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視劇中的朱繡

    生長在邊地小商人家庭的朱繡，不依靠同教、同族、同鄉(xiāng)、裙帶及金錢關系，能于十年間青云直上，成為青海政界中重要人物，其才能天賦之高可以想見。他出使西藏之前，時人期望甚重，有人送詩云：“破碎山河不可收，何堪同室自為仇。憑君好借天湖水，一洗中原五族羞。”其行果不負眾望。及至被刺殺，西寧群眾編唱一首“花兒”道：“朱錦屏死在蓮花臺，周子揚作了個伴兒；國民軍謠言不上來，孽障死西寧的漢兒。”可見其在青海群眾中的威望和地位。

    從私塾學童到商行學徒，是湖南人黎丹“慧眼”識人并舉薦了他；

    漫游大江南北、結交名流，大力興辦教育和實業(yè)，一心只想建設青海；

    為安邊穩(wěn)疆，銜命入藏唇槍舌劍，啟程返甘，達賴親自設宴餞行；

    天妒英才，河湟赤子遭馬家軍閥伏擊飲恨辭世……

棄學從商幸遇“伯樂”    馬麒幕府嶄露頭角

    朱繡，近代青海政治家、文化名士。字錦屏，青海湟源人，原籍西寧。清光緒十三年（1887年）出生于湟源城的一個商人家庭，排行第三。他天資聰穎，刻苦好學，幼年時從湟源楊景升學習經(jīng)文，楊氏以為朱繡可造。

    十八歲時，因為科舉制度被廢除，讀書求功名的路途不通，父親朱義山便叫朱繡棄學從商，在山西人開設的乾泰永商店當學徒。當時恰值辛亥革命前夕，新思潮風起云涌，宣傳新思想的報刊在京津等地紛紛出現(xiàn)，青海雖然地處偏僻，但往來于京津的商人卻無意中把那些新思潮、新報刊偶爾帶到這里。朱繡聽后、讀后，大為興奮，遂先后托人從天津和上海訂購了《益世報》、《申報》、《大公報》等著名報紙。他每收到新報時，便仔細閱讀，并反復思考，認為這些新思想的確很有道理，同時也從中意識到了救國救民是每個炎黃子孫的義務。

    民國初年，他已有單獨營業(yè)的資本，并能講一口流利的商業(yè)藏語，經(jīng)常帶領語言不通的青海各族鹽販運者到丹噶爾（湟源縣舊稱）廳宮鹽局辦理有關手續(xù)，在那里結識一些鹽局官員，對政界之事亦有所了解，于是產(chǎn)生了棄商從政的念頭，但那時他還沒有門徑。

    1914年，湖南人黎丹來任西寧道尹。黎丹很注意網(wǎng)羅地方人才，介導文化教育。有一天，黎丹到乾泰永商店買東西，發(fā)現(xiàn)朱繡存有不少新式報刊，便與朱繡坐而交談。黎丹這才知道朱繡學識廣博，通曉古今大事，而且胸有大志，談吐不凡，是難得的邊地良才，不由大為驚賞。于是向寧海軍鎮(zhèn)守使馬麒引薦，擢為道尹公府隨員。這年，朱繡不滿三十歲。入幕后，他很快結識了西寧文人名士如基香齋、李煥章、周希武諸人，使他進一步開闊了視野。

游歷南北結識英才    潤澤桑梓豪氣干云

    1915年之后，朱繡為了進一步開闊眼界，增加見識，便以西寧道屬參議會議員身份漫游大江南北，先后到過蘭州、西安、洛陽、北京、上海、南京等地，結交了一批名流，如邵飄萍（《京報》主編）、張建（隴右詩人）、林競（國民黨人物，后任西寧道尹）、慕壽祺（隴右史學家）、薛篤弼（后任甘肅省長）等，并受到這些人的高度贊賞。邵飄萍說：“朱君錦屏，乃今世奇材異能之士，與余為刎頸之交。”后來邵氏在《京報》陸續(xù)發(fā)表了他的文章，并親自著文推介。慕壽祺、張建等人給他寫了一些評價很高的詩文。朱繡此行，不僅結識了一些精英人士，而且注重實際考察，搜羅新式書報，思想上受到了許多有益的啟迪。1916年，他滿懷改造建設青海的信心歸來。

    回到西寧后，朱繡立即投身到興辦教育、倡導新學的熱潮中，先后擔任了寧海蒙番師范學校、甘肅省立第四師范學校等四所學校的校長。他還和周希武等人組織了西寧道屬研究新學制聯(lián)合會，革新學制，廢除讀經(jīng)，修訂各校課程。他親自為學生上課，宣揚新思想、新知識，激勵學生要胸有大志，熱愛家鄉(xiāng)，為建設新青海竭力奮斗。此外，他還提倡群眾辦學，親自動員商戶捐資，修學校，興教育。在他和黎丹、周希武諸人的熱情倡導下，興學之風氣一度在青海甚濃。

入藏談判不辱使命，慨然著述安邊穩(wěn)疆

    自民國初以來，英帝國主義分裂我西藏之心不死，尤其在1913年6月舉行的印度西姆拉會議上，英人提出分裂西藏的計劃，并將青新川滇大片土地劃入“外藏”,引起國內(nèi)強烈的反對。為了勸說十三世達賴內(nèi)向，北洋政府擬派代表入藏談判。當時，馬麒、黎丹認為朱繡素有開發(fā)經(jīng)營邊疆大志，而且見廣舌利，所以向甘肅督軍張廣建保薦，任朱繡為入藏特使，以甘肅督軍公府咨議李仲蓮、青海紅教喇嘛古浪倉活佛為副使，于1919年7月啟行入藏。11月24日，朱繡一行到達西藏首府拉薩，并與十三世達賴、九世班禪會見。之后的五個月時間內(nèi)，朱繡先后與達賴、班禪以及西藏上層各界人物廣泛接觸，曉以大義，陳以利害，幾經(jīng)努力，終于說服了達賴等人，他們表示愿意內(nèi)向，不做有損于中華民族的事。1920年4月，朱繡一行啟程返甘，達賴親自設宴餞行，說：“余親英非出本心，因欽差迫逼過甚，不得已而為之。此次貴代表等來藏，余甚感激，惟望大總統(tǒng)從速派全權代表，解決懸念，余誓傾心內(nèi)向，同謀五族幸福。至西姆拉會議草案，亦可修改。”交朱繡帶回漢藏合璧的正式公文一件，并向甘督張廣建、寧海鎮(zhèn)守使馬麒贈送禮物，以表示友好團結。7月，朱繡回到蘭州，將入藏情形、達賴文函以及他個人草擬的《經(jīng)營西藏計劃書》等交給張廣建轉呈中央。北洋政府以朱繡不辱使命傳令嘉獎，并授以甘肅省煙酒督辦之職以示重用。但朱繡以此職與其經(jīng)營邊疆之志不合為由而堅辭未就。

    當時因為適逢直皖戰(zhàn)爭之后，政潮未息，北洋政府無暇過多顧及西藏之事，所以朱繡之建議便置之高閣，沒有下落。但是，朱繡的精神卻被人們所敬仰，尤其是他在西藏期間，搜購了許多英藏材料，作了不少調(diào)查考訂，準備有機會時再次入藏，徹底解決藏事。及至從西藏返回，見志不得伸，便慨然筆于書，編成了《西藏六十年大事記》一書，后來由邵飄萍主持刊印，隴上史學家慕少堂題詞道：“杜牧罪言書，賈生痛哭聲，王樸安邊策，君皆與之并。”給予很高的評價。此書至今仍不失為研究近代帝國主義侵略西藏的重要參考著作。同時，朱繡還寫下了《西藏紀行》、《拉薩風聞錄》等著作。

奔走政界出謀劃策，興辦文教孜孜矻矻

    由于西藏之行獲得成功，朱繡在馬麒幕府中的地位日益提高。同時他也為報答馬麒知遇之恩，為馬家積極出謀劃策，奔走經(jīng)營。1920年，馬福祥、馬麒等人發(fā)動的“甘人治甘”運動中，朱繡出力不少。1924年，朱繡奉命赴北京，為馬麒活動得“護軍使”一職，接著又赴洛陽見吳佩孚，要求將青海劃為特區(qū)，因故未果。1925年2月，朱繡作為馬麒的代表出席段祺瑞在北京召開的藏后會議，結識了馬寅初、許世英等名士，并晉謁了病中的孫中山先生。

    朱繡之所以為馬麒積極活動于各地，并非企圖攀龍附鳳，為個人謀利益，而是因為當時青海尚與甘肅為一省，馬麒為河州人，他以為甘肅人治理青海，必能盡力經(jīng)營，對青海經(jīng)濟文化的發(fā)展有好處。因而，他在依靠馬麒的同時，自己又竭盡心血為家鄉(xiāng)的經(jīng)濟、文化教育事業(yè)奮斗著。1925年，他帶了一大筆錢，第二次赴江南考察教育和實業(yè)，先后經(jīng)天津、南京、江蘇南通到上海，所到之處，仔細調(diào)查了解，并思考如何發(fā)展青海的事業(yè)。尤其在南通，他一待就是幾個月，因為南通是當時國內(nèi)著名實業(yè)家、教育家張謇的故鄉(xiāng)。朱繡在這里詳細考察了教育、實業(yè)事業(yè)，并購買了大批書籍。1926年，他回到青海，向馬麒建議仿照南通辦法辦實業(yè)和教育。之后，他擔任了青海墾務局會辦，積極推廣墾務，主張“改土歸流”,同時他又最早發(fā)起組織了“西北問題研究會”.1927年，原寧海蒙番師范學校改為籌邊學校，朱繡兼任校長，他當即附設毛編職業(yè)科，后來發(fā)展成為青海第一職業(yè)學校。他在校內(nèi)所設課程，皆以培養(yǎng)籌邊人才為宗旨，開設了藏語、英語、養(yǎng)羊學、森林學、礦物學等新型實用課目，培養(yǎng)了一大批有用人才。

馬家軍閥設伏襲擊，一代名士飲彈殞命

    1928年，國民軍馮玉祥部開到西北，馬家軍閥的地盤、勢力受到威脅，馬麒部下一部分主張抗拒國民軍入青海，一部分則認為應迎接之。馬麒既怕抗拒不住反而受禍，又怕國民軍入青后會搶去他的地盤，是迎是拒，猶豫不決。當時朱繡、周希武等人主張迎接國民軍。馬家軍閥忌怕國民軍入青后將以朱繡取代他們。七月，馬麒派朱繡、周希武等人赴蘭州與國民軍談判，餞行宴上，朱繡慷慨激昂，擊桌高唱“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情調(diào)悲烈，四座為之愀然。26日早上，朱繡等到達老鴉峽的蓮花臺時，馬家軍閥事先埋伏的伏兵突然開槍射擊，朱繡身中七彈，飲恨辭世，時年四十五歲。周希武亦遭殺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