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

蔡元培聘請自學成才的梁漱溟進入北大時，沒有個人成見；到晚年他對梁漱溟那一套似是而非的文化“懸談”，旗幟鮮明地否定。蔡元培逝世后，梁漱溟回憶蔡元培之所以“引我到北大，且再三挽留我”時這樣描述他：“若胸懷意識太偏于實用，或有獨斷固執(zhí)脾氣的人，便不會如此了。這氣度為大學校長所必要的”

談中國現(xiàn)代歷史，人們常常從《新青年》和五四運動入手。但是，《新青年》和五四運動的最大盲區(qū)，就在于最能夠體現(xiàn)現(xiàn)代化的法律程序與制度文明的法學家的黯然缺席。

據(jù)托克維爾介紹，“當美國人民任其激情發(fā)作，陶醉于理想而忘形時，會感到法學家對他們施有一種無形的約束，使他們冷靜和安定下來。法學家秘而不宣地用他們的貴族習性去對抗民主的本能，用他們對古老事物的崇敬去對抗民主對新鮮事物的熱愛，用他們的謹慎觀點去對抗民主的好大喜功，用他們對規(guī)范的愛好去對抗民主對制度的輕視，用他們處事沉著的習慣去對抗民主的急躁。”然而，就中國來說，在法學家黯然缺席的情況下，五四運動中最具備法政精神的，反而是以弘揚中國傳統(tǒng)的佛教及儒教文化為己任的北大講師梁漱溟。

1919年5月18日，梁漱溟在《國民公報》發(fā)表《論學生事件》一文，其中寫道：“我的意思很平常，我愿意學生事件赴法庭辦理，愿意檢廳去提起公訴，審廳去審理判罪，學生去遵判服罪。檢廳如果因人多檢查的不清楚，不好辦理，我們盡可一一自首，就是情愿犧牲，因為如不如此，我們所失的更大。在道理上講，打傷人是現(xiàn)行犯，是無可諱的。縱然曹、章罪大惡極，在罪名未成立時，他仍有他的自由。我們縱然是愛國急公的行為，也不能侵犯他，加暴行于他?？v是國民公眾的舉動，也不能橫行，不管不顧。絕不能說我們所做的都對，就犯法也可以使得。”

梁漱溟的上述意見并沒有得到自以為愛國有理的青年學生的真誠響應，反而得到據(jù)說是來自《新潮》社的匿名警告。更加可悲的是，就連梁漱溟自己，最終也沒有能夠在現(xiàn)代法政文明的道路上再接再厲、循序漸進，反而背道而馳地走上了傳統(tǒng)孔門儒教政教合一的以德治人和以德治國的回頭路。

1935年1月，上海方面的薩孟武、何炳松、王新命、章益、陶希圣等十位教授，在聯(lián)名發(fā)表的《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宣言》中公開表示：在文化的領域中，我們看不見現(xiàn)在的中國了，有的只是古人的骷髏或者洋人的天堂，兩者都不能拯救中國。“要使中國能在文化的領域中抬頭，要使中國的政治、社會和思想都具有中國的特征，必須從事于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曾經(jīng)在北京大學校長任上破格錄用過梁漱溟的蔡元培，在寫給何炳松的公開信中，旗幟鮮明地把前北大講師梁漱溟推出來充當反面教材：“現(xiàn)在最要緊的工作，就是擇怎樣是善，怎樣是人類公認為善，沒有中國與非中國的分別的。怎樣是中國人認為善，而非中國人或認為不善；怎樣是非中國人認為善，而中國卻認為不善的。把這些對象分別列舉出來，乃比較研究何者應取，何者應舍。把應取的成分，系統(tǒng)地編制起來，然后可以作一文化建設的方案，然后可以指出中國的特征尚剩幾許。若并無此等方案，而憑空辯論，勢必如張之洞‘中體西用’的標語，梁漱溟‘東西文化’的懸談，贊成、反對，都是一些空話了。”

這里所說的梁漱溟關于“東西文化”的“懸談”，指的是他當年在北京大學極力維護傳統(tǒng)儒教文化的相關言論。這些言論被錄入《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一書，1922年由商務印書館出版。1935年的梁漱溟，在山東省主席韓復榘支持下主持經(jīng)營鄒平等地以德治人、政教合一的鄉(xiāng)村建設研究院。用他自己的話說：“鄉(xiāng)學、村學為政教合一組織，它以全體鄉(xiāng)民或村民為對象，培養(yǎng)農(nóng)民的團體生活習慣與組織能力，普及文化，移風易俗，并借團體組織引進科學技術，以提高生產(chǎn)，發(fā)展農(nóng)村經(jīng)濟，從根本上建設國家。此項試驗在進行七年之后，終因1937年日寇入侵而被迫停止。”

抗日戰(zhàn)爭爆發(fā)后，梁漱溟在鄒平地區(qū)以自衛(wèi)名義組織起來的民間武裝，一部分被韓復榘帶走，一部分投降日本侵略軍充當了漢奸。當?shù)厝罕妼Υ撕拗牍?，不少鄉(xiāng)干部被群眾所殺。這一殘酷事實再一次證明中國傳統(tǒng)孔門儒教政教合一的以德治人與以德治國的徹底破產(chǎn)。

1940年3月5日，蔡元培在香港逝世。梁漱溟當時寫過一篇文章，“大意申論中國近二三十年之新機運，蔡先生實開之”。在寫于晚年的《“五四”運動前后的北京大學》中，梁漱溟以對話的方式回憶了自己在北大任教的歷史現(xiàn)場，說蔡元培之所以“引我到北大，且再三挽留我”，是因為“蔡先生具有多方面的愛好，極廣博的興趣之故……若胸懷意識太偏于實用，或有獨斷固執(zhí)脾氣的人，便不會如此了。這氣度為大學校長所必要的；老實說，這于一個為政于國的人有時亦同屬必要吧！”

而在事實上，即使蔡元培在聘請自學成才的梁漱溟進入北大時，確實沒有個人成見；到了晚年，他對于梁漱溟那一套似是而非的文化“懸談”，卻是旗幟鮮明地持否定態(tài)度的。晚年梁漱溟不僅不肯承認這一點，反而通過對于北大老校長蔡元培的神圣美化，徹底迷失在了對于自己心目中“應乎其時代需要的革命家”蔡元培的道德崇拜之中。

梁漱溟一生中一次又一次的路徑迷失充分證明，在已經(jīng)全球化的信息時代里，沒有對于歐美國家現(xiàn)代化的法律程序與制度文明的認真學習和虛心借鑒，是不足以研究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