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在1958年12月公開宣布入黨以前，一直以“無黨派民主人士”的身份出現在中國政治舞臺上。其實，早在1927年8月，他就經周恩來介紹加入了中國共產黨，但由于當時的政治環(huán)境所迫，曾長期與黨組織失去聯系，以致有人懷疑他已“自動脫黨”，所以才在建國后“重新入黨”。1978年6月，郭沫若逝世后，經中共中央調查取證，才搞清楚歷史真相。原來，郭沫若一直是一位“無黨無派”的中共秘密黨員。
“四·一二”政變前發(fā)表討蔣檄文
1926年7月，國民革命軍正式誓師北伐。郭沫若在周恩來、孫炳文等人的推動和推薦下，毅然投筆從戎，擔任了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政治部宣傳科長兼行營秘書長，開始以國民黨左派人士的身份投身于國民革命。同年10月，經鄧演達提議，郭沫若被蔣介石任命為政治部副主任，隨即前往南昌主持政治部在總司令部行營和江西方面的工作。
當時，郭沫若直接在蔣介石手下工作，蔣介石欣賞郭沫若的才干。希望他可以成為自己信賴、倚重的幕僚。然而，事與愿違，郭沫若并非趨炎附勢之人，他在政治上有自己的判斷和選擇。與蔣介石共事，使郭沫若逐漸看清了蔣介石的廬山真面目。1927年3月下旬，郭沫若致信鄧演達，表明了反蔣的態(tài)度，并申明要公布蔣介石的罪狀。3月31日，郭沫若奮筆疾書寫了著名的討蔣檄文《請看今日之蔣介石》，公開宣布了與蔣介石的決裂。
郭沫若一針見血地指出：“蔣介石已經不是我們國民革命軍的總司令，蔣介石是流氓地痞、土豪劣紳、貪官污吏、賣國軍閥、所有一切反動派一一反革命勢力的中心力量了。”“他的總司令部就是反革命的大本營，就是殘殺民眾的大屠場。他已經變成一個比吳佩孚、孫傳芳、張作霖、張宗昌等還要兇頑、還要狠毒、還要狡獪的劊子手了。”“現在，凡是有革命性、有良心、忠于國家、忠于民眾的人，只有一條路，便是起來反蔣!反蔣!”
在蔣介石發(fā)動“四—·二”政變之前十多天，郭沫若的這篇討蔣檄文猶如一顆巨型政治炸彈，產生了極大的影響。它擦亮了人們的眼睛，揭露了蔣介石的真面目，大大提高了革命者的警惕性?？梢哉f，在大革命失敗前后的血雨腥風中，郭沫若是第一個公開站出來反蔣的文人。他旗幟鮮明，立場堅定，毫不畏懼，表現出了十分可貴的革命氣節(jié)。
惱羞成怒的蔣介石下令緝拿郭沫若，聲稱：“郭沫若趨附共產，甘心背叛，請開去黨籍，通電嚴拿歸案懲辦。”郭沫若隨即被開除國民黨黨籍，成為了一名在逃的“政治犯”。
大革命失敗后加入中國共產黨
隨著郭沫若公開舉起反蔣的旗幟，他與共產黨人之間的關系越來越密切。“四·一二”政變后，郭沫若到上海向周恩來匯報了蔣介石在九江、安慶搗毀黨部、工會，屠殺民眾的嚴重情況，并勸周恩來迅速離開上海。周恩來聯系到寧波、杭州、南京、上海等地發(fā)生的類似郭沫若反映的情況，隨即會同趙世炎、羅亦農等人起草了致中共中央意見書《迅速出師討伐蔣介石》，但沒有被接受，大革命最終歸于失敗。
大革命失敗后，周恩來根據中共中央決定，與賀龍、葉挺、朱德、劉伯承等發(fā)動并領導了南昌起義。郭沫若于8月3日晚到達南昌參加起義，并被委任為新成立的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主席團成員、宣傳委員會主席、總政治部主任。隨后，在起義部隊南下至瑞金途中，郭沫若由周恩來、李一氓作為介紹人，與賀龍一起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據李一氓后來回憶：“在瑞金的時候，周恩來同我商量，要介紹郭沫若入黨。究竟是郭沫若提出在先，還是組織上要他入黨在先，現在無從說起。我看這不是一個重要問題，因為當時對郭沫若來講，入黨的時機已經成熟了。”當時，不管郭沫若是主動還是被動入黨，在革命處于低潮的時候，冒著被殺頭的危險，毅然參加了共產黨，這的確需要巨大的勇氣和膽量，不是一般常人所能做到的。
南昌起義部隊南下失利后，郭沫若去了香港，不久又秘密回到上海。由于受到蔣介石的嚴令通緝，郭沫若在國內已經很難呆下去了。周恩來本擬安排郭沫若全家去蘇聯，后因郭沫若患了一場大病而誤了船期，結果未能去成。后來。在黨組織的安排下，郭沫若于1928年2月底去了日本，開始了長達十年之久的流亡生涯。
郭沫若在日本千葉縣市川市蟄居期間，受到日本警察和憲兵的雙重監(jiān)視，并一度被東京警察廳拘押審訊，但郭沫若始終不忘自己是一個中國人，表現出了可貴的民族氣節(jié)。在亡命日本的十年中，郭沫若潛心研究中國古代社會歷史，并研究甲骨文和殷周青銅器銘文，開拓了用馬克思主義觀點和方法研究中國古代社會歷史的新路徑，成績斐然。
1931年“九·一八”事變后，面對日本帝國主義對中國的瘋狂侵略，郭沫若憂心如焚，一心尋求時機回國抗日。時至1937年5月18日，長期為郭沫若回國一事奔走的摯友郁達夫，一日之內給郭沫若連發(fā)兩信，信中寫道：“今晨因接南京來電，囑我致書，謂委員長有所借重，乞速歸。”
原來，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后，隨著國共關系的改善和日本侵華步伐的加快，國民黨內開明人士如陳儀、邵力子、張群、何廉、陳布雷等人不斷向蔣介石“進言”，要求取消對郭沫若的通緝令，允許他回國為抗日貢獻力量。經過不懈努力，蔣介石終于答應了。
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爆發(fā)后，郭沫若毅然忍痛拋下心愛的日本妻子安娜和五個孩子，于7月25日在神戶秘密登上加拿大公司的“日本皇后號”郵輪離開日本，三天后回到上海。郭沫若表示：“此次別婦拋兒，專程回國，系下絕大決心。蓋國勢危殆至此，舍全民族一致精誠團結，對敵抗戰(zhàn)外，實無他道。沫若為赴國難而來，當為祖國而犧牲。”
幾天后，國民黨政府登報取消了對郭沫若的通緝令。此后，郭沫若全身心地投入到了轟轟烈烈的抗日救亡運動之中。
抗戰(zhàn)時期的政治部第三廳廳長
全面抗戰(zhàn)爆發(fā)后，國共兩黨實現了第二次合作。為了適應抗戰(zhàn)形勢的需要，蔣介石決定在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之下設立政治部，由陳誠任部長，周恩來和第三黨的黃琪翔任副部長，并請郭沫若出任負責戰(zhàn)時宣傳工作的第三廳廳長。
對此，郭沫若卻“不想干”，因為他覺得：“在國民黨支配下做宣傳工作，只能是替反動派賣膏藥，幫助欺騙。讓我處在自由的地位說話，比加入了不能自主的政府機構，應該更有效力一點。”周恩來聽后勸道：“有你做第三廳廳長，我才可考慮接受他們的副部長，不然那是毫無意義的。”林伯渠也從旁勸道：“這是政權開放的第一次，門雖然還開得很小，我們應該用力去把它擠大些。”最終，郭沫若同意和大家“一道去擠”，就任第三廳廳長。
在郭沫若的領導下，第三廳利用一切可能條件，采取多種有效方法，努力開展宣傳鼓動工作，動員民眾投入抗日救亡的洪流，使其成為了國統(tǒng)區(qū)抗日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的一個戰(zhàn)斗堡壘。郭沫若本人更是利用手中的筆，猛烈抨擊國民黨蔣介石的專制獨裁統(tǒng)治，呼吁堅持抗戰(zhàn)，反對投降；堅持團結，反對分裂；堅持進步，反對倒退，從而“鼓動起民族解放的怒潮”，“喚醒全民趨向最后的決斗!”
抗戰(zhàn)進入相持階段后，為了對郭沫若領導的第三廳進行鉗制，政治部部長陳誠一再宣稱政治部是國民黨的軍事機關，不是國民黨員不得在此機構任職，“要抗日必須加入國民黨，否則即作離廳論”。對此，郭沫若在周恩來的支持下，進行了堅決的抵制和斗爭，向全體三廳同事表示：“入黨不入黨，抗日是一樣抗的；在廳不在廳，革命是一樣革的。”“我們虔誠信奉孫中山先生的革命三民主義。但是，信佛不一定非做和尚不可；那些做了和尚的，我看并不都信佛。”這一生動的比喻，無疑是對陳誠之流的辛辣諷刺。
1940年9月。國民黨政府假借政治部改組，撤消了第三廳，調任郭沫若為政治部部務委員，實際等于變相免去了郭沫若的廳長職務。結果引起了三廳全體工作人員的強烈不滿，他們集體提出辭職，要與郭沫若共進退。周恩來亦趁機向國民黨施壓道：“這批人都是在社會上很有名望的文化人。你們不要，我們要!現在我們準備請他們到延安去。”
國民黨政府迫于壓力，只好同意另組文化工作委員會，仍隸屬于政治部，由郭沫若任主任。但國民黨政府明文規(guī)定：“文工會只能做研究工作，不能從事對外政治活動。”不過，郭沫若可以將已辭去三廳職務的那些朋友重新安排到文工會共事，使這樣一支文化隊伍最終沒有被國民黨打散，從而得以繼續(xù)發(fā)揮戰(zhàn)斗作用。
在國民黨陪都重慶，郭沫若的寓所成為了進步文藝工作者經常聚會的場所。因為處在國民黨的高壓統(tǒng)治下，只有在紅巖八路軍辦事處和郭沫若的家里，進步文化人士才能暢所欲言，呼吸到新鮮自由的空氣。郭沫若在重慶為朋友們撐起了一小片自由的天空，所以大家都把郭沫若的寓所稱為“重慶的小延安”、“國統(tǒng)區(qū)里的解放區(qū)”。
建國后重新入黨和歷史真相的澄清
1958年12月27日，《人民日報》發(fā)表了這樣一條報道：“中央國家機關黨組織增添新力量，三百余名優(yōu)秀分子光榮入黨一一郭沫若、李四光、李德全、錢學森等同志開始過黨的生活。”不了解郭沫若歷史的人一定認為，這是郭沫若第一次入黨，因為此前他一直以“無黨派民主人士”的政治身份出現在全國人民面前。
1978年6月12日，郭沫若逝世后，他的夫人于立群向黨中央提出，希望在悼詞中確認郭沫若的真正入黨時間，并解釋說：“大革命失敗后，郭老去了日本，不少人認為郭老自動脫黨；1958年報上發(fā)表郭老重新入黨的消息，舉國皆知，誤認為這時郭老才是共產黨員。事實不是這樣的。郭老去日本以前，周恩來同志代表黨曾經和郭老談話，告訴他這是黨中央的決定，派他去日本，黨籍保留。郭老不是自動脫黨。郭老不計較個人的事，所以多少年來，一直不提。我希望黨考慮這個問題。”
大革命失敗后，郭沫若流亡日本十年，當然無法與黨組織保持正常聯系，因此有人認為他實際上已經“脫黨”。例如，羅瑞卿的女兒羅點點在《紅色家族檔案》一書中曾提到：“郭沫若和他的家人卻使我感到過迷惑。大人們朦朦朧朧的言談中，總使我感到異樣。比如他在1928年到日本去的事情，雖然正式的說法是由周恩來安排的，但是有人并不完全那么認為，他們說那實際上是脫黨，是在革命最艱苦的時候對革命失去信心的表現。”建國后，郭沫若在1958年重新人黨的事實，更使許多人堅信他確實已在1928年“脫黨”，否則怎么會再次“入黨”?
為了搞清楚歷史的真相，中共中央立即責成專人對郭沫若的入黨時間進行了查證，并很快在檔案資料中找到了郭沫若于1927年南昌起義后加入黨組織的證明。然而，對于郭沫若在1937年從日本回國后是否恢復了黨的組織關系等情況，由于年深日久一時找不到可供參考的文字證明。當時，與郭沫若在一起工作的周恩來等黨內老同志，絕大多數已經去世。幸好，另一位了解郭沫若抗戰(zhàn)期間活動的老同志鄧穎超仍然健在，并很快對郭沫若從日本回國后是否恢復了黨的組織生活等情況，提供了有力的證據。
據鄧穎超回憶，1938年周恩來和鄧穎超在武漢時期，曾經和郭沫若一起參加過黨的小組會議。當時，郭沫若和于立群剛來武漢不久，即在周恩來領導的黨組織中恢復了組織生活。不過，郭沫若的黨籍雖然恢復了，但由于當時的政治環(huán)境所迫，周恩來建議郭沫若繼續(xù)保持秘密黨員的特殊身份。出于對黨的最高利益的考慮，郭沫若忠誠地執(zhí)行了黨組織的決議，直到全國解放后，他才正式向黨中央提出要求，公開其在黨內的真實身份，而且還是以所謂“重新入黨”的方式實現的。
此外，鄧穎超還提供了一個重要證據：1938年秋天，于立群在重慶加入中國共產黨的時候，入黨介紹人就是鄧穎超和郭沫若，這一重要材料很快就從于立群的檔案中找到了。如果郭沫若從日本回國以后沒有恢復黨籍。當然就沒有資格介紹于立群入黨。
這樣，郭沫若在1937年從日本回國后。就成為了實為中共秘密黨員的“無黨派民主人士”，而且這一“秘密”一直保守了20多年，直到1958年“重新入黨”。事實真相調查清楚后。鄧小平代表黨中央在郭沫若追悼大會上所致的悼詞中指出，郭沫若“一九二七年參加南昌起義，同年八月加入中國共產黨”。歷史終于恢復了自己的本來面目。
(責任編輯：鑫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