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者李澤厚住在美國科羅拉多州一個名叫Boulder的小鎮(zhèn)已經(jīng)多年，跟國內(nèi)學界聯(lián)系得并不多，特別是跟老一輩的學者。“我從來不愛主動與人交往。”他接受本刊記者電話采訪時說，“任繼愈先生是我這么多年來惟一保持聯(lián)系的老師。”而這種聯(lián)系在北京時間7月11日崩斷。任先生在那天早上去世。
他和任繼愈的師生關(guān)系，保持了近60年。
李澤厚家境極貧寒，在北大讀書時，一個月有3塊錢補助，他一塊錢都舍不得用。哲學系老師任繼愈知道后，就讓李澤厚幫他謄抄稿子，每次給他5塊或10塊錢，到后來沒稿子抄了，就直接給了幾次錢。李澤厚身體不好，任繼愈經(jīng)常關(guān)心他的身體狀況。
對任繼愈這份關(guān)心，李澤厚很感激。那時候，他是個沒什么人關(guān)心的人。
2006年，任繼愈90大壽時，李澤厚特地從美國挑了張賀卡寄給任先生。“我現(xiàn)在都還沒確定他是否收到。”任繼愈是從來不做壽的。
去年回國時，他本打算去看任先生，但最后時間太緊，沒看成。這些年他并不是每次回國都去看他。“任先生很嚴謹，有時候不去看他是擔心給他惹一些不必要的麻煩。”
任繼愈不喜歡外出吃飯應(yīng)酬。李澤厚每次去看他，都是在他家里吃飯。“一般家庭如果有客人來會做很多個菜，任先生家吃得簡單，棒子粥、饅頭、小菜。他很會養(yǎng)生，不喜歡吃外邊的東西。”
李澤厚現(xiàn)在還保存著一張剪報，上面有一篇任繼愈談閉目養(yǎng)生的文章。
任繼愈的身體一直很好。2003年，李澤厚回國去看任繼愈時，任繼愈告訴他，自己每天工作6個小時。“我當時感到很吃驚，因為我一天都工作不了6小時了。”
追隨任先生多年的學生、上海師范大學教授李申形容老師的時間是“壓縮餅干”。任繼愈的休息時間是頭一天晚上8點到第二天早上4點。這樣就可以盡可能避免被打擾。李申說：“如果大清早有電話打到我家，想都不用想，肯定是任先生。”
今年3月19日，任繼愈因罹患多年的膀胱癌又住院了。6月17日李申去看他。“他有些興奮，滔滔不絕，講《中華大典》，講《大藏經(jīng)下編》，講歷史，講哲學。如果不是要治療，他不知道還要講多久。”當時任繼愈的病已經(jīng)很嚴重，第二天他就只能說些單詞了，后來陷入了昏迷狀態(tài)。
7月11日，任繼愈在醫(yī)院去世。
李澤厚是從網(wǎng)上獲知這一消息的。他主動打了電話到任先生家，向任先生的女兒任遠問了些情況，慰問了一下。
“任先生去世了，”隔著太平洋，李澤厚在電話的那頭嘆道，“和國內(nèi)的一條線斷了。”
愛國，是理解他的線索
任繼愈的父親畢業(yè)于保定軍校，在國民黨軍隊任職。他家四世同堂，用他的話說，就像巴金寫的《家》那樣。他反感這樣的家庭，但認同其中好的方面，比如重視教育，子弟必須念書，不能游手好閑。
他存世的文字中，很少回憶自己的家庭，卻有多篇回憶自己的老師。
他生于1916年，上小學時正是五四風潮席卷之際。在濟南讀省立第一模范小學（現(xiàn)在的大明湖小學）時，一位叫曹景黃的老師令他印象深刻。曹老師講課文時，若涉及酗酒、荒淫的文章，就也向?qū)W生講一些性知識，說結(jié)婚后性生活要有節(jié)制。
在任繼愈看來，當時的老師能做到這一點，是相當開明的。
讀小學的時候，整個山東都提倡讀經(jīng)，任繼愈開始熟悉《論語》、《孟子》。
首都師范大學儒教研究中心主任、《原道》主編陳明訪問任繼愈時，曾問及他在信仰馬克思主義前的信念，任繼愈答道：我信儒家思想。并強調(diào)：這個很重要。
而在李申看來，“任先生對以儒家為代表的傳統(tǒng)文化是真正做到了批判繼承的。身上卻保留了儒家圣人賢人最優(yōu)秀的那些品質(zhì)。
他風度儒雅，行則步履從容，目不邪視；止則雙腿并攏，正襟危坐；言則口齒清楚，從不含糊其詞。他為人嚴格，但從不疾言厲色；衣著整潔，一套穿著多年的中山裝洗到發(fā)白，仍是干干凈凈、非常有型。30年間，李申聽過的任繼愈對人最嚴厲的斥責，也不過是說某人是“無恥之徒”。
少年任繼愈先是從山東到北平讀中學，隨后在1934年考入了北大哲學系。“那時年輕，不考慮那些，一心想尋找真理，追求人生的歸宿。”這并不是個好找工作的專業(yè)。入學時全班有十幾人，畢業(yè)時就只剩下3個，任繼愈是其中之一。
“七七事變”之后北大南遷。從湖南步行到云南的1300多公里被任繼愈認為是人生重要的行程。“有機會看到農(nóng)村敗落和農(nóng)民貧困的景象”，他覺得自己的學問不能離開“這塊災(zāi)難深重的中國土地”。
愛國，是理解他的一條線索。
在西南聯(lián)大學習時，錢穆給任繼愈留下過好印象。“他（錢穆）是從一個歷史學家的角度進行愛國主義教育的好老師。”任繼愈曾這樣跟陳明說。錢穆的《國史大綱》出版時扉頁上寫著“謹以此書獻給前線百萬將士”，“他不是說獻給我的親人、我的愛人什么的。”
對陳寅恪，任繼愈認為他雖關(guān)心國家命運，但太悲觀。陳有兩句詩：“南渡自應(yīng)傷往事，北歸端恐待來生。”他不喜歡詩中的情緒，“我們一定要打回去。”
任繼愈對于陳寅恪的某些評價，陳明認為有些偏頗。比如任繼愈曾說：陳先生的眼睛壞了，他找了個外國大夫主刀。他兩個眼睛都不大好，有人勸他，先開一個眼睛，看行不行。陳寅恪覺得是皇家醫(yī)學會的，另外去一趟也不容易，說兩個都開吧。結(jié)果，兩個眼睛的手術(shù)都失敗了。任繼愈說，“我覺得他還是崇信外國人。”
毛澤東評價“鳳毛麟角”
在任繼愈去世之后，見諸媒體的報道中，對他的一個定語是——我國馬克思主義宗教學的開創(chuàng)者和奠基人。
“是不是信仰馬克思主義，我有一個觀察的過程。我不是解放以后馬上就信仰了共產(chǎn)主義，我是看看，了解了解，1956年我參加了中國共產(chǎn)黨。”任繼愈曾回憶，解放初期，北大、清華哲學系的教師和一些馬克思主義哲學工作者會定期討論。參加的人除了他，還有湯用彤、賀麟、朱光潛、金岳霖、馮友蘭、張岱年等人。
不久，他對多年以來最敬重的老師說：你講的儒家、佛教的那套哲學，我不信了，我要重新學習。
李澤厚對本刊記者談到任繼愈的這一轉(zhuǎn)變時說：“任先生是真的信奉馬克思主義，還有賀麟、湯用彤、馮友蘭、朱光潛他們都是真心誠意相信，包括宗白華這樣的遠離政治的人。像賀麟，在80年代已經(jīng)80歲了還申請入黨，沒人逼他，也沒必要逼他，說明他是真信。1956年中共中央決定吸收一批高級知識分子入黨，很多人都是當時入的黨，像季羨林就是。任繼愈是當時最年輕的一個。了解他們，得還原當時的語境和社會環(huán)境。”
1959年，毛澤東接見任繼愈，談到了宗教研究。這件事，任繼愈多年之后不太愿意談起。陳明采訪他時，他拒絕回答相關(guān)問題。李申說，“他極少跟我們說起他個人的事情，見面大多數(shù)時候都是談工作、談學術(shù)。”而李澤厚跟任繼愈見面時學術(shù)都不談，只談身體狀況，噓寒問暖。
《毛澤東文集》里有一段話：“世界三大宗教（耶穌教、回教、佛教），至今影響著廣大人口，我們卻沒有知識，國內(nèi)沒有一個由馬克思主義者領(lǐng)導(dǎo)的研究機構(gòu)，沒有一本可看的這方面的刊物……用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寫的文章也很少，例如任繼愈發(fā)表的幾篇談佛學的文章，已如鳳毛麟角，談耶穌教、回教的沒有見過。”
這是毛澤東說任繼愈是“鳳毛麟角”的由來。
除了做學問，任繼愈還有一個特殊的愛好：做木匠活、修自行車，一直持續(xù)到1972年，那時他眼睛壞了。“他的眼睛一只完全失明，一只視力只有0.2。”李申說。
任繼愈的眼睛是在1970年被下放河南信陽的干校時壞的。
任繼愈曾回憶，當時正在編《漢語大詞典》，很多學者把詞條帶到下邊去繼續(xù)做。干校宣傳隊說，你們盡故弄虛玄，“一、二、三、四”的“一”還不認識嗎？還要編書？從干校回北京，圖書下架，分門別類。宣傳隊的人又說：你們知識分子就是不會干活，大本不歸大本，小本不歸小本，大大小小弄到了一起。“讓我們開包打亂，大本、小本分開，結(jié)果全亂套了。”
什么是大師的標準
“文革”之后，1978年，任繼愈擔任所長的中國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開始招收宗教學碩士生、博士生。
李申就是在那個時候成為任繼愈的研究生的。之前，他是部隊上的參謀。因為在科爾沁草原救火時被燒傷，面目全非的他在30歲上被要求退休。他不想這輩子就這么終結(jié)，決定通過考研究生重新找工作。他并不喜歡中國哲學史這個專業(yè)。只因為這個專業(yè)不考外語，而自己還懂點古代漢語，“希望通過考試，找到一個圖書管理員的工作”。
面試的時候，當著任繼愈的面，他坦率地說，“我不喜歡這專業(yè)，我要工作。”如果沒有任繼愈，他絕不會被錄取。說到這些，他幾次止不住流淚。
讀研究生時，1979年左右，他跟著任繼愈到太原去開會。在會上，任繼愈提出儒教是宗教的說法。當時幾乎沒人就此發(fā)表什么看法。“可能過于石破天驚，大家不知道說什么好了。”在分組討論時，也沒人討論這個問題。李申也是后來才接受老師的學說。他算了算，有近20年時間，全國支持儒教是宗教的人不超過5個。
任繼愈很重視如何將個人認識變成群體認識，提出了群體認識論。他舉過彭德懷的例子。“彭德懷的話沒錯，但他的觀點就沒變成一個群體的東西，達成共識的就少數(shù)人，三五個人，那就不行。后來變成群體觀念之后，你再想反彭德懷就反不成了。歷史就是這樣。”
任繼愈曾把哲學家分為兩部分，一部分是60分級，一部分是60分以上級。“民族的認識、群體的認識，這個很關(guān)鍵。當初就有人說‘開民智’，這個很重要，這是60分那一部分，也是最需要的。”
“在中晚年，任先生做了很多編輯工作?！吨腥A大典》、《中華大藏經(jīng)》，這是很大的工作，花了他很多精力。把他個人的研究放到一邊，去做大量的資料匯集整理，很了不起。”李澤厚說。
李申告訴記者，任先生去年就發(fā)病了，中間出過院，仍然每周兩次到辦公室上班。“我見到他，是參加《中華大典》的審稿會，要求我們每人審閱其中的約10萬字。他由護工陪著，帶來厚厚兩大包。那是送審的全部稿件。他說他的意見都在里邊。”
任繼愈曾表示，編完這些書之后他想做些自己的東西。但現(xiàn)在，一切都結(jié)束了。
任繼愈和季羨林的去世，把什么是“大師”這個問題提了出來。陳明堅持的觀點是，我們可以沒有大師，但不能沒有關(guān)于大師的標準。“這幾十年中世界各國的大師是什么概念？成就是什么量級？一個素質(zhì)很好、很勤奮的人，為什么不能做自己滿意的事？為了使今后的大師做出貢獻，我們要怎樣改革文化生產(chǎn)和評價制度？”
任繼愈生前認為政府對人文學科沒有給予足夠重視。
語言學家傅懋勣生病時他去看望。“住在協(xié)和醫(yī)院，六個人一個大房間，休息不好，因為有重病人，叫啊鬧啊，他就在那個病房里逝世的……你連生病時找個單人房都不能。金岳霖生病時也是住院發(fā)生了困難，后來找到胡喬木同志，才把他送到比較好的醫(yī)院。北大哲學系一個教授，因病在家里去世，遺體往外抬也找不到人，求這個求那個，好不容易才把他送走。”
“為真理而死不容易，為真理而活著更難。”這是斯賓諾莎的話，任繼愈曾跟陳明反復(fù)提起。陳明問他，1949年之后，我們的時代是不是就沒有哲學家？任繼愈說：“就這樣一批人，國家就這么一個狀況。這就算是好的了，真正能影響幾百年、影響全世界的哲學家，咱們出不了。這不是能夠自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