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這個年紀(jì)，沒有必要也不可能去寫一些非常娛樂化的音樂，反而我們這些沙場老將，應(yīng)該去寫一些分量重一些的音樂，來證明音樂還有存在的價值……

    　時隔9年，羅大佑再一次站在上海的舞臺上接受掌聲和歡呼，只是這一回，他的身邊多了三個重量級的男人。

    　7月11日的夜晚會不會像2000年羅大佑上海演唱會一樣，成為無數(shù)歌迷的不眠之夜？羅大佑、李宗盛、周華健和張震岳組成的“縱貫線”樂隊正式在上海開唱，那些曾經(jīng)陪伴我們度過青春年華的膾炙人口的老歌，又再一次隨著伴奏響起，年華如流水，老歌如醇酒，越老越醇。

    　經(jīng)滾石唱片老板段鐘潭從中撮合，2008年7月25日，羅大佑與李宗盛等人組成了新樂團“縱貫線”，但據(jù)說“縱貫線”只組團一年，之后四位樂壇大腕又將各奔東西，如今掐指一算，滿一年的時間還剩下不足一個月，莫非這將是“縱貫線”的絕唱？

    　但不論他們是分是合，懷舊，一定是描述這些買票聆聽他們演唱會的歌迷的一個關(guān)鍵詞。

    　鹿港小鎮(zhèn)的音樂憤青

    　在巴黎春天等到滿臉微笑一身便裝的羅大佑，與諸位老友一一握手寒暄。還是那副派頭:短發(fā)有些稀薄、黑色襯衫，身形略顯消瘦，據(jù)說凌晨4點才入睡，可是看上去臉上沒有黑眼圈，也沒多少皺紋，談笑風(fēng)生，精神大好。

    　“您曾經(jīng)在聯(lián)合文學(xué)出版了《童年》這本書，自己也那么早就寫《童年》這樣的歌曲，本身是否也是一個很懷舊的人？”我問。“我是，我其實很懷舊。”他點起一根香煙，吸了一口，篤定地說……

    　時間退回到37年前，回到羅大佑的“無法盜版的青春”。“池塘邊的榕樹上，知了在聲聲叫著夏天。”《童年》中的這一幕總是讓人想起侯孝賢《冬冬的假期》中的寧靜和童真。

    　那是無憂無慮的童年，那段記憶，總是深深埋在變身憤青的羅大佑的心坎里。1974年開始寫出自己的第一首歌，并為電影《閃亮的日子》配樂，羅大佑從一名“前途無量”的醫(yī)生，轉(zhuǎn)身進入娛樂圈，只在美國短暫地重操舊業(yè)。感性的音樂壓倒了理性的醫(yī)學(xué)，他知道，這是他今生的宿命。

    　1975年，蔣介石去世。一個壓抑的強權(quán)政治的時代在臺灣逐漸走到了盡頭，楊弦在中山堂的民歌演唱會敲開了所有渴望自由和民主的青年人的心扉。林懷民和作家們在明星咖啡館竊竊私語，而楊弦們則在中山堂這個政治與音樂混雜的地標(biāo)性建筑中盡情彈唱。羅大佑被震撼著，被一個時代的浪潮推向了巔峰。他在鍵盤和吉他上敲打、彈奏著一個個音符，面對現(xiàn)代化進程中傳統(tǒng)格局的分崩離析，他要傾訴，要將自己的一腔憤怒轉(zhuǎn)化為音樂:“假如你先生來自鹿港小鎮(zhèn)，請問你是否看見我的愛人？”

    　鹿港小鎮(zhèn)儼然就是70年代末80年代初臺灣的縮影。一襲黑衣，眼戴墨鏡，一改鄧麗君式的小調(diào)，羅大佑唱著:“臺北不是我的家，我的家鄉(xiāng)沒有霓虹燈”，憤怒之情溢于言表。

    　是該走的時候了

    　一直以為是那些反抗現(xiàn)代文明的歌曲觸動了臺灣當(dāng)局的神經(jīng)，可是羅大佑說不是，真正讓他在如日中天之時離開臺灣，遠赴美國的恰恰是那首在我們看來特別“斯文”、特別“積極向上”的《明天會更好》。“胡德夫很棒，他在那個時代還是有一點被壓制了，因為他是少數(shù)民族。”談到胡德夫的時候，羅大佑不免唏噓感慨。其實在那個年代受壓制的，何止胡德夫一人，羅大佑本身也是受害者。“‘明天會更好’一開始我都不知道，原來是1985年國民黨競選的口號。那是臺灣光復(fù)四十周年的紀(jì)念活動的主題曲，我當(dāng)時還有一點被利用的感覺，還是蠻心灰意冷的。”他搖著頭說，為自己辯解。

    　不知道是因為自己一向的反叛形象因為這首歌而受損，還是政治勢力利用了這位叛逆者，又反過來向他射來暗箭？羅大佑本人的回答顯得模棱兩可:“我寫的歌詞就不是愛黨愛國的樣子嘛，沒有那種‘四海歸心’的感覺。我的歌詞沒有吹捧他們的意思。”

    　是該走的時候了……

    　1985年的最后一天，刺骨的寒冷，羅大佑在中華體育館舉辦“最后一個與你取暖的夜晚”告別演唱會，暫別歌壇，孤身飛往紐約。從小住在西門町，從來沒有離開過臺北的他此時想的卻是:放下音樂吧，重新做一名醫(yī)生。

    　這可能嗎？在安靜的紐約，生活平淡無奇，似乎一切的喧囂都已塵埃落定。一顆受傷的心靈需要時間來撫慰，但是過多的時間又絕對不是療傷的佳方，反而平添憂愁。

    　羅大佑絕不是一個安于現(xiàn)狀的人，他選擇了再一次出發(fā)，這一次，航班的目的地是東方之珠——香港。

    　香港的音樂工廠

    　2000年后，由于內(nèi)地不再限制他在中國大陸的演出，羅大佑于北京設(shè)立了個人的音樂工作室。原本大家以為羅大佑將和許多港臺北漂名人一樣定居北京時，他卻像候鳥眷戀著故土一樣飛去香港，北京工作室處于停滯狀態(tài)，他覺得自己天生就是一個流浪的人:“飛來飛去，居無定所，我也在找尋哪里才是最適合我的地方。”

    　這個最適合他的地方可能就是中國南端的香港。

    　當(dāng)年(1987年)，彷徨在美國的羅大佑受到香港方面的邀請，毅然決然飛赴香港，決定在香港創(chuàng)設(shè)自己的音樂品牌:音樂工廠。

    　當(dāng)時羅大佑的主要合伙人林夕還清楚地記得十多年前的故事，他對記者說:“有人介紹我和羅大佑認(rèn)識，那時羅大佑來到香港，想做一些廣東歌(也做國語歌)，并且開一個公司，拓展香港地區(qū)的市場。要做廣東歌的話，就需要有人來寫粵語歌詞，他本人并不太懂粵語。我應(yīng)該不是第一個介紹給他的粵語填詞人，在認(rèn)識我之前，已經(jīng)有人介紹給他一兩個作詞人，但是他們寫了歌詞給他看之后，他都不滿意，或者是不能和他溝通得很好，不能寫出他想要的東西，因為羅大佑本人也是很有想法的人，于是他找到了我。”

    　羅大佑給林夕讓他寫的第一首歌是《皇后大道東》，寫97回歸之前香港人的心態(tài)。林夕寫完了給他，羅大佑一看，非常滿意，對他說:“就是這個啦。終于找到合適的人了！”

    　接下來，他們合作的就是梅艷芳的《似是故人來》。羅大佑的曲配上林夕的詞顯得天衣無縫。羅大佑欣喜若狂:“這次找對人了，這個人要請他來我們公司。”羅大佑力邀林夕加盟音樂工廠，英雄惺惺相惜，林夕也毫不猶豫，辭去了香港一家電視臺節(jié)目部經(jīng)理的職務(wù)，來到羅大佑的音樂工廠任職。“因為他是羅大佑。確實，那三四年的工作很愉快，也很值得回味。”林夕感嘆時光飛逝。

    　但是短暫的蜜月期很快就面臨各種挑戰(zhàn)。“羅大佑是個藝術(shù)家嘛，他老是說:‘很累哎，做生意真的很煩哪’。”林夕只能苦笑。這樣一位藝術(shù)家打理的唱片公司，其運營情況可想而知。林夕苦撐了幾年，公司終于沒有繼續(xù)下去，羅大佑也承認(rèn)，經(jīng)營是他的軟肋，但是他覺得一個音樂人應(yīng)該有所堅持:“你說得沒錯，我是‘藝術(shù)家在做商業(yè)’，但是‘藝術(shù)家在做商業(yè)’就是不希望自己受到太多唱片公司的控制，做自己想要做的唱片，而不是在唱片公司旗下時那樣，做唱片公司想要的唱片。依我的個性，我不太可能去聽從唱片公司的安排。”

    　戀曲2010

    　在樂壇摸爬滾打了這么多年，羅大佑如今重新出發(fā)。

    　他從來也不把自己當(dāng)成明星。到上海，他的好朋友徐冰會帶著他四處逛逛，有時候深夜，羅大佑自己居然會一個人騎著單車人生地不熟地去看夜景。

    　“我真的挺擔(dān)心的，萬一出點什么事呢。”徐冰現(xiàn)在想來仍然心有余悸。

    　虛驚一場，羅大佑終究沒有出事?，F(xiàn)在他和徐冰正在籌劃他人生中第一部音樂劇的演出項目，徐冰透露，音樂劇的名字可能會是“戀曲2010”:“我們希望在上海做一個首演。大三通之后，臺灣到上海的距離一下子縮短了，我們就找了一些有幾十年舞臺經(jīng)驗的實力型朋友，從上海這個1800萬人口的大都會開始做一個音樂劇。音樂劇首演我想總要演個一個半月至兩個月的樣子，大概也只有上海這樣的大都會有這樣的觀看群體可以維持音樂劇的長期演出(香港不過只有600多萬人口)，當(dāng)然這還是一個很長的規(guī)劃。”“戀曲系列”是羅大佑的“招牌菜”，每次演唱會必點之佳肴。每一次的“戀曲”，從個人感情經(jīng)歷有感而作的《戀曲1980》到為杜琪峰名片《阿郎的故事》寫的煽情主題曲，然后再到1994年出版的封面有著古怪PS大頭照的《戀曲2000》，他對感情、音樂、文字、人生似乎都會有全新的領(lǐng)悟，那么這一次呢？他會有什么樣的新戀曲？

    　既然過去的羅大佑已經(jīng)寫過一本《昨日遺書》，那就在這遺書上開出更加鮮艷的花朵。

    　反抗威權(quán)

    　《新民周刊》:1982年4月21日，在臺灣出版首張創(chuàng)作專輯《之乎者也》，其中的《鹿港小鎮(zhèn)》和《亞細亞的孤兒》都有很強的批判性，與當(dāng)時國民黨逐漸開始放棄威權(quán)體制，人們追求民主和自由的氛圍是否也有很大的關(guān)系？

    　羅大佑:那當(dāng)然肯定是有的。我的《之乎者也》歌詞里面寫:“眼睛睜一只，嘴巴呼一呼，耳朵遮一遮，皆大歡喜也。大家都知之，大家都在乎，袖手旁觀者，你我是也。”如果大家都看到這樣的現(xiàn)象，可是大家都做袖手旁觀者，那么其實每個人都是有責(zé)任的，其實我當(dāng)時寫那樣的音樂，也是為了通過音樂來表達一些社會責(zé)任感。

    　《新民周刊》:眼戴墨鏡，全身黑衣的造型，在當(dāng)時引領(lǐng)青年人的時尚，是不是也受到一些西方搖滾音樂的影響？

    　羅大佑:多少會有一些影響啊，一方面我覺得它比較簡單一點，也可以把自己隱藏得好一點。戴墨鏡是為了不讓自己曝光得太厲害，不戴墨鏡也不好看。

    　《新民周刊》:當(dāng)時寫出這樣批判性的歌曲，其實還是有很多政治風(fēng)險的，當(dāng)時的政權(quán)對您是否也進行壓制，使您備受壓力？

    　羅大佑:當(dāng)然了，他們看到我會覺得太奇怪了。當(dāng)然他們也不會把我關(guān)起來，畢竟我只是個唱歌、寫歌的而已，也沒有對他們造成什么傷害。

    　《新民周刊》:《愛人同志》和《不變的結(jié)局》是電影《棋王》的主題曲與插曲，是否表達了對“文革”的嘲弄與指控？

    　羅大佑:《棋王》這部電影是徐克和嚴(yán)浩共同導(dǎo)演的，徐克負責(zé)香港這部分，嚴(yán)浩負責(zé)大陸這部分。我的音樂跟劇本走。我的歌曲對“文革”的批判我覺得多多少少有一點，我在做《棋王》前后，買過一些關(guān)于大陸“文革”的書。“文革”對于我們臺灣人來說太遙遠了，我必須得多讀一些書才能了解這個劇本的背景。比如那一句:“在這批判斗爭的世界里，每個人都要學(xué)會保護自己。”當(dāng)然要多讀一些這方面的書，才能寫出這樣的歌詞來。

    　《新民周刊》:2004年的新專輯《美麗島》的政治性還是很強，但我個人覺得這張唱片旋律性似乎弱了一點，您是刻意要這樣處理，刻意降低它的旋律性？

    　羅大佑:沒有啊，《美麗島》的旋律性不弱的，像最后的一首《寧靜溫泉》、《停不住的愛》和《往事2000》，旋律性絕對不弱的。還有像《初戀的少年家》，是很臺語歌式的旋律，它是多樣化的連接，比較注重的是它的節(jié)奏，重在節(jié)奏，但旋律性也并不弱。當(dāng)然那首《綠色恐怖分子》罵人罵了很多，又罵李登輝，又罵誰誰誰，所以聽眾可能會把注意力都集中在我罵的人身上了，反而沒有太多地關(guān)注音樂本身。

    　《新民周刊》:很少有一個音樂人，能像您那樣，既能像魯迅一樣吶喊，有時又像張愛玲一樣細膩，比如那首《滾滾紅塵》，您覺得自己是個具有雙重人格的人嗎？

    　羅大佑:我的個性你講得對，是很矛盾的。臺灣人多多少少會有一些這樣的性格反差，我覺得和海島有一定的關(guān)系。臺灣早期受日本統(tǒng)治50年，也很受美國的影響(而香港受英國的影響比較大)，雖然我們都講中文，但是三地之間國民性有一些細微的差異，這當(dāng)然也會影響到我，使我表現(xiàn)出憤怒的一面，和比較溫和的一面，我想這不是我一個人的問題，而是臺灣人的問題。

    　東方之珠

    　《新民周刊》:1987年，您是如何離美赴港發(fā)展的？

    　羅大佑:《明天會更好》這首歌也很奇怪，在香港很受歡迎。這個概念在當(dāng)時其實還是很新的，他們就請我到香港去表演。當(dāng)時亞洲電臺和電視臺有一個創(chuàng)作比賽，我在這個比賽中擔(dān)任表演嘉賓(倫永亮就是在這個創(chuàng)作比賽的第一屆中脫穎而出的)。正好我在為《海上花》電影配樂，就去了香港，去了以后我發(fā)現(xiàn)香港真是一個非常不錯的地方，有私人發(fā)展的空間，終于就定居在香港。

    　《新民周刊》:香港那時還是一個粵語音樂發(fā)展的空間。

    　羅大佑:是的，所以我從電影配樂開始做。但是西方的世界畢竟不是中文寫作者可以進入的世界，我覺得香港是個很合適的地域，它既是中文歌曲的天下，又有資本主義的唱片工業(yè)，還有一個姓資姓社的未來——在當(dāng)時看有各種可能性。所以香港成了我音樂的又一個出發(fā)點。

    　《新民周刊》:1986年，您在香港寫的《東方之珠》傳唱一時，怎么會寫這樣一首歌的？羅大佑:我覺得香港這座城市，當(dāng)然有很多中國人的影響，但同時又受過西方文化的洗禮；這里有勞斯萊斯，也會有廣東傳統(tǒng)的粵菜，有中環(huán)商業(yè)化、現(xiàn)代化的商場，也會有黃大仙的廟，這里是一個東西方交融和雜處的場域，非常有意思。我寫《東方之珠》，開始是中國小調(diào)，到了副歌的部分，又呈現(xiàn)西方的曲風(fēng)，這首歌是嘗試著將東西方的曲調(diào)結(jié)合在一起，使得它成為東西方交流的一個產(chǎn)物，也在隱喻香港這座城市的特性。

    　《新民周刊》:電影《笑傲江湖》的主題曲《滄海一聲笑》是和黃霑合作的，黃霑先生已經(jīng)離開我們了，您和他接觸下來，您覺得他是個怎么樣的人？

    　羅大佑:《滄海一聲笑》是黃霑寫的，我來制作，我、徐克和黃霑三個人合唱。

    　黃霑是個很了不起的人，那么早就去世我覺得實在太可惜。黃霑是全才，他的個性非常爽朗，香港像黃霑這么多才多藝的很少，而且他還喜歡提拔新人，像溫拿樂隊就是他提拔出來的。黃霑為了捧溫拿，為他們度身定作電影《追趕跑跳碰》，自己投資，自己寫歌，賠掉1000多萬，在捧新人方面，黃霑會不遺余力。

    　《滄海一聲笑》這首歌偉大的地方在于，我沒有看到過另外一首歌像《滄海一聲笑》那樣，歌詞不變，用粵語和國語來唱同樣合乎音調(diào)，同樣那么好聽。我真是沒有見過第二首。因為黃霑在寫這首歌的時候，填詞完全按照中國古音來填，可是呢，這首歌又不會讓人覺得很老舊，它還是那么新，這是黃霑了不起的地方。

    　《新民周刊》:在香港的“音樂工廠”時期，您做了一些音樂上的調(diào)整，比如梅艷芳的那首《似是故人來》，是小調(diào)的曲風(fēng)，和您之前的《未來的主人翁》之類的批判性歌曲有很大的不同，當(dāng)時也是想做一些新的嘗試？

    　羅大佑:《似是故人來》是電影《雙鐲》的主題曲，電影講的是瀘沽湖的女人同性戀的故事，我知道寫中國故事的曲風(fēng)，延續(xù)廣東大戲的曲調(diào)可能會比較好，現(xiàn)在看來，我在香港的時候，確實也著意吸收一些廣東傳統(tǒng)的音樂元素，將它們?nèi)谌氲搅餍幸魳分衼恚@樣的嘗試我覺得應(yīng)該還是有意義的。

    　《新民周刊》:音樂工廠最后還是沒有繼續(xù)下去，現(xiàn)在滾石的處境也面臨許多困難。您覺得這是唱片市場大環(huán)境使然，還是你們這種思辨性的、知識分子的、有所堅持的音樂越來越被商業(yè)時代所吞沒了？

    　羅大佑:我覺得可以反過來看，唱片工業(yè)市場萎縮恐怕全世界都是如此，但是在中國可能尤其如此，歸根結(jié)底我們也不怪任何人。科技當(dāng)然有了很重大的發(fā)展，使得市場受到?jīng)_擊，但是科技可以讓大家得到更多一些休閑娛樂的空間。我想不要有太多的理由，我們的音樂可能還做得不夠好。當(dāng)然在我這個年紀(jì)，沒有必要也不可能去寫一些非常娛樂化的音樂，反而我們這些沙場老將，應(yīng)該去寫一些分量重一些的音樂，來證明音樂還有存在的價值，不是給媒體拖著走，不是給什么電影或者電視選秀拖著走。電視選秀老是覺得選秀第一名就好像已經(jīng)是超級巨星了，其實第一名才是剛剛開始而已。我覺得音樂最重要還是要發(fā)揮它和人溝通的功能。這回我們不是組建了“縱貫線”樂隊嗎？我們還是想說，創(chuàng)作是一切的根本，只有加強創(chuàng)作，把好歌寫出來，整個唱片工業(yè)才會有機會，而不是說到處去做演唱會、拋頭露面才能解決問題。演唱會絕不是我們的終極目標(biāo)。(徐冰先生對本文亦有貢獻，特此致謝！)　

(責(zé)任編輯：鑫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