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每天給輸血，打鹽水針。她看見我去就斷斷續(xù)續(xù)地問我："輸多少西西的血？該怎么辦？"我安慰她："你只管放心。沒有問題，治病要緊。"她不止一次地說："你辛苦了。"我有什么苦呢？我能夠為我最親愛的人做事情，哪怕做一件小事，我也高興！后來她的身體更不行了。醫(yī)生給她輸氧氣，鼻子里整天插著管子。她幾次要求拿開，這說明她感到難受，但是聽了我們的勸告，她終于忍受下去了。開刀以后她只活了五天。誰也想不到她會去得這么快！五天中間我整天守在病床前，默默地望著她在受苦（我是設身處地感覺到這樣的），可是她除了兩三次要求搬開床前巨大的氧氣筒，三四次表示擔心輸血較多付不出醫(yī)藥費之外，并沒有抱怨過什么。見到熟人她常有這樣一種表情：請原諒我麻煩了你們。她非常安靜，但并未昏睡，始終睜大兩只眼睛。眼睛很大，很美，很亮。我望著。望著，好像在望快要燃盡的燭火。我多么想讓這對眼睛永遠亮下去！我多么害怕她離開我！我甚至愿意為我那十四卷"邪書"受到千刀萬剮，只求她能安靜地活下去。
不久前我重讀梅林寫的《馬克思傳》，書中引用了馬克思給女兒的信里的一段話，講到馬克思夫人的死。信上說："她很快就咽了氣。……這個病具有一種逐漸虛脫的性質(zhì)，就像由于衰老所致一樣。甚至在最后幾小時也沒有臨終的掙扎，而是慢慢地沉入睡鄉(xiāng)。她的眼睛比任何時候都更大、更美、更亮！"這段話我記得很清楚。馬克思夫人也死于癌癥。我默默地望著蕭珊那對很大、很美、很亮的眼睛，我想起這段話，稍微得到一點安慰。聽說她的確也"沒有臨終的掙扎",也是"慢慢地沉入睡鄉(xiāng)".我這樣說，因為她離開這個世界的時候，我不在她的身邊。那天是星期天，衛(wèi)生防疫站因為我們家發(fā)現(xiàn)了肝炎病人，派人上午來做消毒工作。她的表妹有空愿意到醫(yī)院去照料她，講好我們吃過中飯就去接替。沒有想到我們剛剛端起飯碗，就得到傳呼電話，通知我女兒去醫(yī)院，說是她媽媽"不行"了。真是晴天霹靂！我和我女兒、女婿趕到醫(yī)院。她那張病床上連床墊也給拿走了。別人告訴我她在太平間。我們又下了樓趕到那里，在門口遇見表妹。還是她找人幫忙把"咽了氣"的病人抬進來的。死者還不曾給放進鐵匣子里送進冷庫，她躺在擔架上，但已經(jīng)給白布床單包得緊緊的，看不到面容了。我只看到她的名字。我彎下身子，把地上那個還有點人形的白布包拍了好幾下，一面哭著喚她的名字。不過幾分鐘的時間。這算是什么告別呢？
據(jù)表妹說，她逝世的時刻，表妹也不知道。她曾經(jīng)對表妹說："找醫(yī)生來。"醫(yī)生來過，并沒有什么。后來她就漸漸地"沉入睡鄉(xiāng)".表妹還以為她在睡眠。一個護士來打針，才發(fā)覺她的心臟已經(jīng)停止跳動了。我沒有能同她訣別，我有許多話沒有能向她傾吐，她不能沒有留下一句遺言就離開我！我后來常常想，她對表妹說"找醫(yī)生來",很可能不是"找醫(yī)生",是"找李先生"（她平日這樣稱呼我）。為什么那天上午偏偏我不在病房呢？家里人都不在她身邊，她死得這樣凄涼！
我女婿馬上打電話給我們僅有的幾個親戚。她的弟媳趕到醫(yī)院，馬上暈了過去。三天以后在龍華火葬場舉行告別儀式。她的朋友一個也沒有來，因為一則我們沒有通知，二則我是一個審查了將近七年的對象。沒有悼詞，沒有吊客，只有一片傷心的哭聲。我衷心感謝前來參加儀式的少數(shù)親友和特地來幫忙的我女兒的兩三個同學，最后，我跟她的遺體告別，女兒望著遺容哀哭，兒子在隔離病房還不知道把他當做命根子的媽媽已經(jīng)死亡。值得提說的是她當做自己兒子照顧了好些年的一位亡友的男孩從北京趕來，只為了看見她的最后一面。這個整天同鋼鐵打交道的技術員，他的心倒不像鋼鐵那樣。他得到電報以后，他愛人對他說："你去吧，你不去一趟，你的心永遠安定不了。"我在變了形的她的遺體旁邊站了一會。別人給我和她照了相。我痛苦地想：這是最后一次了，即使給我們留下來很難看的形象，我也要珍視這個鏡頭。
一切都結束了。過了幾天我和女兒、女婿到火葬場，領到了她的骨灰盒。在存放室寄存了三年之后，我按期把骨灰盒接回家里。有人勸我把她的骨灰安葬，我寧愿讓骨灰盒放在我的寢室里，我感到她仍然和我在一起。
夢魘一般的日子終于過去了。六年仿佛一瞬間似的遠遠地落在后面了。其實哪里是一瞬間！這段時間里有多少流著血和淚的日子啊。不僅是六年，從我開始寫這篇短文到現(xiàn)在又過去了半年，半年中我經(jīng)常在火葬場的大廳里默哀，行禮，為了紀念給"四人幫"迫害致死的朋友。想到他們不能把個人的智慧和才華獻給社會主義祖國，我萬分惋惜。每次戴上黑紗、插上紙花的同時，我也想起我自己最親愛的朋友，一個普通的文藝愛好者，一個成績不大的翻譯工作者，一個心地善良的人。她是我的生命的一部分，她的骨灰里有我的淚和血。
她是我的一個讀者。一九三六年我在上海第一次同她見面。一九三八年和一九四一年我們兩次在桂林像朋友似地住在一起。一九四四年我們在貴陽結婚。我認識她的時候，她還不到二十，對她的成長我應當負很大的責任。她讀了我的小說，給我寫信，后來見到了我，對我發(fā)生了感情。她在中學念書，看見我以前，因為參加學生運動被學校開除，回到家鄉(xiāng)住了一個短時期，又出來進另一所學校。倘使不是為了我，她三七、三八年一定去了延安。她同我談了八年的戀愛，后來到貴陽旅行結婚，只印發(fā)了一個通知，沒有擺過一桌酒席。從貴陽我和她先后到了重慶，住在民國路文化生活出版社門市部樓梯下七八個平方米的小屋里。她托人買了四只玻璃杯開始組織我們的小家庭。她陪著我經(jīng)歷了各種艱苦生活。在抗日戰(zhàn)爭緊張的時期，我們一起在日軍進城以前十多個小時逃離廣州，我們從廣東到廣西，從昆明到桂林，從金華到溫州，我們分散了，又重見，相見后又別離。在我那兩冊《旅途通訊》中就有一部分這種生活的記錄。四十年前有一位朋友批評我："這算什么文章！"我的《文集》出版后，另一位朋友認為我不應當把它們也收進去。他們都有道理，兩年來我對朋友、對讀者講過不止一次，我決定不讓《文集》重版。但是為我自己，我要經(jīng)常翻看那兩小冊《通訊》。在那些年代，每當我落在困苦的境地里、朋友們各奔前程的時候，她總是親切地在我的耳邊說："不要難過，我不會離開你，我在你的身邊。"的確，只有在她最后一次進手術室之前她才說過這樣一句："我們要分別了。"
我同她一起生活了三十多年。但是我并沒有好好地幫助過她。她比我有才華，卻缺乏刻苦鉆研的精神。我很喜歡她翻譯的普希金和屠格涅夫的小說。雖然譯文并不恰當，也不是普希金和屠格涅夫的風格，它們卻是有創(chuàng)造性的文學作品，閱讀它們對我是一種享受。她想改變自己的生活，不愿做家庭婦女，卻又缺少吃苦耐勞的勇氣。她聽一個朋友的勸告，得到后來也是給"四人幫"迫害致死的葉以群同志的同意，到《上海文學》"義務勞動",也做了一點點工作，然而在運動中卻受到批判，說她專門向老作家組稿，又說她是我派去的"坐探".她為了改造思想，想走捷徑，要求參加"四清"運動，找人推薦到某銅廠的工作組工作，工作相當忙碌、緊張，她卻精神愉快。但是到我快要靠邊的時候，她也被叫回"作協(xié)分會"參加運動。她第一次參加這種急風暴雨般的斗爭，而且是以反動權威家屬的身份參加，她不知道該怎么辦才好。她張皇失措，坐立不安，替我擔心，又為兒女的前途憂慮。她盼望什么人向她伸出援助的手，可是朋友們離開了她，"同事們"拿她當作箭靶，還有人想通過整她來整我。她不是"作協(xié)分會"或者刊物的正式工作人員，可是仍然被"勒令"靠邊勞動、站隊掛牌，放回家以后，又給揪到機關。過一個時期她寫了認罪的檢查，第二次給放回家的時候，我們機關的造反派頭頭卻通知里弄委員會罰她掃街。她怕人看見，每天大清早起來，拿著掃帚出門，掃得精疲力盡，才回到家里，關上大門，吐了一口氣。但有時她還碰到上學去的小孩，對她叫罵"巴金的臭婆娘".我偶爾看見她拿著掃帚回來，不敢正眼看她，我感到負罪的心情，這是對她的一個致命的打擊。不到兩個月，她病倒了，以后就沒有再出去掃街（我妹妹繼續(xù)掃了一個時期），但是也沒有完全恢復健康。盡管她還繼續(xù)拖了四年，但一直到死她并不曾看到我恢復自由。這就是她的最后，然而絕不是她的結局。她的結局將和我的結局連在一起。
(責任編輯：陳冬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