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可立病逝于睢州，董其昌以悲壯的心情寫下了《節(jié)寰袁公行狀》四冊：“嗚呼哀哉！念其昌與公同舉于蘭陽陸宗伯（陸樹聲）先生之門……雖天涯契闊，合并恒難。要以風(fēng)義交情，皎如白日，知公者宜莫如昌。”董其昌為明朝著名史官，且與袁可立同時代，狀文內(nèi)容十分詳實(shí)可考，能補(bǔ)清人修撰《明史》的偏見和不足，為明清史研究者十分珍貴的資料。

　　袁可立與董其昌在仕途上同樣坎坷多艱，幾起幾落，休戚共生。明萬歷中都遭貶回籍，又都是泰昌皇帝同時啟用的舊臣賢能。在魏忠賢橫行的天啟末年，兩人都受到閹黨的排擠和迫害，董其昌是“深自引遠(yuǎn)，請告歸”（《明史》），袁可立是“珰以可立有意遠(yuǎn)已，于是加尚書銜致仕”（《睢州志》）。兩人一個成為曠世書畫大家，一個成為一代廉吏和歷史名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