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簡介：安·列多夫斯基，在前蘇聯(lián)外交系統(tǒng)任職多年，曾擔任過蘇聯(lián)駐華大使館秘書，蘇聯(lián)駐沈陽領事館領事，蘇聯(lián)外交部遠東系主任，蘇聯(lián)緬甸問題全權代表，蘇聯(lián)對外友好和文化聯(lián)絡協(xié)會副主席等職務。

　　譯者簡介：李玉貞，筆名苜蘿，穆蘿，蘇黎，山東青島人，1937年生。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中蘇關系、共產國際與中國關系問題專家。1959年畢業(yè)于北京外國語學院俄羅斯語言文學系。1977年來近代史研究所。1990年評為譯審。為孫中山基金會《孫中山全集》編委、中國國際交流出版社特約顧問編委。專業(yè)研究方向為共產國際與中國關系，及中蘇關系。

　　雜志簡介：《黨的文獻》雜志由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和中央檔案館共同主辦，前身是中央文獻研究室內部刊物《文獻和研究》和中央檔案館內部刊物《中央檔案館叢刊》，1988 年創(chuàng)刊，雙月刊。由鄧小平題寫刊名?！饵h的文獻》是唯一一家經中共中央批準的公布中國共產黨、中華人民共和國及其領導人重要文獻的期刊，以公布重要歷史文獻檔案，發(fā)表重要文獻解讀、領袖人物生平思想研究、黨和國家重大決策和重大事件專題研究、親歷者訪談錄、當代理論研究、黨史隨筆文章為主要內容。

　　正文

　　本文上半部已經說過，米高揚中國之行的筆記中，談及的只是他所掌握材料的一部分，即米高揚在與中共領導人就中共對內外政策、蘇中關系方面等一系列問題進行的廣泛會談中，與莫斯科方面往來的電報。文章扼要地講到一些討論過的問題，很不完整，有一些問題根本就未提及，下面發(fā)表的是米高揚與聯(lián)共（布）領導人往來電文的摘要或全文，按其與中共領導人討論過的基本問題加以分類整理。

　　這些資料表明，在米高揚的筆記和不久前發(fā)表的C·T·齊赫文斯基院士的文章中，極為詳細地闡述了1949年1月初，斯大林和毛澤東就蘇中對南京政府在1949年1月8日至9日，請各大國首腦居間談判中國停止內戰(zhàn)一事的態(tài)度。米高揚掌握的往來函電，可以補充說明此事的許多閃光點。

　　美、英、法幾國政府和外交代表，為了防止國民黨制度的垮臺，非常希望停戰(zhàn)，姑且不論其它，單說國民黨制度一垮臺，就必會使蘇聯(lián)在中國的影響劇增，所以他們接到南京政府的請求后，立即就開始緊鑼密鼓地試探蘇方的立場。他們的出發(fā)點是，只有四個大國對此問題協(xié)調一致，這次行動才會富有成果，當時，我在蘇聯(lián)駐南京使館任一等秘書，所以清楚地知道，我們的大使羅申，直到1月下旬也未接到莫斯科方面對此問題的指令，現(xiàn)在才真相大白，原來，斯大林和毛澤東是在通過信函相互協(xié)調看法，致使指令延誤發(fā)出，在這種情況下，羅申以健康狀況不佳為借口，回避了1949年1月8日與中國外交部部長的會晤，美國外交部長本打算在會晤中向他及三國大使面交南京政府的正式請求，后來羅申又以同一借口回避了美國大使司徒雷登倡議的同這幾位大使的會商。

　　從莫斯科與西柏坡之間就這一問題往來函電的資料中看出，蘇聯(lián)和中共就南京政府的請求一事，于1949年1月14日最終互換電文取得一致態(tài)度。根據(jù)商定的情況，蘇聯(lián)外交部長于1949年1月17日，向中國政府駐蘇大使轉達了蘇聯(lián)方面的回答。

　　然而，西方大國捷足先登，趕在莫斯科之前答復了南京方面。1949年1月13日，司徒雷登受國務院的委托，向南京政府轉交了美國政府的正式答復，其中特別提到："在目前形勢下，試圖扮演調解人的角色，不會取得任何有意義的成果",后來發(fā)表的外交通信，其中收錄有司徒雷登從中國拍發(fā)給國務院的電報，它發(fā)明司徒雷登確信蘇聯(lián)方面不會同意參與調停。

　　無論是莫斯科，還是我們駐南京的大使館，對美國如此迅速、消極的反應，都感到非常驚異。因為有許多重要的理由說明，南京政府關于調停的建議，是得到美國政府代表們認可的，故而莫斯科方面產生了疑惑。這似乎由于有人泄露了斯大林與毛澤東之間的函電而造成的，在2月3日的會談中，米高揚向毛澤東談到這件事，當時在座的還有周恩來、劉少奇、朱德和任弼時，他記及舊事時說，當時，斯大林在1月10日的電報中，就針對南京政府的請求說，對莫斯科同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交換意見之事，必須嚴格保密。

　　米高揚對毛澤東及他的同事說："我們知道，英國、美國、法國同意在國共之間調停，后來，這些大國不知如何探悉蘇中反對外國調停，他們不愿丟面子，就改變了態(tài)度，拒絕出面調停，因此必須認真抓好保密工作，并注意中共周圍的人中，是否有不可靠會把情況傳到美國那里。"米高揚將此次會談電告莫斯科："毛澤東全然否認這種可能，他說，因為這些重大的問題，特別是與莫斯科的往來信函，一般只有在場的中央委員會成員、一位翻譯師暫及杰列賓同志知曉。

　　上述諸人都十分可靠，他相信他們，說到已發(fā)生的事情，他宣稱，英美人士早在得知我們的態(tài)度之前，就公開報道說，蘇中將反對調停，我答道-米高揚強調：這在當時僅僅是他們的推測，然而，西方大國是在得到有關我們態(tài)度的確切消息后，才急于拒絕進行調停的。毛澤東反復說，不排除（原文如此，根據(jù)上下文的意思，應是"不存在"）中共人士泄密的可能性。"

　　米高揚與周恩來和朱德會談時，討論過蘇聯(lián)政府對蔣介石政府的態(tài)度問題。2月1日，鑒于蘇聯(lián)大使移駐廣州，周恩來請求說明這次行動的理由。順便交代一句，在1949年1月18日，中國外交部通知各國大使館和外國公使館，1月21日中國政府將從南京遷移廣州，并建議他們同樣前往。各國外交代表機構的使節(jié)中，只有蘇聯(lián)大使遵從了這一建議。蘇聯(lián)使館的主要工作人員隨大使一起前往廣州，外交部的小部分工作人員和蘇聯(lián)一些其他的機構，一直駐留南京，直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現(xiàn)發(fā)表該文的作者，就是外交部駐留人員之一。其他國家的外交機構和他們的大使，得到本國政府的指示留駐南京，繼續(xù)執(zhí)行例行的公務。由司徒雷登任大使的美國使館，工作人員為數(shù)眾多，機構最為龐大。他本人一直到1949年8月才離開南京。考慮到外交使團在南京的活動，特別是美國外交人員-國民黨政府的最主要盟友的活動，雖然莫斯科對中共方面的傾向性到就盡人皆知，但蘇聯(lián)大使率使館的大部分工作人員前往廣州，看起來像是莫斯科方面對蔣介石政府的一種極為關切的表示。外國外交官們和中國地方當局亟欲摸清此舉的用意，他們產生了各種各樣的猜想和推測。我們蘇聯(lián)外交官對這些問題的回答是，按公認的國際慣例，一個外國使館應設在派駐國政府所在地，我們明白，這一回答聽起來很難令人信服，但我們應依照莫斯科的指示行事。

　　大概，米高揚也是這樣答復周恩來的。他在給斯大林的電報中，談及與周恩來就此問題的談話時寫道："我解釋說，這是理所當然的，因為目前中國只有一個我國派駐使節(jié)的政府。這位使節(jié)把使館的一部分留在南京，而本人與中國政府一起遷往廣州，是再正常不過的事了，其實，這不僅不會損害我們共同的事業(yè)，相反會有助于這項事業(yè)的發(fā)展。" (責任編輯：陳冬梅)