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8月12日，陳永貴由于被確診為晚期肺癌住進北京醫(yī)院。華國鋒聞訊，當(dāng)天就趕到病房探望。這位前國務(wù)院總理安慰前副總理說：“在這里住吧，挺不錯的。一個月伙食才60多元，一天才2元錢。現(xiàn)在你到街上吃吃看，一頓飯沒有5元是不行的。”閑聊了一會兒，華國鋒告辭。

       陳永貴知道自己得了肺癌，也知道沒救了。這時候，陳永貴最放心不下的就是西水東調(diào)和國家支援的問題。他耿耿于懷，逢人必講。一次李喜慎去看望他，陳永貴道：  “喜慎，這不都知道了！肺癌能活幾天哪？我去世后，你們還年輕，以后把昔陽的事澄清澄清，特別是西水東調(diào)工程，5000萬元，社員群眾受了四五年辛苦，要說欠債，就這個債哩。我是不成啦，你們完成啦。上邊來人澄清澄清，再干起來。”說著說著陳永貴的淚水就下來了。

       臨終前5天，中央辦公廳專門把郭鳳蓮、宋立英，梁便良、賈來恒、趙有棠等大寨的新老干部接到北京，最后見陳永貴一面，這些大寨的干部坐在陳永貴的病床前，陳永貴又談起了他耿耿于懷的“兩毛二分六”的問題。《山西日報》上曾算過一筆賬，把大寨得到的國家支援，主要是50萬元農(nóng)業(yè)機械化試點費，用大寨歷年來向國家售糧的總數(shù)去除，這樣算下來，大寨每賣一斤糧國家等于多掏了兩毛二分六。大寨不僅沒有什么貢獻，反而占了國家的便宜，欠了國家的賬。

       從國家的大局來看，陳永貴耿耿于懷的昔陽的西水東調(diào)工程和大寨接受國家多少支援的問題都是無法與大寨模式的歷史地位相提并論的小事?？墒顷愑蕾F有他那套植源于山西莊稼漢的價值標準，這兩件事在他的心頭分量極重。“眼看就成事了，沒搞成。”陳永貴嘆著氣說：  “停啦。東西都堆在那兒銹啦，沒搞成，唉，沒搞成。”陳永貴生在昔陽長在昔陽，死后也要葬在昔陽，有了西水東調(diào)，昔陽的子孫后代就永遠不愁用水了。在陳永貴心里，這才是實實在在的大事，是叫他死不瞑目的大事。

       1986年3月26日晚上，新華社發(fā)布消息：“全國著名勞動模范，原山西省昔陽縣大寨大隊黨支部書記，北京東郊農(nóng)場顧問陳永貴同志，因患肺癌醫(yī)治無效，于1986年3月26日晚20時35分在北京逝世，終年72歲。”

       陳永貴去世的第三天，在八寶山火葬場的一告別室里，聚集了200多名并不引人注目的人，但是沒有中央領(lǐng)導(dǎo)人。下午2時55分，一輛高級轎車在告別室外停下，車上下來一位穿著風(fēng)衣，戴著變色眼鏡的人。周圍的老百姓立刻認出來了：華國鋒！

       華國鋒目不斜視，一言不發(fā)地走進告別室，在陳永貴的遺體前三鞠躬，又一言不發(fā)地站了許久，看了許久，流下淚來。圍觀的人靜靜的，有的人抽泣起來，中央辦公廳來的一位干部手足無措地不知如何是好。華國鋒仍不說話，流著淚慢慢地繞著陳永貴走了一圈，又一言不發(fā)地與陳永貴的親屬一一握手，一言不發(fā)地走出告別室，上了車。

        5天后，4月4日凌晨4時，陳永貴的親屬抱著骨灰盒登程返回大寨。按照陳永貴的遺愿，他的骨灰一把把地撒在了大寨的土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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