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1日晚，一場題為“這個世界會好嗎”的講座，在山東大學中心校區(qū)邵逸夫科學館報告廳舉行，主講人艾愷來自美國芝加哥大學。他個頭不高，一頭白發(fā)，因患感冒，講座中不時咳嗽，但這并未影響在場觀眾對他所講內(nèi)容的興趣。
“與同時期的知識分子不同，梁漱溟先生不是一個只身在書房中奮斗的人。他不是去書寫自己的理想，而是實踐自己的理想。這是他獨一無二的地方。”艾愷說。
家傳：有其父必有其子
上世紀70年代起，艾愷開始研究梁漱溟，并由此走上了漢學研究道路，有“梁漱溟研究第一人”之稱。
艾愷看梁漱溟，目光投向了梁漱溟成長的家庭。他認為，梁漱溟之所以成為梁漱溟，其個性成因離不開父親梁濟的影響。
梁氏原是元朝宗室梁王貼木兒的后裔，出身于“世代詩禮仁宦”之家，梁漱溟早年頗受其父梁濟的影響。在教育子女方面，梁濟打破了舊的傳統(tǒng)。
19世紀末葉，作為士大夫的父輩和子女之間的關系非常拘謹，有著嚴格的禮儀和不可改變的規(guī)矩。在這種家庭中長大的許多孩子，與父親談話的機會屈指可數(shù)，對父親未免敬畏不安。但是梁濟避免使用任何形式的體罰。相反，他有意識地在他和子女之間建立一種友好的、自然的關系，鼓勵他們與他自由交談，并積極征求他們的意見。
“獨立思考，表里如一。”這是梁漱溟的座右銘。艾愷認為，梁漱溟的行事風格，深受父親的影響，他的父親也是按照這個原則來做。當時，能夠容忍爭論并與孩子進行自由討論的家長很少見。但梁濟支持他們發(fā)展不同于俗見的獨立精神，教導他們堅持自己的觀點，甚至可以反對父母的意見。
艾愷訪問梁漱溟時，梁漱溟清楚地向他回憶起半個世紀以前的一件童年家事
9歲時，有一次我自己積蓄的一小串錢忽然不見。多處尋問，且向人吵鬧，終不可得。隔一天，父親于庭前桃樹枝上發(fā)現(xiàn)之，心知是我自家遺忘，并不責斥，也不喊我來看。他在紙上寫了一段文字，大略說：一小兒在桃樹下玩耍，偶將一小串錢掛于樹枝而忘之。到處向人尋問，吵鬧不休，次日，其父打掃庭院，見錢懸樹上，乃指示之。小兒始自知其糊涂云云。
寫后交與我看，也不作聲。我看了，馬上省悟，跑去一探即得，不禁自懷慚意。
梁濟似乎認識到：最嚴厲的責難與裁判，莫過于內(nèi)在的良心。從梁濟對其子女以及寄養(yǎng)家中晚輩的教育中，可以看出他對傳統(tǒng)觀念的反抗。他提早讓孩子獨立，也提早帶來了他們的責任感。
1903年，京師譯學館成立，梁濟送其長子煥鼐入館學習。三年后，他把煥鼐送到東京學習商業(yè)，而商業(yè)在當時是很受舊學界蔑視的。他還把兩個孤兒表外甥送到譯學館學習，后又送到英國攻讀法律學位。梁濟曾為不能親自出國學習而感到遺憾。他沖破了雙重俗見，努力使自己的兩個女兒受教育，并且受的是當時的新式教育。
梁漱溟的早期教育更是徹底的一反慣例。他6歲開始受家庭教育時，按照傳統(tǒng)習慣請來了塾師。但是，他父親要塾師一開始便教授一本介紹世界歷史地理的啟蒙讀物《地球韻言》，而不是去記誦《四書》。當北京第一所西式小學“中西小學堂”開辦時，他便送梁漱溟進了這所小學的初級班。
由于受的是西式教育，梁漱溟記憶中沒有儒家經(jīng)典背到頭痛的經(jīng)歷。“五四”時期，主流的思想采取批判中國固有文化的立場，但與同時期的知識分子相比，梁漱溟并未表現(xiàn)出激烈的反抗父權、反抗家庭、反抗傳統(tǒng)的文化叛逆意識。在“中”與“西”的兩極分化中，梁漱溟反而堅持“中國要保存的是中國文化的真精神”,成為了一位文化守成主義者。
行動：本著理想去實踐
在山東大學的講座上，艾愷引用了梁漱溟的一段話：“我常常對人表示，我不是一個學者。我承認自己是一個有思想的人，并且是本著自己的思想去實踐的人。”
梁漱溟一生著述頗豐，在儒學、佛學、西方哲學、書法等方面深有造詣。艾愷認為，他當之無愧是一個學者，但他不是一個書齋式的人物，他是一個行動派。縱觀梁漱溟自己的生命歷程，他大部分時間不是在房間里看書寫東西。他一直在書齋之外行動著。他一輩子主要的意義，不是在書寫他的理想，而是在實踐他的理想。
1905年，中國民眾發(fā)起早期反抗帝國主義的運動，11歲的梁漱溟主動上街抵制美貨。1911年，梁漱溟中學畢業(yè)，馬上加入了同盟會，為了要“干革命”.中華民國一成立，他不甘躲在書齋看書報，他要到實地去了解情況。1912年1月份，他跑到南京去當記者，到處去采訪，觀察社會實際上的情況。此后，他又就職于司法部，任司法部長私人秘書。
1916年，梁漱溟寫出了一篇《究元決疑論》，成為印度哲學研究的代表作，引起了當時北大校長蔡元培的關注。1917年，應蔡元培之邀，24歲的梁漱溟成了北大教師，和胡適、李大釗等人成了同事。
有意思的是，到了大學，梁漱溟帶去教學的不是學術論著，而是一本自己寫的政治宣傳冊，借此呼吁當時中國知識分子團結起來努力，減輕軍閥混戰(zhàn)對黎民百姓帶來的痛苦。
他把小冊子放在了北大的教員休息室里，辜鴻銘看到了，大為贊賞，胡適看到了，亦贊賞之。兩人的文化主張完全不同，卻同時贊賞梁漱溟的作品，皆因其觀點深刻切合中國當時實際。
在北大任教期間，梁漱溟發(fā)表《東西文化及其哲學》等著作，闡發(fā)其“東方精神文明論”和新儒家思想，在學術界頗有影響。即便在《東西方文化及其哲學》中，梁漱溟也提出行動計劃，在他看來“孔子的東西不是一種思想，而是一種生活”.他對局限在小范圍的精英活動不感興趣，他認為，真正的文化不在于保存古典文學或?qū)W術，而在于道德體系的實踐。
守護：一天官都沒有當過
1918年11月7日，梁漱溟的父親梁濟正準備出門，遇到梁漱溟，二人談起關于歐戰(zhàn)的一則新聞。
“這個世界會好嗎？”梁濟問道。
梁漱溟回答：“我相信世界是一天一天往好里去的。”
“能好就好啊！”梁濟說罷離開了家。
三天之后，梁濟投凈業(yè)湖自盡。
艾愷認為，梁漱溟的父親為了中國傳統(tǒng)文化而殉道。他的自殺，在表面上是要表示：我忠于傳統(tǒng)美德，寧可犧牲自己保全道德上的高尚。與此同時，他又清楚地對子女表達：你們年輕人贊成共和國，那很好！但更重要的是，你們要實踐自己的理想，不要光說不做。
梁濟結束自己的一生，是影響梁漱溟一生事業(yè)的關鍵。梁漱溟畢生主要致力于解決兩種問題：中國的問題和人生的問題。
(責任編輯：陳冬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