。而隨著經(jīng)濟的發(fā)展和文化的全面復興，至明朝中葉，秉承理學思想?yún)s帶有獨立觀點的思想家陸續(xù)出現(xiàn)，代表人物為薛瑄的“河東學派”和吳與弼的“崇仁學派”。先說薛瑄，字德溫，山西河津人，天順朝時一度入閣為相。他曾在朱熹講學的白鹿洞講學，核心思想只在一句話：“實理，皆在萬事萬物，圣人之言不過摹寫其理耳。”即中國儒家思想中有名的“唯物主義”思想，在當時影響深遠，被稱為“北儒”。與之呼應(yīng)的正是“南儒”吳與弼和他的“崇仁學派”。吳與弼，字子傅，江西臨川人，核心思想為“靜時涵養(yǎng)，動時省察”，雖承襲自朱熹的“存天理，滅人欲”，卻否定掉了其中的“滅”字。明英宗天順時代，這“南北兩大儒”皆退職還鄉(xiāng)，開壇授徒，成化至弘治朝諸多英杰都出自其門下，而吳與弼的門徒中，正有明王朝思想史的“旗幟”陳獻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