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家墓地南區(qū)2018年發(fā)掘區(qū)域

　　

　　石家墓地自2016年搶救性考古發(fā)掘以來，高等級貴族墓葬屢見不鮮。其文化內涵復雜，族群屬性至今仍撲朔迷離，引起了考古學界的高度關注。石家墓地考古發(fā)掘分南、北兩區(qū)，2018年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對南區(qū)西南部東側、西側區(qū)域開展發(fā)掘，清理出東周時期墓葬12座、車馬坑1座；北區(qū)屬于配合基本建設項目，由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洛陽市文物考古研究院聯(lián)合展開，共清理東周時期墓葬133座。

　　

　　北區(qū)墓葬分布密集，未有打破關系。墓葬形制以南北向豎穴土坑墓為主體，另發(fā)現(xiàn)少量東西向豎穴土坑墓。北區(qū)墓葬整體面積小、埋葬淺，有葬具者多為單棺，葬式以屈肢葬為主，隨葬品出土極少，屬于平民墓地。

　　

　　相較于北區(qū)，南區(qū)墓葬分布稀疏，同樣未發(fā)現(xiàn)打破關系者。墓葬形制皆為南北向長方形豎穴土坑墓，有葬具者分一槨一棺、一槨一重棺、重棺、單棺。葬式明確者，除1座為仰身直肢葬外，其余為屈肢葬。南區(qū)墓葬整體面積大，埋葬深，葬具形式多樣，葬式同樣以屈肢葬為主，等級較高，屬于貴族墓地。

　　

　　“折”在《儀禮·既夕禮》有載：“至于壙……藏苞筲于旁，加折，卻之。”鄭玄注云：“折，猶庋也，方鑿連木為之。蓋如床，而縮者三，橫者五，無簀。窆事畢，加之壙上，以承抗席。”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高崇文教授依據(jù)鄭玄對“折”之注解，認為“折”是用橫豎木條構成的木框架，支撐在槨室上部，以承抗席。
　　

　　新的槨室構筑形式

　　

　　“折”之遺存發(fā)現(xiàn)

　　

　　南區(qū)M6隨葬有7鼎，一槨重棺，發(fā)現(xiàn)置翣6處，屬大型墓無疑。構筑時在槨蓋之上先覆蓋一層席子，周緣置于二層臺之上，四周席面上每間隔一段距離發(fā)現(xiàn)有方形或圓形小孔，推測可能是為防止席子滑落所楔的木質方形或圓形鉚釘。席子下見棚板，由圓木組成，搭建于東西二層臺之上，之間間隙較寬。圓木下四周預留較窄臺面，上有整木遺存，圍構成類似“井”字形結構。南北各有兩條橫木，東西兩端嵌進二層臺槽內，東西各有兩條豎木緊貼于南北橫木之間，可能與文獻記載的“折”相關。“折”之下東西兩側各發(fā)現(xiàn)3個對稱挖槽方形立柱，平面呈南北向長方形，大小相當，其作用為支撐東西兩側豎木。

　　

　　

　　M6棚板下“折”及立柱

　　

　　M54隨葬3鼎，一槨重棺，屬中型墓。槨頂以東西兩側豎木與南北兩端橫木組合，呈“井”字形結構。其中豎木兩端挖槽伸進，橫木搭在豎木之上，可能也是文獻記載的“折”，而橫向棚板搭建于“折”之上。

　　

　　“題湊”早期表現(xiàn)形式

　　

　　南區(qū)M166隨葬3鼎，單棺，為中型墓。棺外發(fā)現(xiàn)一木框結構，平面呈豎長方形，木框四周形制結構較為特殊，由豎向、橫向木椽上下交錯疊壓堆砌8層，最底層豎向、橫向木椽平鋪，置于墓室底部預留溝槽內。溝槽略低于墓室底部，最底層以上的豎向木椽之間有間隙，便于橫向木椽穿插。木椽內外兩側各發(fā)現(xiàn)對稱的41處圓形柱洞，解剖后發(fā)現(xiàn)對稱柱洞底部相連接，原是一條整木，置于溝槽內呈“U”形，以固定上下堆砌之木椽。“U”形木槽外東西兩側南北近兩端各發(fā)現(xiàn)2個半圓形柱洞。該半圓形立柱可能是固定“U”形木槽，以防向外垮塌。

　　

　　

　　（左）M166外側柱洞及木椽堆砌結構（右）M166內側周圍柱洞

　　

　　

　　M166單棺周圍木框結構復原

　　

　　

　　M166上層棺床（輁軸）

　　

　　這種棺外順墓壁方向以長木椽縱向放置，短木椽與長木椽交錯橫向壘砌，形成的木框結構，我們認為可視作一重槨。其構筑方式與“題湊”的砌筑方法相類似，可看作“題湊”的一種早期表現(xiàn)形式。相似的考古資料在戰(zhàn)國時期輝縣固圍村2號墓也有發(fā)現(xiàn)，不過石家M166不同于一般“題湊”砌筑方式，是在內外之間構筑一重“U”形木槽，木槽東西兩外側南北兩端又各加固一根半圓形立柱，起到保護“題湊”、防止垮塌的作用。

　　

　　“輁軸”在《儀禮·士喪禮》有詳細說明，“升棺用軸”，“遷于祖，用軸”。鄭玄注：“軸，輁軸也，輁狀如床，軸其輪，輓而行。”又云：“軸狀如轉轔，刻兩頭為軹，輁狀如長床，穿桯前后，著金而關軸焉。”鄭玄解釋，輁軸就像一個長方形床框，在前后安裝一滾動的圓木軸，在喪葬過程中，用其移動棺柩。士在殯宮中升棺時用輁軸，將其遷徙至祖廟時仍用輁軸。

　　

　　飾棺組合中的棺床遺存

　　

　　MK2車馬出土全景

　　

　　2017年清理的南區(qū)M257早期即已被毀，所幸的是，槨底板之上發(fā)現(xiàn)了幾根南北向木板，結合木棺出土位置較槨室底部有近一米的淤土層，我們大致認為這幾根木板可能是棺床遺存。M166單棺下也發(fā)現(xiàn)了兩層木質棺床，保存完整、結構復雜，讓我們對這一時期棺床遺存有了更清晰的認識。M166上層棺床面由木椽圍構，呈“口”字形，上平鋪南北向木板5塊，豎向搭建于“口”字形框架上。床面以下發(fā)現(xiàn)兩根東西向圓木，鑲嵌于床框上，靠近“口”字形框架南北兩端，可以滑動，可能就是文獻記載的“輁軸”遺存。同時，M166出土3鼎3簋，禮制上也符合“士”使用“輁軸”的規(guī)制。下層棺床床面由3塊南北向木板組成，木板下發(fā)現(xiàn)北、中、南3道枕木，其東西兩端緊靠于木框內側。

　　

　　車馬坑的新發(fā)現(xiàn)

　　

　　2018年的工作中清理出南區(qū)車馬坑1座（MK2），為南北向豎穴土坑。車馬同坑，分層放置，馬上車下。車1輛，為拆裝。馬30匹，又可分兩層，葬式較亂。而之前在2016年發(fā)掘的MK3、MK5皆為東西向，車馬均作駕乘狀。產(chǎn)生這種差異的原因主要是所處年代的不同。從MK2出土車器，如銅軎、銅?飾等特點來看，車馬坑年代大致在春秋早期。MK3、MK5出土同類器的年代整體偏晚，已至春秋中期。

　　

　　

　　MK5第2輛車輿內銅翣

　　

　　

　　MK5出土銅翣

　　

　　與此同時，我們對南區(qū)MK5進行了解剖。MK5車馬坑殉車5輛，東西向縱列，其中第1輛車無馬，推測可能為輦車；第2—5輛車為一駕兩馬，車輿內均發(fā)現(xiàn)有御馬器—轡銜2組，對應每駕車馬個體。另外在解剖第2、3輛車輿內東南部時，發(fā)現(xiàn)成對銅翣，上下疊壓。翣形制較為特殊，整體呈“山”字形，與翣首綴合為人形飾銅片，兩側隆起似兩眼，中部隆起勾勒出縱鼻，鼻兩側有橫向“L”形胡須，襠部似闊口，邊緣正面或背面有間隔向上翻起的鋸齒形銅片，似牙齒，區(qū)別于墓葬內出土銅翣形制。這也是目前國內銅翣在春秋時期車馬坑內的首次發(fā)現(xiàn)。就其用途而言，學界多認為是作遮障棺柩之用，但在車馬坑車輿內發(fā)現(xiàn)，可能另外賦予了禮儀、儀仗的功能，這一發(fā)現(xiàn)也有助于推動對相應車馬性質功能的認識。更為重要的是，第2—5輛車下發(fā)現(xiàn)殉人現(xiàn)象，共7個殉人坑，第2輛車對應1個，第3—5輛車各對應2個。形制均為東西向長方形豎穴土坑，內置單棺，屈肢葬。出土少量隨葬品，初步鑒定為25—30歲之間男性。

　　

　　特殊的葬俗現(xiàn)象

　　

　　碎玉隨葬

　　

　　石家墓地近幾年考古發(fā)掘中，墓主背下及體側常見被打碎的玉石殘片。以2018年發(fā)掘資料為例，南區(qū)M54墓主人腰椎近盆骨處發(fā)現(xiàn)2塊碎玉，可以拼對；南區(qū)M67墓主兩手各執(zhí)1件玉石殘件；南區(qū)M70墓主頸部及雙手處發(fā)現(xiàn)有意打碎的條形玉飾殘件，可完整拼接為1件。據(jù)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孫慶偉教授推測，此類現(xiàn)象，當是仿造西周時期殮尸之的小玉圭，欲借“玉氣”以護身。

　　

　　毀兵習俗

　　

　　三年來清理的銅器墓中有兵器隨葬者，皆以戈為基本組合，或單獨出現(xiàn)，或與其他兵器諸如銅鏃、銅矛、銅劍等搭配出現(xiàn)。墓主近身青銅兵器多是人為有意識折斷，即毀兵習俗。如M69墓主近身1件帶髹紅漆木柲銅戈，胡部已殘斷。南區(qū)M167墓主腰部位置橫向放置1件銅柄短劍，劍柄朝東南，劍身朝西北，出土時殘為4段；胸部正上位置發(fā)現(xiàn)1件帶柲銅戈，出土時已殘為數(shù)段；腰部位置發(fā)現(xiàn)1件帶鞘銅劍，劍鞘為木質，表面髹紅漆，平面呈條形，上嵌有2件小銅環(huán)飾件，銅劍出土時也已殘為數(shù)段。結合前兩年考古發(fā)掘資料來看，凡是毀兵者，從器類上看僅為銅戈與銅劍，從出土位置來看僅是墓主近身之物。

　　

　　

　　車馬遺存下殉人坑

　　

　　

　　M69墓主與近身兵器

　　

　　隨葬品組合特征

　　

　　大型墓多隨葬銅禮（容）器，整體呈現(xiàn)出微型化特征。以M6為例，隨葬銅禮器種類繁多，涵蓋食器—7鼎、7簋，酒器—4方壺，水器—3盤、3盉。大多模仿實用器特征，器物形態(tài)較小且經(jīng)過了簡化，如銅鼎整體制作粗糙，銅簋、方壺器蓋一體，中空無底，盉帶流為實心，器物多為素面等，可歸屬到明器范疇。與之共存的少量仿銅泥質禮器，器類有簋、壺、盤、盉蓋，同樣涵蓋食器、酒器與水器。這是首次在大型墓中發(fā)現(xiàn)仿銅泥質禮（容）器，與銅器搭配，構成了新的組合形式。

　　

　　我們再來看看中型墓禮器固定組合形式。中型墓隨葬禮器普遍為3鼎，從材質上看多為泥質，銅質3例，陶質僅1例。泥質鼎多簡單烘燒，上多涂抹綠色顏料，仿制青銅禮器，以明器形態(tài)出現(xiàn)。與之共存的漆器在前兩年發(fā)掘中多未辨識出來，或出于其保存狀況較差，或出于發(fā)掘技術手段存在的不足。在2018年度的發(fā)掘中，我們對該類漆器遺存進行了非常精細的清理，終于有所突破。器類主要為簋、壺、盾一類遺存。中型墓隨葬禮（容）器以各種材質鼎搭配漆簋與漆壺，明顯區(qū)別于大型墓“銅鼎—銅簋—銅方壺”等的組合，是石家墓地中型墓一種較為固定的組合形式。

　　

　　墓主近身的組玉串飾遺存也有了新的發(fā)現(xiàn)。M6內棺蓋板之上發(fā)現(xiàn)組玉串飾及單體玉佩飾，其中組玉串飾大致可分3組，從北至南分別為綴玉幎目組、多璜聯(lián)珠玉佩、組玉腕飾。單體玉佩飾分布于七璜聯(lián)珠玉佩北端及東側，多為動物形象，諸如玉兔、玉牛、玉龍等。這是繼石家墓地M216出土組玉串飾后的第二次發(fā)現(xiàn)，且較前者組合更為復雜。有意思的是，作為墓主的近身之物，M6與M216的組玉串飾皆置于內棺蓋板之上，比較特殊。

　　

　　石家墓地是首次在慶陽地區(qū)發(fā)現(xiàn)的東周時期高等級貴族墓地，年代集中在春秋早中期，層級結構基本清晰，大致可分大、中、小三類墓葬，對于探索周之西土春秋時期“禮崩樂壞”下的卿、士等諸階層嬗變提供了重要的考古學資料。結合2018年度由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與南京大學聯(lián)合開展的對遇村遺址發(fā)掘情況來看，二者空間相鄰、年代共存、文化內涵相似，為下一步考古發(fā)掘探索二者“居”與“葬”關系提供了可能。

　　

　　

　　M6內棺蓋板上組玉串飾

　　

　　

　　來源丨大眾考古（文/王永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